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未來取決於能否找到一條「第三條道路」。在一週之內，有兩位歷史學家先後表達了這一觀點。他們既不是福音派基督徒，也不是美國人。兩位學者思考的框架也並沒有侷限於美國的兩黨政治格局。然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西方的前景指向一條超越文化二元對立的第三條道路。他們的分析比純粹的政治更深一層。實際上，他們觸及的是神話敘事（mythology）的維度：講述我們共同生活的故事，讓這些故事在道德與精神層面爲我們指引方向。真正爭奪我們認同感的是這些敘事。唯有去直面並梳理這些故事，第三條道路才會顯現。

預測一：後基督教時代的進步主義

在TRIGGERnometry播客節目中，主持人康斯坦丁·基辛（Konstantin Kisin）邀請《宗教統治》（Dominion）一書的作者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來預測未來社會的走向。基辛向霍蘭德拋出了那個經典的時代之問：「西方人，該往何處去？」霍蘭德則對英國的未來給出了三種預判。

第一種情景霍蘭德稱之爲「後基督教時代的帕丁頓主義」。這一構想源自《帕丁頓熊》（Paddington Bear）系列故事，展現了英國最充滿溫情的一面：歡迎來自祕魯的移民小熊，頌揚友善精神的勝利。帕丁頓主義是一種帶有基督教底色的進步主義，但它已經脫離了其獨特的基督教源頭。

霍蘭德將這種進步主義比作一艘憑藉基督教助推火箭升空的宇宙飛船：

這就好像飛船已經衝出了大氣層，一切助推結構都已剝離，如今它獲得了穿越太陽系的力量。而所有關於聖經、耶穌和教會的……『荒謬之物』統統消失了。……我們已經破空而出，正在勇往直前。世俗原則，也就是自由主義原則，已被視作不言自明的真理，並將在未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裡，持續推動我們社會的演進與發展。

預測二：後覺醒時代的反彈

第二種可能是對帕丁頓主義的強烈反彈。霍蘭德解釋道：

20 世紀的歷史給出了另一種可能，即人類最底層的默認假設其實是『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權力本身就帶有魅力，這正是尼采的預言。他說，一旦基督教消亡，將會引發巨大的震盪，可怕的權能將會浮現。毫無疑問，尼采說對了，因爲那些力量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登場了。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在我們身上投下了如此深重的陰影，我們至今仍活在這片陰影之中……

在我看來，機構化的基督教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取代了魔鬼的位置。如今的現代自由主義者不再像他的維多利亞時代前輩那樣問「耶穌會怎麼做？」，而是問「希特勒會怎麼做？」，然後反其道而行之。這種思路一直讓我們走在自由主義的「正道」上，但隨著歐洲人對法西斯主義的親身體驗越來越淡薄，這種約束力顯然正在衰退。

在這裡，霍蘭德受到了亞歷克·萊裡（Alec Ryrie）的影響，亞歷克·萊裡就是我在那周關注的第二位歷史學家。萊裡也對未來作出了類似的推演。在他近期的著作《希特勒時代與我們的生存之道》（The Age of Hitler and How We Will Survive It）中，萊裡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點：「一個世紀前，西方社會最具號召力的道德圖騰是耶穌基督；而如今，這個位置卻被阿道夫·希特勒佔領。」

過去，我們擁有一個仰望耶穌的正面願景；而如今，我們不過是在消耗反希特勒情緒的殘餘能量。正是這種情緒，支撐起了過去八十年來人道主義的大廈。萊裡將現代世俗的人權教條形容爲「空中樓閣」，是一種「對價值觀傲慢而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宣示……卻毫無堅實的根基」。

我們維繫這種世俗願景的能力，取決於我們對那段「陰影」的共同記憶。而記憶，正如陰影本身，終究是虛無縹緲的。

現如今，最年輕的二戰老兵也已年逾九旬。不過，親歷者記憶的消逝，還不是反法西斯敘事失去號召力的唯一原因。反希特勒情緒本身就難以持久。它取代了的耶穌願景，在各個層面都是積極正向的。作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故事，仰望耶穌這個願景能滋養聽眾，並激發真正的進步。

然而，戰後的自由主義秩序卻建立在一個警世通言之上。這樣的秩序只能滋生猜忌與不安，讓那些自詡「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人產生一種毫無根據的優越感。之所以說是毫無根據，是因爲這套秩序真正的根基，其實是由那個更古老、更偉大的故事所奠定的。

預測三：後世俗時代的基督教

至此，我們來到了一個陰影逐漸消散的時刻。這究竟意味著曙光初現，還是我們正步入一段更爲暗淡的黑夜？那些嚮往傳統的人與那些擁抱進步的人，能否共同回到那個更古老、更美好的故事？事實上，第三條道路的解決方案，恰恰就是那條最初的道路。

因此，在前兩種未來之外，霍蘭德指出了第三種可能：

我認爲第三種可能性是，人們會重新追本溯源，並反思：「也許我真的是基督徒。也許，我應該比過去更嚴肅地對待這一信仰。」在我看來，已經出現了一些微小但確鑿的跡象，表明這種轉變正在發生。

這些跡象雖然尚處於萌芽階段，也頗具爭議，但卻令人鼓舞。同年四月，英國聖經公會發布了一份名爲《悄然復興》的報告。數據顯示，英格蘭和威爾士自稱定期去教堂的人數比例已從 2018 年的 8%上升至 2024 年的 12%，而在 34 歲以下的男性群體中，這一比例更是升至 16%。文化風向的劇烈動盪，似乎是促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

這期播客播出不到一個月，基辛便透露自己開始去教堂了。這與他兩年前做客Speak Life播客時對我所說的話相去甚遠，當時他曾斷言：「你們很難吸引我們這樣的人去教堂，尤其是年輕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一點他說得沒錯：四十多歲的男性確實仍然很難被拉進教堂。但根據《悄然復興》報告的調查，18 至 24 歲的年輕人中有 21%自稱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儘管我們尚未看到他們將這種良好意願轉化爲持之以恆的行動，至少還沒達到那樣令人驚歎的程度，但這背後所蘊含的力量，已遠不止於社會風氣的寬容。在相當一部分少數群體中，將去教堂視爲一種身份標識，幾乎已帶有某種社會義務的意味。許多人開始去教堂，其中包括像基辛這樣的不可知論者。

這就是後基督教時代的英國現狀，而在西方大部分地區，情形也大致如此。那麼，基督徒當如何在這片支離破碎的宣教禾場中前行？這條路注定艱難，卻也必將碩果累累。

充滿陣痛的未來

霍蘭德帶著一絲苦笑，將我們所處的時代形容爲「有意思」。但在採訪的另一個時刻，他又說：「現在是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歷史上一個巨大的瓶頸期，我們身處其中。」基辛補充說，「這也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瓶頸期」，霍蘭德贊同他的看法。當我們穿越這些震盪時，會發現上述每一種未來，即便是包含真正復興的那一種未來，都將代價高昂、令人困惑，而且肯定不會一帆風順。

現在不是基督徒互相擊掌慶賀、高喊「我們又回來了」的時候。真正的復興與真正的逼迫，都擺在前方。但復興不是用來抵擋逼迫的手段，它從來都不是。靈命更新的道路無法繞過眼前痛苦的低谷，而是必須穿行而過。爲什麼？很大程度與撕裂有關。如今正在復興的不止基督教信仰，許多思潮都在此時異軍突起，爭相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在表格左側，我列出了我在《我們呼吸的空氣》（The Air We Breathe）一書中探討的西方七大核心價值觀中的三項：平等、憐憫與同意。它們顯然是基督教文明的果實，是圍繞基督及其受難這一宏大故事所孕育出的道德準則。

後基督教時代的進步主義價值觀（中間一欄）源自基督教原則，離開這一根基便無從談起，但其內核卻發生了根本性的偏移。

關於平等：基督徒思想家創立了一套關於「權利」的語言，將其作爲盾牌，以捍衛按神形像所造之人的不可剝奪的尊嚴。而今，後基督教時代的權利話語則演變成了一種脫離義務的索取，它不再是抵禦傷害的盾牌，倒更像是一把揮向他人的長劍。

關於憐憫：在後基督教語境中，憐憫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同樣離不開其基督教遺產。但關於社會正義的談論，就像所有被奉爲美德的東西一樣，往往淪爲作秀而非實質行動。這是穆薩·加比（Musa al-Gharbi）在其佳作《我們從未覺醒過》（We Have Never Been Woke）中的論點。談論社會正義，很容易從「關懷受害者」滑向「爭相搶佔受害者身份」。

關於同意：基督教性革命曾將「同意」置於性倫理的核心，至今它仍是必要條件。但在後基督教時代，在一個祛魅化、商品化、原子化的性觀念圖景中，同意幾乎成了唯一剩下的考量。如今，我們在性、性別與性取向領域中的個人選擇，被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

基督教文明的這些果實原本被視爲美德，但美德與它們的源頭分離了，彼此之間也分離了。如今它們如同脫繮的野馬，化作抽象的價值觀。價值觀變成了口號，而口號又淪爲了我們打壓異己的棍棒。至此，我們不僅像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1981 年著作書名所指的在「追尋美德」，更是在「追尋美德作秀」。許多人對此早已深惡痛絕。

於是，反覺醒主義（第三欄）登場了。

關於平等：他們也使用權利話語（更常凸顯古典自由主義權利——生命、自由、財產、言論自由、市場自由等）。他們與古典自由派或保守派的不同之處在於一種更爲徹底的個體主義。

以「什麼是女人？」爲例。因爲進步主義在文化戰爭中給出了災難性的答案，反覺醒主義便將定義簡化爲「成年女性人類」。他們止步於此，是因爲任何涉及社會、規範或角色的女性定義，任何將問題置於共同體或位格性視角的提法，都會被他們視爲「性別意識形態」。因此，反覺醒主義往往滿足於一種完全物質主義的定義，至少覺得自己是「相信生物學的人」。他們或許最終能達到類似聖經中的性別二元觀（這本身沒錯），但走的卻是另一條路。

關於憐憫：反覺醒派對左派那種比慘深惡痛絕，轉而將能力置於憐憫之上。他們在識別憐憫口號背後的虛僞時，有著敏銳的嗅覺，並堅信人力資源部門那些喜歡指手畫腳的人，不過是在藉社會正義之名，行權力威壓之實。

這些聽起來不無道理，過度的同理心確實可能帶來危害。但全盤討伐美德作秀時，我們就可能會對美德本身也失去信心。能力固然值得追求，但如果以犧牲憐憫爲代價來高舉能力，秩序很快就會淪爲叢林法則。

關於性關係中的「同意」：反覺醒主義與聖經立場一致，認爲強迫性行爲是邪惡的，也對以LGBT+教育之名將兒童性化的做法義憤填膺。這種道德憤怒常表現爲父親們站出來保護柔弱的孩子。與此同時，他們指責進步主義之所以縱容這些惡，是因爲一種過度女性化的僞共情。如果說覺醒主義擺出的是誇張的女性化姿態，那麼反覺醒主義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暗流湧動之下，人們很難擺脫這樣一種感覺：後基督教進步主義（第二欄）與反覺醒主義（第三欄）之間的碰撞，本質上是古老神學範疇中恩典與自然的撕裂。然而，恩典與自然如今已彼此割裂，也脫離了那個本應使它們合一的基督。

再想想跨性別議題的爭論，這在許多方面構成了文化戰爭的主要斷層線。一方使用生物學事實的語言；另一方則認爲個人選擇高於一切。在第三欄中，自然主宰一切，「事實不在乎你的感受」；而在第二欄中，「我自我認同爲……」這一表述超越了任何「出生時被賦予」的生理屬性，一種扭曲的「超自然」大行其道。

進步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混亂無章，反覺醒主義給出的常識性解決方案雖然必要，卻遠遠不夠。成年女性人類這一定義或許足以在文化戰爭的某場局部戰鬥中勝出，卻不足以贏得持久的和平。這些爭戰還將持續多年。這就是爲什麼我認爲，無論我們正在目睹怎樣的重生，都必然伴隨著劇烈的陣痛。

後基督教時代的進步主義正在走向衰亡，但尚未氣絕；而任何非基督教的反進步主義浪潮也絕非安全，尤其是在它既拆毀美德作秀、又拆毀美德本身的情況下。在此關頭，教會的復興必將招致進步派更強烈的反對，同時也需要我們更加清醒地分辨與洞察反覺醒主義的議程。

我們盼望的未來

雖然這是一個充滿危險的時代，但也孕育著盼望。當風暴襲來，根基便暴露無遺，無論左翼還是右翼，許多人都開始意識到自己腳下踩著的不過是流沙。的確，許多左翼進步主義者會更加固執地蜷縮在他們的「空中樓閣」裡，將任何質疑其根基的人斥爲納粹；而隨著納粹這一惡名威力漸減，有些人便只能靠更加歇斯底里的尖叫來維持震懾。

但也有人開始看見，自然的底層邏輯其實依然是血淋淋的弱肉強食。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權確實只是空中樓閣。在一個唯物主義的宇宙裡，將人類視爲某種能夠裁決善惡正義的普遍而仁慈的力量，顯然是無稽之談。

然而，確實有一位既普世又慈愛的「人性」高於我們，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因此，借用丹·斯特蘭奇（Dan Strange）的話說，基督教對進步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人類尊嚴提供了一種「顛覆性的應驗」。當人從進步主義陣營（第二欄）走向基督教（第一欄）時，他會發現：世俗並不能爲它的人文主義奠定根基；但耶穌卻能。原來，平等與憐憫，也就是愛，確實存在於宇宙的中心，但它不屬於我們。我們必須轉向基督。這既是對他們關切之事的顛覆，也是對其最終的滿足。一個傳講「悔改和相信」的福音，必須要做到這兩點。

在英國，確實有許多來自進步派陣營的人走向教會，有些經由反覺醒主義（第三欄）輾轉而來，有些則是直接了當。我想到了一些始於左翼陣營的著名人物：霍蘭德本人、路易絲·佩里（Louise Perry）、瑪麗·哈靈頓（Mary Harrington）、保羅·金斯諾斯（Paul Kingsnorth）、馬丁·肖（Martin Shaw）等等。當俗世的湯姆·霍蘭德們提醒我們，西方的根基自始至終、根深蒂固地屬於基督教時，那麼人們得出結論說需要走進教堂，也就不足爲奇了。畢竟，這是一場風暴，我們都需要避風港。

另一些人，如康斯坦丁·基辛，則正從反覺醒主義走向基督教。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新人：喬·羅根（Joe Rogan）——當今世界最火的播客主持人，也是大眾群體的風向標。2025 年的大部分時候他都去教會做禮拜；喬和基辛都深受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的影響。在彼得森的引導下，他們開始對進步主義敘事（例如性別議題）產生懷疑，並像彼得森一樣開始探索聖經的深遠意義。如今，已經有許多人踏上了同樣的道路。

做出這種轉變的絕非僅僅是公共知識分子和網紅大V。在我自己的教會以及我在英國和澳大利亞走訪的所有教會裡，我都看到了這種趨勢。鄰居最近告訴我他帶家人去教堂的原因：「聖經塑造了這個國家，可我對其內容卻一無所知。」我說：「哦，是因爲湯姆·霍蘭德效應嗎？」他回答道：「蜘蛛俠（飾演蜘蛛俠的演員也叫湯姆·霍蘭德，譯註）和這有什麼關係？」我感到備受鼓舞，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是：那個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從未聽說過他（還以爲我在說那位演員）的人群中。

同樣令我鼓舞的是，另一位參與對話的鄰居脫口而出：「是啊，我也該去。」那個「該」字，意味深長。在我有生之年，我那些世俗的朋友和鄰居對教堂從未有過這種「應該去」的感覺。

需要明確的是，尋道者的旅程並非到了教會就算大功告成。他們帶著各式各樣的動機而來，需要將自身對基督教的好奇從過去深陷的其他宏大敘事中剝離出來。那些來自反覺醒主義陣營（第三欄）的人，同樣需要體驗其渴望的「顛覆性應驗」。對基督教感到好奇的反覺醒主義者，也許來教會是期待聽到關於傳統、責任、能力和性別角色的信息。聖經中確實不乏這些內容。但在某個時刻，他們需要聽到這樣的告誡：不，你不是一個僅靠追求傳統價值就能自給自足的強者；你是一個需要徹徹底底憐憫的罪人，換句話說，你需要救恩。接著，你蒙贖進入一個共同體中，要去向周圍的人傳遞這種革命性的憐憫。作爲基督裡的男男女女，在踐行自己的身份時，你需要拿出每一分堅韌、使出每一分幹能力。

權利與責任、憐憫與能力、恩典與自然，都被文化割裂了，但是我們卻在教會中看到了它們的整合。這一切都在那道成肉身的基督福音中合而爲一。

後-後基督教時代？

從這些交匯的未來圖景中，我們可以引申出許多含義。讓我強調兩點。第一，當我們討論西方的未來時，我們其實在問：在「後繼意識形態」（successor ideology）之後又是什麼？後繼意識形態一詞由韋斯利·楊（Wesley Yang）提出，指的是取代基督教世界仰望耶穌願景的各種世俗思潮。所謂「後繼意識形態」，不過是後基督教進步主義的另一個說法，也就是霍蘭德所說的「帕丁頓主義」、萊裡所描述的「空中樓閣」式反法西斯主義，或者基辛不那麼客氣地稱之爲「覺醒白癡」的那一套。

然而，既然這種後繼意識形態本身難以爲繼，一個迫切的問題便浮出水面：究竟什麼才能真正取代它？所謂的後-後基督教時代又會是何種模樣？信仰給出的答案，似乎也是最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答案。除了源頭意識形態，也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之外，還有什麼能成爲真正契合的「後繼者」？。還有什麼最終能超越耶穌基督？什麼能真正填補祂所留下的虛空？也許我們有生之年看不到，但如同日出必然到來一樣，耶穌基督的福音終將得勝，而且是永恆的得勝。願所有基督徒剛強壯膽：我們所傳揚的，是再好不過的福音。

其次，讓我們重新審視「第三條道路」這一議題。許多人，尤其在美國，痛批在文化戰爭中採取「第三條道路」的做法，認爲這不過是一種搖擺不定的折中主義，是包裝成第一欄（信仰）的第二欄（進步主義）胡話。然而，倘若我們暫時拋開「左」與「右」的站隊（特別是擺脫美國兩黨政治的狹隘視角），在神話敘事這一萊裡與霍蘭德所探討的維度上來審視，我們就會發現，第三條道路不僅充滿果效，更是一種必然選擇。

基督教本來就是「第一條道路」（所有第三條路的倡導者也欣然承認這一點）。它是那條原初的道路，其他道路都由此分岔而出。然而，既然其他道路在本質上並沒有表現爲具體的政治綱領，而是作爲一種深層敘事、以僞福音/世俗宏大故事的方式爭奪人心；那麼，要向世俗人群重新闡釋他們所在的世界，就必然要求我們幫助世俗人群剝離那些僞福音，把他們帶回真正的世界宏大故事中。

倘若政治神學家們對第三條道路感到惱火，也毫不意外，因爲第三條道路採取的是宣教士的姿態，而非政治科學家的姿態。它從來就不是一套政治理論（儘管有時它會借用「左」「右」之類的簡略表達）。但歸根結底，第三條道路關乎的是神話敘事。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ird Way』 Is Far Deeper Than Politics. It’s About Myt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