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霍夫史密斯(Kyle Hoffsmith)參加的青年團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有成效的青年團契了。他和兩個兄弟上大學後，儘管父母都不是全職傳道人，但兄弟三人都想成爲牧師或宣教士。
然而，他們三人沒有一個想成爲青年牧師。
「在上大學時，我聽過提摩太·凱勒建議大家去一家小教會，長期牧養那裡的弟兄姊妹，這也正是他當年所做的，」霍夫史密斯說，「多講道，全面投入，然後看神怎樣帶領——或留下或離開。所以我當時也希望走那條路。」
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理由。另一個原因是，做青年牧師比過去更加困難了。眾所周知，Z世代更憂鬱，社交焦慮更重，時間表也排得更滿。九十年代那種以遊戲、披薩和通宵聚會爲主的青少年事工，如今已不像當年那樣有吸引力，再靠那套做法也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這在注重扎實研經的改革宗圈子裡尤爲明顯。一些人還認爲，青少年事工最好還是留給父母來做。
這些變化導致青年牧師供不應求，也就不足爲奇了。在TGC職位公告板發佈的 230 個空缺職位中，有 46 個涉及初中或高中事工，數量僅次於副牧師。
「我每週至少會收到一條來自尋求青年牧師的短信，」TGC運營副總裁扎克·科克倫（Zach Cochran）說。他在過去 26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與青少年和青年牧師打交道。「這類需求源源不斷。」
「願意做青年牧師的人，遠遠跟不上教會的需求，」浸信會中西部神學院司布真學院（Spurgeon College at 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薩姆·比裡格（Sam Bierig）表示。「我經常接到教會找青年牧師的電話和短信，但學生們並不會主動來找我想申請青少年事工的職位。」
霍夫史密斯在請大家爲他的工作機會代禱時，明確表示自己對青年事工不感興趣。大多數神學生都像他一樣。
「當然，神爲我開了門，讓我在一間教會做青少年事工實習生，」他說。「後來，那份工作變成了一份全職青年牧師的職位。」
如今，霍夫史密斯服侍青少年已有十三年，這期間，他有過很多頭銜。他的許多朋友都從青年牧師轉成了主任牧師、執行牧師、植堂牧師。新冠疫情期間，他也想過放棄。
「後來我做了一個明確的決定，」他說。「我決定傾盡全力投入到青年事工中，就像我做的是主任牧師的服侍。」
如今，霍夫史密斯花大量時間研讀聖經、預備週間課程，與家長們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參加週間聚會和他開設的查經班的青少年越來越多。幾年前，他問高中生們是否願意一起讀J. I. 巴刻（J. I. Packer）的《簡明神學》（Concise Theology），結果有 42 人報名。
「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六年，」他說。「我們正在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果效。」
「現代青年事工最初是一種傳福音的工具，而不是門訓工具，」科克倫說。
他提到了吉姆·雷伯恩（Jim Rayburn）的「青年生命」（Young Life）和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青年歸主」（Youth for Christ）。兩者都始於 1940 年代，它們的方式不同，前者是家中的小組聚會，後者是體育場裡的大型集會，但目標一致：拯救靈魂。這兩個事工都頗受歡迎，吸引了成千上萬人，並迅速擴展到全球各地。
到了七十年代，教會看到了這一成功，開始聘請自己的青少年事工負責人來複製這些策略，幫助向年輕人傳福音。有時這些負責人是參加過青年歸主或青年生命的同工。一段時間後，他們開始融入慕道友導向運動中一些引人入勝、以活動爲主的策略。
時機恰到好處。
「從 1990 年到 2010 年，你只要打個響指，就召集到一百名學生，」科克倫說。這些早已受到教會環境薰陶的青少年，往往在同一所學校上學，他們會開車，還有打暑期工掙來的零用錢，渴望走出家門聚在一起。當時的青少年體育活動還沒有膨脹到吞噬所有晚上和週末的地步。而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信仰基督教的美國，父母們也很高興看到自己的孩子與基督徒朋友玩在一起。
「那時的青年事工就像一個酷炫又有趣的教會，」亞當·格里芬 (Adam Griffin) 說，他在成爲達拉斯東城社區教會 (Eastside Community Church in Dallas) 的主任牧師之前，曾擔任過青年牧師、公立高中教師、青年生命的領袖。「教會就是這樣宣傳的：『青年團契是你一週中最精彩的時刻！』『夏令營是你一生中最棒的一週！』」
照著這種說法，青年牧師看起來就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有人付你薪水，你的工作就是去做各種有趣的事：吃垃圾食品、玩搞笑遊戲，和酷酷的青少年待在一起。
但有一個問題：「那時的文化慢慢地開始仇視跟隨耶穌的人了，而我們並沒有幫助孩子們做好逆流而上的準備，」格里芬說。在過去二十五年裡，隨著基督教變得不那麼有趣、不那麼酷，四千萬美國人離開了教會、走向世俗化。許多在教會中長大的孩子也隨之離去。
改革宗領袖們察覺到這一問題，開始抵制許多慕道友導向的策略。他們將校園事工置於地方教會的權柄之下，強調父母門訓子女的責任，並注重解經式講道。他們鼓勵青年牧師長期留在崗位上，並開始製作相關資源來提供幫助。
在許多方面，青少年事工確實得到了改善。
「據我所知，大多數擁有強健學生事工的人，都是以神的話語爲中心、以福音爲中心的，」比裡格說。
海登·霍姆斯（Hayden Holmes）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寄居者教會J-Town堂點（Sojourn Church J-Town）的家庭與學生事工牧師。
「我在俄克拉荷馬州一間典型的南方浸信會長大，他們教導聖經，相信福音，」他說。「那間教會注重通過大型、充滿活力的活動來吸引人進門，向他們傳福音。門訓的重心就是邀請朋友來教會，向別人傳講耶穌。我喜歡那些活動，但在塑造性格的門訓或逐卷研讀聖經方面，做得並不算多。」
在亨德森山浸信會 (Henderson Hills Baptist Church) 實習期間，他接觸到了改革宗神學。
「我參加的第一個研討會是西緬（Simeon Trust）的講道工作坊，」他說。「那徹底震撼了我。離開時我想，我爲什麼不逐卷查考聖經，把經文本身所講的教導出來呢？」
他至今仍在這樣做，每年秋季查考聖經書卷，春季查考教義或神學主題（比如主禱文或使徒信經）。他並沒有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但每週三晚上仍有六七十個青少年前來聽他分享。
「孩子們很喜歡這種方式，他們渴望這樣的教導，」他說。「我們剛從夏令營回來，赫爾謝爾·約克博士（Dr. Hershael York）是我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時的教授，他是我們那周的營地講員。他已經六十多歲了，我一開始還有點擔心，孩子們會怎麼看他？「
整整一週，約克所宣講的信息「完全可以在某個主日在講台上宣講，」霍姆斯說。「他只是走上臺去，做他自己，以本真自然的態度傳講聖經。」
一週結束時，青少年們填寫了評估問卷。
「所有的人都說：約克博士太棒了，我們愛他，」霍姆斯說。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工作，或其他任何青年牧師的工作，比過去更輕鬆了。
「我以前主持過一個播客，做了上百場關於向青少年教導聖經的對話，」霍夫史密斯說。他現在主持著另一個播客（還寫了一本關於青少年事工的書）。「那麼多小時的對話中，最精彩的一句，是一位青年牧師在節目中說的：『教初中生聖經之所以難，是因爲教初中生聖經本來就難。』」
這話向來不假。但過去二十五年間，難度確實明顯增加了。
「因爲今天青少年的處境更難了，」霍夫史密斯說。
他說的難，不是指上戰場打仗、或者獨自帶一把斧頭去森林裡求生那種難。Z世代無疑是歷史上最富有、受教育程度最高、人身最安全、科技最先進的一代。
諷刺的是，這種富足反而讓他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他們深陷色情網站、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對心理健康問題也異常敏感。
另一個問題是，「孩子們不知道怎樣跟人面對面交流，」霍夫史密斯說。「他們可以一邊打遊戲一邊聊天打字，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行。」
他們連談戀愛也這樣，他說。他更難分辨出誰和誰是一對，因爲他們根本不在一起當面說話。
有社交焦慮的學生對青年團契來說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因爲團契聚攏來的孩子們平時並不在同一所學校上學。尤其在疫情之後，許多家長選擇了私立學校、共學小組或在家教育。
「現在每個孩子來參加青年團契時都是陌生人——除非他們從小就在這間教會一起長大，」科克倫說。「當前青少年事工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孩子們之間關係的活力。你需要去培育它。」
最好的方式是在教會內部培養，讓孩子們從在教會託兒所開始就每週見面。
但霍夫史密斯正在探索另一種方式。
「進學校有各種繁瑣的手續，」霍夫史密斯說。「所以我在高中附近找咖啡店，在上學前或放學後在那裡辦查經班。」
這些查經班規模不大。孩子們買好咖啡、聚齊之後，大約只有六分鐘時間用來講解一篇詩篇，然後爲學校禱告。但所結的果子已經足夠鼓勵他繼續堅持。有時是有朋友偶然加入，有時是旁邊聽到討論的成年人過來鼓勵幾句。有時則是在開車送他們去學校的三分鐘教會麵包車裡，他們聊出了很棒的對話。
「我們看到神應允了禱告，」霍夫史密斯說。「我們禱告過的一個孩子在青年團契中信主了。」
今年，他在公立學校附近辦了兩個查經班，一所技校附近辦了一個，還通過基督徒運動員團契（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thletes）在一所高中裡辦了一個。他也有學生在基督教學校帶領另一個查經班，他還計劃爲在家上學的孩子再開辦一個。
目前，參加查經班的孩子比參加週中聚會的還要多。因此他計劃明年把這些查經班安排在同一天，希望能以此爲跳板，吸引這些孩子參加每週一次的晚間聚會。
「目前來看，如果他們願意來參加學校的查經班，他們去參加週中聚會的可能性就會稍大一些，」他說。
「教養子女的方式已經變了，」格里芬說。「這不只是這一代人的經歷，也不只是科技的問題。我們父母那一代的文化觀念在代際之間來回擺動。」
與前幾代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傾向於帶孩子去做心理諮詢，更可能生活在再婚家庭中，也更重視與子女建立親密的情感關係。
「大多數父母會承認，他們把子女當成了偶像，或者至少把子女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偶像化了，」霍夫史密斯說。
「這樣做有不好的一面。因爲父母害怕對孩子說不好聽的話或者怕他們面對困難，對他們缺乏管教或門訓，」格里芬說。「好的一面是，父母和孩子之間有更安全的關係來談論困難的事。」
另一個好現象是，父母願意與青年牧師談論他們的孩子。
「父母總是問：『我們哪裡做錯了？』」霍姆斯說。「我會說，『你已經是今天第六位找我談這件事的家長了。你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荷爾蒙分泌旺盛，你們開始吵架。你們這種情況其實非常正常。』」
幾年前，霍夫史密斯決定抓住這個機會。
「我們開始了家長聯絡會，」他說。「就像家長會一樣，不過不是和老師，而是跟青少年事工團隊見面。」
霍夫史密斯在主持這些面談會時，首先會詢問家長他可以如何爲他們的孩子禱告。
「耶穌曾說：『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他說，「根據禱告事項，我就能了解家長和孩子的情況，並知道對話該朝哪個方向展開。」
霍夫史密斯和他的同工會做記錄，以便在下一次會面時回顧和跟進，就像醫生問診一樣。他們爭取每年跟進一次，但如果有突發情況，隨時可以安排年中會面。
「我可以告訴你幾十個故事，說明這些和家長的聯絡如何滲透到與孩子們的實際服侍中，」他說。「如果我在秋天與家長見面，他說『我覺得我的孩子有些掙扎』，那我就可以留意。之後如果發現孩子撒謊或在性取向方面有困惑，我已經心中有數了。我已經與家長建立了關係，他們信任我，現在我們就可以一起應對。」
就像規模較小的查經班一樣，一對一的面談非常耗費時間，遠比每年秋季召集所有成年人開一次大會、講解課程安排或短宣計劃要耗時得多。
但由於這對高中生家長幫助很大，霍夫史密斯便要求負責初中事工的同工也開始這樣做，隨後將其推廣到了兒童事工的所有階段。
「家長需要幫助，」他說，「他們才是最終對孩子負責的人。他們需要了解青年牧師在他們孩子身上看到了什麼，而青年牧師也需要了解家長看到了什麼。」
有時這些面談很艱難。但它們總是充滿收穫。
「如果有時候我開始懷疑事工的意義，我就會安排幾次這樣的家長面談，」霍夫史密斯說。「這給了我機會，跟家長聊一些他們通常不會聊的話題。我覺得我們正在觸及整個家庭，這讓我重新充滿動力。建立這一切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但這是最值得的。」
霍夫史密斯在青少年事工中的首要目標是教導學生聖經，第二個目標則是將他們與教會連結起來。他鼓勵孩子們與父母一同參加主日崇拜，與年長的聖徒一同唱詩，並尋找服侍的機會。
他發現，對孩子們要求越多，效果就越好。
「我覺得對教會感到厭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說。「如果我們只給孩子一些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那麼他們離開教會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我們提高要求，我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結果。」
2020 年，霍夫史密斯開始通過Zoom與青年團契的孩子們一起閱讀神學書籍。
「我邀請了那些願意真正讀書的孩子，」他說。這成了一種不同文化的種子，並且不斷生長。每年都有更多孩子報名。疫情之後，他開始與他們面對面聚會，隨後又把他們與教會中的年長者連結起來。
「每週他們自己讀書，然後在主日學和主日崇拜之間，與教會裡的一位成年人見面，」他說。「這些見面特意控制在 12 到 20 分鐘，不是在Panera餐廳進行一小時的討論，而是足夠用來討論閱讀內容，並讓孩子們有機會與父母以外的成年人交流。」
兩年前，他們用的是巴刻的《簡明神學》。去年，小組學習了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米切爾·蔡斯（Mitchell Chase）所著的《萬有的盼望：理解舊約的故事》（Hope for All the Earth: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接下來這一年，他佈置了伊恩·卡邁克爾（Ian Carmichael）和馬蒂·斯威尼（Marty Sweeney）合著的《終局在望》（The End in Mind）。
這種服侍並不適合每個青少年，也不適合每個成年人。但對於那些報名參與的人來說，這種做法一舉兩得：既建立了神學素養，又建立了代際連結。
「我爲這件事打基礎花了好幾年，」霍夫史密斯說。「但現在這種讀書團契已經有許多孩子，成批成批地參與其中。」
如今，一提到青年牧師，大家可能還會想到九十年代那些吞金魚、帶領孩子們玩地下教會遊戲（地下教會遊戲是 20 世紀 80 到 90 年代在美國基督教青年團契中極其流行的一種沉浸式大型真人互動遊戲，類似於結合了「捉迷藏」與「密室逃脫」的擬真遊戲——譯註）、通宵聚會的刻板印象。當霍姆斯的一個親戚得知他在做青少年事工時，脫口而出道：「這是不是說你要帶孩子們去棒球練習場？」
但這一角色也已自然地擴展到了家庭事工的範疇。過去八年間，霍夫史密斯從高中事工牧師逐步晉升爲學生事工牧師，再到家庭事工牧師。在TGC的職位公告欄上，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事工崗位被歸入更大的家庭事工、下一代事工或門訓事工的描述之中。
這種轉變爲青年牧師帶來了更多的責任、更高的薪酬、更長的任期。
「我真正開始看到果效是在第五年的時候，」霍夫史密斯說。「如果神呼召我去做別的，我會順服。但就目前而言，我已經深深融入教會生活、青少年的生活和家長的生活，現在我可以走得更遠、更快。」
他事工的成效本身就是支持長期留任的論據，儘管他會說他其實不會那麼死板。
「我不認爲把青少年事工看作一塊跳板有什麼問題，因爲與青少年一起工作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他說。
霍姆斯對此表示認同。
「做得好，青少年事工就是最好的訓練場，」他說。「很多時候，成年人會退回到他們初中時的樣子。他們表面可能多了一些僞裝，但當你剝開這些，觀察人們情緒上的反應時，你會想，噢，這個問題我去年在夏令營裡跟兩個七年級學生處理過。」
在這方面，初中生反而佔了優勢，他們比父母更具可塑性。
「我想趁水泥還沒幹的時候留下印記，」霍夫史密斯說。「我的目標是讓學生們現在就學會跟隨耶穌，學會那些能讓他們在未來七十年受益的習慣。我希望他們將來能教導自己的孫輩去跟隨耶穌。」
當教會打電話給比裡格尋找青年牧師時，他會提醒他們，這個職位很難找到人。他建議將這一角色重新定位爲副牧師的職責，並告訴教會從自己的會眾中尋找可以培養起來的人選。
如果這些都行不通，他建議他們在必要時借助家長志願者來維持事工項目的運轉。
「運動中的物體會保持運動狀態，」他說。
他表示，總體而言，今天的青少年事工比九十年代的黃金時期更加健康。「無論是牧師還是孩子，都不再對他們爲什麼來到這裡感到迷茫。如果學生們能把視線從手機上移開足夠久，並說一句『我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就能在這方面提供幫助。你有針對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就是爲什麼比裡格非常看好學生事工。
「我對這一點感到無比樂觀，」他說。「主依然在推進他的國度。我對學生事工的未來走向感到非常興奮。」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Case of the Missing Youth Pas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