每代人都會經歷一個標誌性的神學挑戰：某條教義因時局和文化壓力而被推到公眾視野的中心。比如 25 年前，「9·11」恐怖襲擊迫使人們思考聖經中三一上帝的本性與屬性，並將其與安拉對照。當今社會關於色情、墮胎、同性婚姻、跨性別主義、人工生殖、醫療協助自殺等道德議題層出不窮。面對這些挑戰，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對「上帝形像」教義的闡明與辯護。
卡爾·楚曼（Carl Trueman）是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聖經與神學研究教授。多年來，他針對神學人論相關的文化挑戰不斷著述，讓出版社和讀者都應接不暇。2020 年，楚曼的《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讓許多人首次接觸到表現型個人主義這個概念。這是一種關於『人是什麼』的觀念，由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逐步發展而來。隨後，他將該書內容精簡改寫爲《陌生新世界》（Strange New World），又在《改變所有世界》（To Change All Worlds）中專門處理了批判理論與身份政治。
楚曼的最新著作《人之瀆：拒絕上帝如何貶損我們的人性》（The Desecration of Man: How the Rejection of God Degrades Our Humanity），向更廣泛的讀者群說明：有神論和神學人論對社會倫理何等重要。要理解我們身處的文化，這是一本不可忽視的著作。
《人之瀆：拒絕上帝如何貶損我們的人性》
卡爾·楚曼（Carl R. Trueman）著
在《人之瀆》一書中，卡爾·楚曼寫道：現代人的意義危機，根源在於拒絕了一個簡單事實：人按神的形像被造。
一旦脫離了這個保障人類尊嚴的基本道德事實，我們便通過墮胎、色情、濫交、性別轉換等種種方式，粗暴地踐踏自己的身心；而在這踐踏之中，我們所褻瀆的，其實是上帝自己。其後果，無論是實際層面還是屬靈層面，都是毀滅性的。
哨兵出版社（Sentinel），256 頁。
全書的緣起來自楚曼在 Triggernometry 播客上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人若不信神，有可能建立一個有道德的社會嗎？」（2 頁）放在前幾代人，無神論主持人拋出這個問題，多半是想給嘉賓「下套」；但按楚曼的講述，這一次的提問是真誠的，而《人之瀆》就是楚曼真誠的回答。一言以蔽之：不可能。
西方道德奠基於這樣一種人觀：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楚曼解釋道：
人之所以是其所是，乃因上帝把他造成這樣。他所擁有的一切重要性、一切意義、一切價值，都源自那神聖的創造之舉。而這創造之舉，又以上帝作爲神聖創造者的真實存在爲前提……人論與神學密不可分。（6 頁）
他接著說道：
就道德角度而言，神創造了人類，祂賦予人類一整套既定的依存關係與義務、限度與目的。我們有理性、需要依靠他人、有終極目標的有限存在。而我們將這些特質加以規範化的方式，就是那些界定「何以爲人」的道德準則。（12 頁）
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接受這一定義尤爲重要。
人論問題並非 21 世紀才有的難題，它在早期現代就出現了。在尼采的瘋子寓言裡，一個先知式的人物來到現代城市的廣場上，向滿廣場的無神論者宣告：你們殺死了上帝。結果是，人將不得不讓自己成爲神。
尼采筆下的先知遭人譏笑，原因有二。其一，雖然人論和道德之花已被斬斷了有神論的根，花朵卻尚未開始枯萎。其二，當時某些技術尚不存在，這意味著人們既沒有相應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也沒有實際能力，去甩掉基督教人論和道德的某些部分。而此後，技術改變了我們與時間、與自然、與自己身體的關係，從而大大擴展了我們想「成爲神」的能力（36 頁）。
楚曼在書中論證墮胎、避孕和色情褻瀆了性，因而也褻瀆了人性，這不會讓多少讀者感到意外。然而，當他著手評估其他技術，比如輔助生殖技術和代孕時，恐怕連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也會坐立不安。
例如，楚曼寫道：
試管嬰兒技術（IVF）把受孕與兩性結合剝離開來，從而強化了性革命的邏輯……如果說避孕、墮胎合法化和抗生素讓我們得以把性視爲消遣，而非一件附帶義務、因而要求委身的事，那麼試管嬰兒技術就進一步加深了性與生育之間想像上的斷裂。男女的性結合不再是必需的，它淪爲了製造孩子的諸多選項之一。（123 頁）
楚曼在討論試管嬰兒和代孕時態度謹慎。他承認，生兒育女是人之天然渴望，不孕帶來的痛苦也常常將人推向這些技術。但他也坦率指出：那些一邊使用試管嬰兒技術、一邊在員工福利中提供代孕補貼的右翼科技新貴，在道德上並非無可指摘。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忠心的福音派倫理學家，在珍視神學人論的同時，主張有條件接納生殖技術。雖然我贊同楚曼對試管嬰兒技術的最終立場，但他爲了鋪陳更宏大的文化論述，倫理分析的某些環節確實被簡化了。
試管嬰兒只是楚曼所舉諸例之一，但它意義特殊。因爲保守派神學家斥責那些高調宣揚墮胎經歷的女權主義者時往往毫不留情，卻很少停下來想一想：那些在意識形態上與自己更近的人，身上同樣有反人性的傾向。一個真正合乎聖經的整全世界觀，對左翼和右翼的潮流都會提出批判。
討論社會與技術的暢銷書，比如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焦慮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和克里斯汀·羅森（Christine Rosen）《經驗的消亡》（The Extinction of Experience），一般不太關心某項技術究竟從何而來。他們關注的是技術帶來的危害，以及機構領袖和父母該如何應對。然而，追問這些技術的源頭總是有益的，這樣我們才能趕在其產生影響之前有所預備。
楚曼梳理了這部驅動「人之瀆」的觀念史。他指出，在現代性的較早階段，「相信存在人性這樣一種東西」的信念，使社會「不至於淪爲純粹的主觀主義」（52 頁）。技術改變我們對人性的認知，但我們對人性的認知也反過來塑造我們所開發的技術。我們所經歷的變遷，並非一條單向的直線，而是一種螺旋——技術改變觀念，觀念反過來催生新技術，循環往復。這也就意味著，更合乎人性的觀念仍有復興的盼望。
薛華（Francis Schaeffer）在《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中憂心忡忡地指出：宗教領袖在應對觀念的文化流動上總是慢了一步。觀念通常發端於學院哲學，繼而進入藝術和音樂，進而塑造大眾文化。薛華觀察到，正因爲基督教領袖沒有留意上游的問題，普通基督徒在教會尚未建立相應神學框架之前，就已經遭遇了那些頗具說服力的觀念。
在很大程度上，楚曼所做的正是薛華開出的藥方：趁著那些塑造文化的觀念尚未根深蒂固，就與之角力。
不過，楚曼與薛華的進路並不相同。楚曼說，這「不是一本基督教護教學著作」。這本書由哨兵出版社，而非福音派出版社出版（哨兵出版社是企鵝蘭登書屋旗下的保守派大眾出版社——譯註）。它指出，人需要「擁抱基督信仰，連同它的教義、敬拜實踐、倫理」，但它並沒有提供一張通往那裡的路線圖（ xix–xx 頁）。這是一本從教會之外指向教會的書。
相較之下，薛華主要是寫給教會的，所以福音的具體內容很清晰。但願楚曼縝密的論證，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探究他所指向的真理。
楚曼的書名呼應了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兩本書處理的都是同一類問題：不易察覺的文化潮流如何暗中瓦解合乎聖經的人觀。正如路易斯的這部經典，《人之瀆》也將幫助教會領袖看清那些正在塑造我們文化的哲學暗流。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arl Trueman’s Answer to the Modern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