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組織在美國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19 世紀，法國思想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訪問美國時，本意是考察監獄制度，結果卻寫出了一本對美國政治生活最具洞察力的分析著作。在他的諸多觀察中，有一項觀察涉及我們今天所說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托克維爾發現，在法國，公民遇到社會問題，往往會指望政府出面解決；而美國人卻不太一樣。他們並不等待官方行動，而是傾向於自行組織起來，主動應對問題。托克維爾認爲，美國人有一種自治的天賦。
托克維爾當年的觀察，對今天的非營利組織領域依然具有重要啓發意義。格雷格·伯曼（Greg Berman）在《非營利組織的危機：在文化戰爭中實現領導力》（The Nonprofit Crisis: Leadership Through the Culture Wars）一書中，警告人們注意非營利部門從托克維爾式起點出發所經歷的演變（或者說是退化）。不過，這本書談論的不只是非營利組織本身，也涉及一種與美國共和國一同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傳統——自由主義。這裡所說的自由主義，並不是指左翼政治立場，而是指對自由本身的追求。有限政府、人民的同意、以及宗教、言論和出版自由，都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承諾。對美國人而言，這些原則往往像魚之於水一樣熟悉，以至於幾乎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
在這樣的體系裡，非營利組織扮演著樸素而關鍵的角色。正因爲自由主義政府主動約束權力，民間機構才獲得空間，以靈活創新的方式回應社會需求。歷史上，這個空間主要由扎根社區的非營利組織填補，其中不少源自地方教會。
然而伯曼這位長期在法院創新中心（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任職的非營利組織高管指出，這一角色正面臨危機。作爲一名立足於自由主義傳統內部的觀察者，他注意到，原本廣泛存在的社會共識正在瓦解，非營利部門的重心也隨之移動。在美國早期歷史中，非營利組織屬於社會學家威廉·斯沃託斯（William Swatos）所稱的社區「生活世界」（lifeworld）。但今天，它們卻越來越像政府和大型企業那樣的官僚「系統」（system）。這一轉變，不僅影響社會，也可能波及教會。
《非營利組織的危機：在文化戰爭中實現領導力》
格雷格·伯曼（Greg Berman）著
在《非營利組織的危機》一書中，格雷格·伯曼深入剖析了當今非營利部門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境，並指出，一些組織在激烈的文化戰爭中已經逐漸迷失了方向。
伯曼本人是一位屢獲獎項的非營利組織高管，他認爲，如果非營利機構的領導者無法妥善應對種族正義、代際分裂以及政治極化等挑戰，那麼，美國一些最重要的公共機構，未來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公眾信任持續下滑的局面。在這個充滿張力的時代，伯曼爲非營利組織及其關注者指明了一條前行之路。
牛津大學出版社，224 頁。
伯曼特別關注非營利領域從業者的代際更迭。非營利事業向來吸引著渴望推動變革、鍛鍊領導力的年輕人。但他發現，新一代員工越來越不願因年齡與資歷而輕易妥協。
更值得關注的是，許多年輕人希望所在組織能鮮明體現左翼社會政治議程。一位剛畢業入職的非營利機構員工宣稱：「刑事司法體系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系統性種族歧視。」（36 頁）這種過於簡化的視角，往往會滋生對不同意見的排斥，使得人們難以圍繞共同目標展開合作。
這種不寬容，在伯曼講述的一個故事中表現得尤爲明顯。一位 90 歲的老婦人，數十年來一直在一家多發性硬化症慈善機構中擔任志願者，卻因爲對機構材料中使用代詞的問題提出疑問而被迫離開。過往數十載的奉獻，竟抵不過一個無關文化議題上的「立場不正確」。這個故事或許只是個例，但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些曾經清晰而具體、足以激勵人長期投入的組織使命，在某些情況下，正在被更宏大的社會運動所吞沒，甚至被其取代。
伯曼最擔憂的是，政治正在過度裹挾非營利組織。他認爲這種轉變不僅會削弱公眾支持，更會讓組織漸漸忘記自己爲何而存在。一旦刻上「左派」或「右派」的標記，它們便會疏遠那些真正關心問題本身的專業人士與捐贈者。
伯曼用自己擔任法院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時的一段經歷，生動說明了這一點。他曾邀請紐約警察局的高層官員來中心進行交流，卻遭到部分員工的反對。其中一名員工質問：「爲什麼法院創新中心要和一個種族主義機構合作？」（ 53 頁）在他們看來，給這樣的人提供平台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
政治極化帶來的問題，在那些無法簡單歸類爲某種意識形態立場的議題上尤爲突出。這一點，許多使命導向型機構的從業者想必並不陌生。以近來的加沙衝突爲例，它在許多非營利組織內部造成了明顯分裂，支持者與員工彼此對立，尤其是在偏左的組織中更是如此。在伯曼看來，一個專注於國內司法改革的組織，竟因千里之外的衝突而分散精力，這本身就反映了某種功能失調。
伯曼也明確表示，自己並不是一名保守派。他在書中更多討論的是進步政治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但他同樣警惕，保守政治正在以類似的方式，逐步主導另一類非營利機構。問題並不在於哪一邊「對」，而在於政治本身正在佔據本不屬於它的位置。
非營利組織迫於壓力而強化政治立場，使它們越來越像政治團體。托克維爾筆下那種自發的、純粹的民間行動，如今已日漸稀少。曾經依賴會員和小額捐贈的非營利組織，現在越來越受大捐資者和基金會的影響。
正如伯曼所指出的：「許多最有影響力的非營利組織，其實並沒有龐大的會員基礎。」（63 頁）結果是，這些機構不再像過去那樣，成爲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專門處理政府無力或無暇應對問題的社會力量。相反，它們反而更深地捲入了政治博弈之中。
這種變化，並不只發生在非營利領域，在新聞業等其他行業中同樣清晰可見。人們對具體工作的興趣正在下降，而對爲某一陣營得分的興趣卻不斷上升。那些不直接參與意識形態對抗的工作，其價值感也隨之被削弱。
伯曼的分析，實際上呼應了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雅克·馬裡旦（Jacques Maritain）等思想家所倡導的社會政治視角，儘管他並未直接引用這些來源。凱波爾通過強調人生的多個領域，如教會、家庭、藝術、科學和教育，來爲政治劃定邊界，防止它吞噬一切。他警告說，若不加節制，政治會把政府變成一隻觸手遍佈四周的章魚。
同樣，馬裡旦設想的「政治共同體」（body politic），涵蓋了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與制度，而國家只是在其上方承擔一個相對輕薄的監督角色。這兩位基督教思想家——一位新教徒，一位天主教徒——都試圖抵禦政治的試探，避免它侵入所有社會空間。他們的思想，也爲一個更有機、更健康的非營利部門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曾經，由非營利組織構成的志願性領域，是美國社會極爲鮮明的特色之一；它一度是美國公共生活的重要資產。如今，非營利組織的獨立性卻正在被政治不斷侵蝕，其效能也隨之衰退。這一變化，對教會而言，或許同樣值得警醒。《非營利組織的危機》清楚地提醒我們：當極化政治席捲整個文化時，我們正在失去的究竟是什麼。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Politics Hijacked Nonprof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