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否擁有一種被稱爲良知的內在道德羅盤，提醒我們分辨對錯？還是說，我們的道德傾向充其量不過是個人的偏好而已？個人道德責任這一觀念並非基督教所獨有，世界各大主流宗教對此都有各自的闡釋。印度教徒與佛教徒相信業力，認爲各人自擔其果，他人不可代受。對他們來說，歸信基督教的一大障礙恰恰在於他們難以相信別人可以替自己承擔行爲後果。穆斯林相信所有人必須按照神的律法正確地敬拜神。這與下述信念一脈相承：人皆擁有一種真實（即便尚不完美）的內在道德指引，它雖受制於人類所處的現實境遇，但其核心卻是由造物主親手植入（參見 詩 19:1–6；羅 1:18–20，羅 1:2:12–16；啓 14:6–7）。約翰·加爾文便將良知視爲「神性感知」（sensus divinitatis）的體現，即人類對神之存在與主權的與生俱來的認知（見《基督教要義》，1.3.1）。
然而，這種個人道德指南之所以能成立，取決於是否存在一個客觀外在的現實，即一個個人的良知真實（儘管不完美）地與之呼應的現實。客觀的對錯取決於客觀的現實。如果那種外在現實不存在，良知也就無從談起，因爲道德主張將淪爲純粹的私人偏好。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 1974 年發表的文章《不靠謊言而活》（Live Not By Lies——不是羅德·德雷爾[Rod Dreher]2020 年那本同名著作！），呼籲蘇聯極權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俄羅斯人民，要鼓起勇氣。在索爾仁尼琴看來，蘇聯的本質特徵在於「虛妄」（vranyo）：即蓄意的欺瞞與對現實的扭曲。
他所呼召同胞們表達的勇氣，並不是革命的勇氣。他和他的同胞已經見識過那些惡果，就是：
那些自命不凡的青年，試圖通過恐怖、血腥的暴動和內戰，來（號稱）讓國家走向公義與安康。
革命沒有帶來和平、公義、繁榮，反而製造了貧困、監控、審查、絕望：「卑鄙的手段導致了卑鄙的結果。"索爾仁尼琴也不是鼓勵人民走上街頭公開抗議，因爲蘇聯共產主義早已係統性地摧毀了所有支撐自由民主的制度和機構——獨立媒體、抗議遊行、自由公正的選舉。
索爾仁尼琴呼籲人們重新喚醒自身對真僞是非的良知信念，並且——這是關鍵所在——要有勇氣在公共生活中將這些信念付諸行動，拒絕參與任何違背他們所知之真實現實的言行。「不靠謊言而活」有兩層含義：不讓你的生命被謊言所定義；以及由此引申出不以參與謊言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生命。
索爾仁尼琴相信，拒絕附和那些明知不真實的東西，這種沉默的抵制對自己和社會都有積極影響。就個人而言，這意味著活出「精神的獨立」，而不是「精神的奴性」。他所指的精神，不是超自然或宗教層面的東西，而是人內在的剛毅。這假設了一個人擁有——並且認識到自己擁有——充分認識現實、從而分辨真假的能力；一種與外在現實的主觀聯繫，這種聯繫具有足夠的獨立性，使個人能夠識別出人類權威何時是錯的。索爾仁尼琴心中所想的是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政府，但這一原則也適用於其他人類權威，包括家庭、族群或宗教領袖。索爾仁尼琴知道，勇氣和懦弱都有塑造人的作用。習慣會隨著時間自我強化，所以人會被「造就」——即被塑造——「偏向真理或偏向謊言。」
這些關於現實之存在與本質的內在信念，以及在公共生活中踐行這些信念的勇氣，正是人們所說的良知。這與單純的個人偏好不同。雖然這些內在信念必然是私密和主觀的，但它們被視爲與外在的、共享的、客觀的現實有著真實的連接。因此，它們是對公共真理的（可能不完美的）感知。只要它們是真實的，它們就不只是對我個人而言是真的，而是對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的。
索爾仁尼琴期盼，基於良知的真理所具有的公共屬性，能夠揭露維護蘇聯共產主義系統性謊言所必需的暴力，並藉由這種揭示，瓦解整個體制：
因爲暴力除了謊言無以遮羞，而謊言唯有依靠暴力方能苟存……當人們摒棄謊言，謊言便不復存在。
因此，維持這種系統性謊言所需的暴力也就不再必要了。
在二十一世紀的西方，良知受到的威脅並不那麼顯而易見。我們可能像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所說的那樣「娛樂至死」，任由我們所享有的財富、舒適與安全感鈍化良知，使我們不再追求真理與正義，只顧享受生活。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退縮到部落化的迴音室裡，在嘲諷異見者的過程中不斷強化自己的成見。無論是感官享樂還是部落化的紛爭，與追求真理相比，它們都更多地是讓我們停留在對舒適與安全的尋求之中。凡此種種，不過是「靠謊言過日子」的不同變體罷了。
因此，抵禦這些威脅的方法，與抵禦極權國家謊言的方法類似。我們必須再次直面自己的良知，面對那不容否認的認知：無論我們個人感受如何，有些事物本身就是真實的，因而具備普世的真理性。如果它們對每個人都是真的，那麼出於愛的至善之舉就是有勇氣去尋求它們、按它們而活，並呼召所有人都同樣行，尤其是在堅持真理需要付代價的時候。
近來，社會評論界察覺到西方文化中出現了一股「氛圍轉向」（vibe shift）[1]，開始反思並抵制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與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所倡導的激進無神論，以及與這種無神論相關的「強硬世俗主義」。這種世俗主義視超自然信仰爲無稽之談，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滿足於這種世界觀的「內在框架」（immanent frame）。人們對超越性事物產生了新的興趣，就是那些深邃、寬廣、恆久、不僅能引導個人、也能引導家庭、社會、甚至整個文明的現實。不靠謊言而活，這個願景鼓舞人心。
有良知、道德正直的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確實存在，儘管他們的道德缺乏超驗的根基，使其在哲學上顯得單薄，因此不可靠、不穩定。例如，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捍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賦予我們的價值觀而聞名」，儘管他的倫理觀更像斯多亞主義而非宗教信仰。他正確地認識到，幾千年來，不同的宗教如何在超越性的框架中塑造了個人的良知。宗教在最終的宇宙權柄，即神自己面前提供了一種個人責任感，這種責任感足以將個人錨定在社群之中。基於宗教的道德塑造家庭、社會、國家、民族，甚至整個文明。
這種非基督教的良知型道德既是一種益處，也是一種障礙。益處是神的普遍恩典提供了實質性（儘管總是不完美的）世俗和平與和諧。世界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獄。但這種益處往往會（通常？幾乎總是？）阻礙人們感知到自己對基督的需要。[2] 單靠良知不會引導任何人歸向基督。
有良知的道德對這世界來說是好的，但在那位令眾天使肅然高呼「聖哉」的「烈火」面前，卻永遠不夠好。唯有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來 9:14）
悔改與信心的呼召，是向著被福音光照過的良知發出的。真正的悔改源於內心深處的認知：我在全能的創造主和審判者神面前不義；我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彌補這個過犯；唯有基督成就了一切，使我與神和好。
不靠謊言而活，需要對真理有足夠的信心去踐行它。聖經的福音爲我們的永恆歸宿提供了確據。絕對的確定對凡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爲絕對確定所需的全知唯獨屬於神。但神已經提供了足夠的信息，使我們可以確信聖經中的基督是真實的。新約不是建立在神話之上，而是建立在目擊者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見證之上（路 1:1-4；約 20:30-31；彼後 1:16-21；約壹 1:1-4）。
福音所要求的悔改包含著理性層面的反思。我們可以宣講、論證、教導悔改的道理，但絕不能把它降格爲僅僅在頭腦裡接受一堆宗教教條。有良知的悔改會觸動人的情感，也常常會以情感的方式表達出來，但僅靠情緒主義是無法產生真實的悔改。有良知的悔改正體現了「真摯」一詞最深的含義：它是整個人對「耶穌裡的真理」（弗 4:21）所做出的真切回應。
從根本而言，道德傾向不是個人偏好或文化時尚的表達。它們是神所賜予、揮之不去的對公義和正義的渴望。索爾仁尼琴呼召他的同胞在蘇聯共產主義下鼓起勇氣行使他們的良知。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也需要呼召人們從世俗享樂和迴音室的安全感中走出來，在這世上過有道德責任感的生活。我們需要呼召他們勇敢地謙卑下來，認識到自己對基督的需要，不靠那與神分離的謊言而活，也不靠那以爲自己的宗教虔誠能讓神滿意的謊言而活。我們要活在基督裡，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1] 肖恩·莫納漢（Sean Monahan）可能是在一篇Substack文章中首次使用了這個詞。他指的並非某種特定的宗教轉向，而是人們興趣和期望的動態與方向發生了變化。最能描述這種轉變之宗教維度的兩本書是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的《奇異儀式》（Strange Rites）和賈斯汀·布萊爾利（Justin Brierley）的《令人驚訝的信仰重生》（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及其同名播客。英國聖經公會（UK Bible Society）記錄了英國所謂的「靜悄悄的復興」（quiet revival），儘管今年早些時候他們也承認，早先報告中的基礎數據存在缺陷。另見德里克·里什馬維（Derek Rishmawy）去年年底的文章。
[2] 事實上，基督白白賜下的赦免往往會刺痛那些在宗教與道德上自矜自恃的人，因爲這剝奪了他們憑藉自身道德與虔誠所積累的「功德」。以耶穌對待那位名聲狼藉的「有罪婦人」爲例，她流淚膏抹耶穌的腳，令人驚異的是，耶穌赦免了她的罪，卻並未預先要求她通過某種苦修或補贖來改過自新（參見 路 7:36–50）。也正因如此，保羅在第五章描繪了恩典的榮光之後，緊接著寫下《羅馬書》第六章，來反駁那種「白白的赦免會鼓勵人犯罪」的質疑。
原文刊載於澳大利亞福音聯盟英文網站：Live Not by Lies: Individual Conscience and Objective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