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頂峯教會（Summit Church），兒童主日學教室設計得就像一個飛機庫。
教室被標記得像機場的終點站，標有「K1登機口」、「24號登機口」、還有「頂峯航空」等字樣；世界地圖掛在醒目的位置，在出口還標有「你已被差派」的標記。
「你已被差派」（「You are sent」）是這間每週有上萬人聚會的教會重複播放的副歌。
當嬰兒出生時，父母會被教會差派「像把箭射入世界一樣」養育自己的兒女，這是教會的宣教牧師陶德•安希克（Todd Unzicker）的用詞。 當孩子們完成初中學業時，頂峯教會希望他們與家人一起經歷一次短期的國內宣教旅行；在高中初期，他們被鼓勵去美洲的某個地方短宣; 到了大四，每250人中大約有25人將承諾與頂峯教會的海外傳教士共同生活三週。
頂峯教會邀請每一個大學生參加一次夏季宣教旅行，然後又邀請他們畢業後參與兩年教會植堂的事工。
他們對嬰兒潮一代（1946-1964年期間出生）的會友也發出類似的邀請，鼓勵他們使用退休的頭兩年參與一間教會的植堂工作。
每個月，短期和長期的宣教士以及教會植堂人員都在會眾面前公開被差派；當他們返回時，迎接他們的將是教會全體的鼓掌歡迎。
當新信徒受洗時，他們被問是否相信耶穌將他們從罪中拯救，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去做一切祂想讓他們去做的事並去到一切祂想讓他們去到的地方」。教會主餐時，有時候會播放從非洲、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中東地區宣教士主餐掰餅的視頻。
牧師格里爾（J. D. Greear）的每一次講道都與宣教或植堂在某種方式上連接——他跟安希克牧師有一個常設的週三會面來確保這一連接發生。在聚會結束時，頂峯教會的牧師不會說「聚會結束」或「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取而代之，他們會說：「頂峯教會，你們現在被差派了。」
「德魯克（Peter Drucker）有一句名言說文化以策略爲早餐，」葛瑞爾說。 「在頂峯教會，我們建立了一種被差派進入我們一切所行的文化。」
教會負責植堂和領導力發展的牧師邁克·麥克丹尼爾（Mike McDaniel）說：」每週持續講宣教超過10年，這對教會的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個月頂峯教會將慶祝15年內差傳宣教士1000人。教會已經在美國建立了40多間教會，在海外超過200多間。2017年，第一次各植堂平均總出席人數 (10,171) 超過了頂峯教會本堂的總人數(9,973)。
在美南浸信會的46,000間教會中，頂峯教會現在在工場的宣教士人數最多，是排在第二名的教會差派宣教士數量與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差會所差派宣教士數量之和的七倍。
「這種增長呈指數增長，」麥克丹尼爾說，他也是北美頂峯教會網絡的負責人。 「我們通過教會植堂所達到的人數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教會本堂的增長速度。 我們看到了增長的影響。 我們差派的每一個人，都帶來20個新信徒在上帝的國度裡敬拜。「
這樣的成長並非沒有痛苦的代價。建立差傳的文化也可以令人筋疲力竭。可以用作讓會眾更舒服的資金被用在新植堂教會同工的工資和聚會場地的租金上。持續地將穩固的領袖和支持者給出去，會讓人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和不穩定。
但這種穩定、特意地專注得到了回報。
57年前，薩姆·詹姆斯(Sam James)在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Durham, North Carolina）附近轉悠，他正等待著他的大兒子的病情好轉，這樣他就可以去往宣教地。這位退伍軍人不擅長乾坐著不動，在他沮喪的時候，他聚集了一支團隊，建立了一間教會。
詹姆士在他獲得美南浸信會國際宣教差會（IMB，那時被稱爲外國宣道部FMB）的許可去往越南之前，還花時間傳講一篇來自以賽亞書54章的信息，題目叫做「放長你的繩子」。
他的植堂沒有因爲缺乏關注而萎縮。4年之內，他所建立的高地浸信會（Homestead Heights Baptitst Church）增至150名會員；20年內，教會需要一座新的教堂來容納將近600名會員。但是1990年，會員人數停滯且縮減至300名左右。2001年，當一位年輕的葛瑞爾被呼召前來做牧師時，當時的臨時牧師基思·艾特爾（Keith Eitel）請求大家禱告、禁食和關注事工，高地浸信會才開始再次活躍起來。
葛瑞爾當時非常年輕，年僅二十八歲，但是對高地浸信會來說並不陌生。他是在大學的一個查經學習中蒙召進入事工的，他的事工始於向既沒有參加學園傳道會（Cru）、也沒有加入校園基督徒團契（IVF）的學生傳道。這一事工後來擴展到幾百人，而葛瑞爾此後也一發不可收拾。
「那時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他說。
他也感到神呼召他成爲一名宣教士。神學院畢業之後，葛瑞爾在返回北卡羅來納州威克森林的浸信會東南浸信會深造博士學位之前，在東南亞服侍了兩年。
艾特爾聘請葛瑞爾爲教會的校園牧師，但是葛瑞爾此時面對的教會查經跟他之前事工的成功相比，相差甚遠（至少在人數上）。在第一個主日，他眼前只有兩個年輕人，而且其中一個已經輟學。
經過他兩年的努力，人數增至25名學生，這對人數爲300名的教會來說還可以，但是對於坐落在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之間三角區中的高地浸信會來說卻並不多。在教會周邊20裡地，有將近12萬大學生。
高地浸信會於2001年十二月投票呼召了葛瑞爾擔任主任牧師。他立馬將其重整旗鼓，以頂峯教會（高地浸信會的一場演出名）爲名重新啓動教會並激勵會眾邀請足夠的人（1000人）來參加復活節聚會。
「當神帶領我牧養這間教會時，他從沒有對我放棄來自宣教工場的呼召，」葛瑞爾說：「他指示我應當讓美國教會走出去來得著萬國。」
當會眾還都是年輕人時，動員他們去到其他國家會容易得多。所以即使他當時還不知道如何去做，葛瑞爾也需要更多學生坐在教會長椅上。
「有一個星期，有五名學生出現了，」葛瑞爾回憶說。那時在2001年的秋天。「他們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們坐著同一輛車而來，聚會時他們都坐在一塊兒，他們一定都非常享受那次聚會。」
顯然如此，第二週聚會，他們帶來了他們的朋友。
「人數看起來似乎從5人增加到了500人，」他說：「而且我想他們都是擠著同一輛車過來的。」
很有可能是這樣，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爲關注宣教。大學生們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目的，而葛瑞爾正好可以提供鐵鍬。
「呼召宣教不是給予少數幾個聖徒的特別待遇」他告訴他們。「當你接受呼召跟隨耶穌時，你就已經接受了宣教的呼召。問題已不再是你是否被呼召宣教，而是你被呼召去哪兒以及如何宣教。」
也有可能是頂峯教會提出的具體行動。接下來的17年裡，教會領袖建造了一條輸送管道將學生們從屬靈的嬰孩引導成爲宣教士，在抵達目的地的沿途他們可以隨時跳下車在那裡宣教。
「大三之後，我跟著頂峯教會去了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兩個月，」賈斯丁·萊奇樹歐這樣說——他是在大二的時候，參加了頂峯教會北卡羅來納州的查經班而信主的。「那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上帝賜給我的不止是大多數人從事的世俗工作不同方向的異象，領袖們也對我傳福音和領導的恩賜給予了肯定。」
他從機械工程專業畢業的那個夏天，萊奇與教會的一個家庭同住，同時也爲成爲頂峯教會的同工籌款。那年秋天，他正式成爲了教會的全職同工，在他的母校做大學生事工。
同時，他跟著喬希·米勒牧師在事工培訓方面實習。萊奇會負責記錄教會植堂的禱告事項更新，參加教會植堂大會，並跟著米勒一起探訪了一些頂峯教會的植堂。
「許許多多的小事不斷地爲植堂的異象添油加料，」萊奇說。
這些小事沒有一件是偶然的；他跟隨著宣教培養「管道」前行。頂峯教會的帶領人觀察著萊奇的潛力，通過不同的機會仔細地審查他，並舉薦他進入下一步。
當米勒問萊奇和他的妻子是否考慮搬去維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來帶領米勒所植堂的教會，「這並沒有那麼地出乎意料。」
更重要的是，作爲教會植堂的一份子感覺並沒有那麼怪怪的或恐怖。「我們已經見證了它，」萊奇說：「我們有朋友已經那樣做了。我們有朋友搬去海外植堂。我們之前也已經籌過款。在某些意義上這讓我感到平常。」
目前爲止，米勒和萊奇已經召集了35名頂峯教會的會員與他們同去參與那間植堂。這是頂峯教會能給予的最好的禮物，萊奇說：這比錢更好。（頂峯教會花費了總預算17%在宣教事工上，其中包括給每一個北美植堂的教會三年的財務支持。）
2011年，頂峯教會改換了宣教模式，從簡單的寫支票給宣教植堂的教會到差派肢體帶上那些支票一起前行。這樣做對於一間有大量會員但財政不豐的教會來說更合理。（「我開玩笑說當大學生開始來我們教會時，我們的週末出席率增加了三倍，我們的每週奉獻卻下降了，」葛瑞爾說。）
從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的第一間植堂教會開始，頂峯教會差派的不僅是一支小宣教團隊，而是一小群會眾——25名會員。至那以後，頂峯教會每一次差派20至40人。
這就是爲什麼頂峯教會能差派出如此多的宣教士——他們沒有讓幾百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去牧養新植堂的教會，而是差派一支小團隊跟隨植堂牧師一同前往，團隊中大多數都去到神學院受過裝備，當中也有許多在頂峯教會同工服侍。
年輕一代處在過渡期，這對差傳有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寄望回到他們的家鄉，葛瑞爾說。頂峯教會差派出去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大學畢業生。
「你必須在某個地方找一份工作，」葛瑞爾告訴他們：「那爲什麼不去上帝正在做的一些戰略性事情的地方去找一份工作呢？跟隨耶穌意味著我們爲著上帝的榮耀做好我們所做的事，並且爲著上帝的事工在戰略性的地方去做。」
另外三分之一是年輕的職場人士，最後三分之一是年輕的家庭，麥克丹尼爾說。說服孩子大一些的家庭去異地宣教會更難些；他們傾向於扎根本地社區，學校和活動，儘管他們在財務上更有能力搬遷去異地，他說。
財政最穩定的是嬰兒潮那一代的人，他們也最有人生經驗。
「福布斯雜誌說目前退休人員在退休之後平均會再活20年，」安希克說：「我們本想爲什麼不讓嬰兒潮的一代奉獻他們退休時間的十分之一——用他們退休的頭兩年時間成爲教會植堂的一份子呢？」
嬰兒潮的一輩輩們有排隊加入；正如已經穩定的家庭，頂峯教會從他們當中只派出少數的人。
「我們現在只觸碰到了表面，」安希克說：「但是隨著教會會眾的年紀增長，這個數據（目前是21%）正在迅速增長，現在是我們擁有最好的流動新人群。」
「這一切聽起來好像每一個人都參與進來了，」安希克說：「看到200多間教會被建立起來，還有250人左右住在海外宣教，我們實在是爲此感到振奮。但是事實卻是我們的會眾有90%仍未直接參與進來。」
頂峯教會發現可以給這一事實帶來改變的推動點，是開設更多一到兩週的短宣計劃。
「我們在做本地福音事工的會眾當中，大約有48%的人參與過一週的國際宣教旅行，」安希克說：「奉獻最多，參加小組和本地社區的會眾——最終都回到一件事上，他們都參與過一次短宣。」
對於那些搬去海外宣教的人來說，也是一樣。「他們都說一切都始於一次一週去往洪都拉斯或海地的宣教旅行，」他說。那些宣教之旅就像門徒訓練的微波爐。人們藉著旅行跳出了他們的舒適區，來信靠上帝的大能，在他們平日裡不曾信靠祂的方式上信靠祂，在不同的環境中犧牲地給予。
安希克了解短宣的弊端。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洪都拉斯做宣教士。觀察一週短宣的人來了又走。幫助帶來的傷害成了頂峯教會同工必須面對的事。
「你我可以談論短宣帶來的壞處，」他說：「但是我們更常做的是全盤否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頂峯教會要求教會在工場的負責人指導短宣的活動。短宣爲跨文化交流提供機會，而且短宣隊會在本地的民族餐廳聽取彙總，總結並鞏固本次旅行的經驗教訓。
「如果你去了一週短宣回來還跟原來一樣，那麼那一週就是虛僞的一週，」安希克說。但是如果頂峯教會可以使用那樣的經歷使人思考是否該走得更遠一些，那麼它就是值得的。
「我們想要卓越地去做，」安希克說：「我們想要平衡深與廣的原則——深植於福音，廣泛去撒網。上帝的事工人人有份。」
植堂教會的工價非常昂貴，尤其是在美國。頂峯教會在每一個植堂點的花銷都超過10萬美金，還包括輸送教會最強的帶領人，最積極參與的志願者和最慷慨的奉獻者。
那些報名參加教會植堂的都不是那些典型坐在教會角落的會眾，」葛瑞爾說。教會的座右銘是「我們差派最好的。」
這意味著頂峯教會總是處在不斷地平衡中，以確保流動不會過於頻繁以至於傷害到本堂的羊群。
這也意味著教會時刻倚靠上帝爲他們供應下一波的帶領人，志願者和奉獻者。
「唯有當你意識到神有多大時你才有可能認識或愛神，」葛瑞爾說，他傳講的不是一位有限的神：二月份的時候他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比不上真神：爲什麼你的小神給你帶來大麻煩》（ Not God Enough: Why Your Small God Leads to Big Problems，中文名暫譯）。「我們既是屬靈的拜偶像者和又是一個美國人，這意味著我喜歡一位我可以預料，解釋和控制的小「」神」。但那並不是一位可以回答人生奧祕，將聖火燃在你心中並賜給你一個可以爲之而生爲之而死的生命意義的真神。」
葛瑞爾的意義——並擴展至頂峯教會的意義——就是裝備並調動差派教會植堂者。
「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喜歡有小孩，但是當真正有趣的是當他們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時候，」現年44歲的葛瑞爾說：「我想遇到透過我們差派的宣教士聽到福音信主的人正是這種感受。沒有比遇到屬靈的曾孫更大的喜樂了。」
頂峯教會的目標是50年植堂1000所教會。
「按目前的進度計算，」葛瑞爾說：「我們完成這一目標似乎可以遠遠早於2050年。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們只是剛剛開始。」
譯：陳媛媛；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One Baptist Church Has Seven-Times More Missionaries Than Anyone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