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自由化穩步發展，但社會似乎開始重新審視美國道德革命的某些成果。
例如，1996 年至 2022 年間，美國成年人中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比例從 27%上升到 71%，增長了 44 個百分點。但 2024 年，這個數字開始下降，據蓋洛普的數據顯示，此後每年都在小幅下滑。如今，支持率爲 65%。
同樣，認爲同性戀關係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比例，已降至十年來最低點（62%）。過去五年裡，認爲改變性別在道德上無可厚非的美國人比例下降了 8 個百分點，跌至 38%。近年來，人們對其他一些現象的接受度也有所下降，比如未婚生子（58%）、賭博（57%）以及青少年性行爲（35%）。
這種轉變固然令人鼓舞，直到你發現背後的真正原因。我們有些人花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大聲疾呼，反對不道德的行爲，看到人們觀念發生轉變，我們當然很想把功勞攬到自己身上。然而現實卻是，人們之所以改變觀念，是因爲惡果已經顯現。
拿賭博來說，很少有美國人是因爲聽了道理才不再支持賭博的。真正的原因是，自從最高法院在 2018 年對體育博彩全面解禁後，大家親眼目睹了隨之而來的惡果。當賭場進了每個年輕人的口袋，當賭博成癮的求助熱線被打爆，當體育博彩把每一場比賽都變成賭局，合法賭博氾濫所帶來的問題，就再也無法讓人視而不見了。
同樣，人們對性別轉換的支持率下降了 8 個百分點，也不是因爲我們在辯論中贏了。而是因爲其造成的傷害已經確鑿無疑，加上那些後悔變性者的親身經歷，讓人再也無法置之不理。在這些事件中，非得等到危險充分顯露，公眾才會重新審視自己當初的支持態度。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探討爲何人工智能的監管往往姍姍來遲時指出：「人類的本性就是如此：只有當某項技術的危害到了無法抵賴的地步，我們才會奮起反抗。我們總是對眼前實實在在的危險反應最快，而對那些假設的威脅無動於衷。」
「當年那些約束工業化發展的法規，正是爲了應對那個時代濫用技術的問題而量身定製的。」杜塔特接著寫道，「如果沒有廣島和長崎的慘痛教訓，限制核武器擴散的運動絕對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同樣，最近這股反對兒童使用智能手機的浪潮，放在 2010 年根本掀不起來。」
他還補充說：「毫無疑問，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裡，人們會在吃苦頭之前就未雨綢繆。但在現實世界裡，無論是質疑人工智能的人文主義者，還是擔憂天網成真的安全倡導者，大概非得等到某些災難不僅肉眼可見，而且根本無法否認的時候，世人才會真正採取行動。」
杜塔特這裡談論的是科技，但這番話用來形容道德問題也完全適用。它同樣描繪出了教會長久以來充滿挫敗感的經歷：教會苦口婆心地發出警告，而這個時代的文化卻總是掩耳不聞。
道德的滑坡，到處可見。當你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大開綠燈（比如允許賭博合法化），往往也就輕易地爲那些你所反對的事物（比如體育博彩氾濫）敞開了大門。我們通常認爲，避免滑向深淵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爭論中搶佔先機。只要我們能指出縱容不道德行爲的最終下場，就能避免惡果的發生。然而，這種做法幾乎從來都行不通。
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該去嘗試。我們理當發出警告，因爲提前預警是聖經中一貫的模式（參見《以西結書》33 章中的守望者、《使徒行傳》20:26–27，以及所有的先知）。但就像先知們一樣，我們該有心理準備，聽眾幾乎總是對警告置若罔聞，直到大錯鑄成。作爲基督徒，我們當盡責。對於守望者來說，無論城裡的人聽與不聽，他只要盡到本分，就是忠心了。
當我們認識到警告雖然必要、卻鮮有人聽從時，我們就可以把關注點從「如何讓他們聽進去？」轉向「在發出警告到面臨清算這漫長的過渡期裡，教會應該做些什麼？」
當不道德行爲的惡果最終降臨，人們開始尋找另一種生活方式時，神子民的任務就是早已活出了這種與眾不同的生命。我們需要展現出一種清晰可見、切實可行的生活方式，使人在尋找出路時，可以看見、接受並效法。
這樣做，我們就是在依循聖經中的另一個模式，也就是《耶利米書》29 章裡提到的：蓋造房屋，栽種田園，娶妻生子，爲那城求平安。在這個你暫時無法改變的文化環境中，堅持操練長久、忠心的同在。
可是，「長久忠心的同在」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呢？這聽起來似乎很被動，甚至有點失敗主義的味道，感覺就像是我們已經放棄了改變世界一樣。但事實絕非如此。它真正的意義在於，通過一種不同的、卻常常被忽視的機制來改變世界。
我們改變世界的主要方式有三種：影響力、教導和效法。
影響力是指運用說服力和壓力：塑造輿論、贏得辯論、動員選票、掌握文化話語權。教導是指知識的傳遞：教書、講道、解釋、警告。而效法則是通過活出生命來帶來改變：活出一種能讓旁人看得到的生活，好讓他們在尋找更美好事物時，能夠來效法。
過去幾十年裡，美國教會把重心押在了前兩種方式上。我們建立或試圖掌握具有影響力的機構，以期贏得這場文化之戰。我們也大力投入教導，源源不斷地對文化的走向發出警告。
這些努力雖然沒有白費，但也算不上多麼有效。這兩種方式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那就是人們在改變生活之前，會先改變觀念。然而，這一預設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觀念之上：只要我們說得足夠清楚、聲音足夠大，社會就會在災難到來之前懸崖勒馬。
效法的原理則恰恰相反。它不需要提前說服世界，只要求當人們最終恍然大悟時，我們的鄰舍能看到一個好榜樣。這就好比聽一場營養學講座，和觀察一位真正恢復健康的朋友之間的區別。你可能聽了好幾年的講座，頻頻點頭，卻依然故我；但當你的健康開始亮紅燈時，你一定會給那位朋友打電話，問她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並不是說影響力和教導毫無用處。然而，如果能以效法貫穿始終，這兩者往往能發揮更大的功效。這與狄馬可（Mark Dever）所倡導的門訓模式不謀而合，即「生命 → 真理 → 生命」：「你的生命應當吸引人來聽你宣講；你的教導應當促成他們生命的改變；而他們被改變的生命則能具體展現你所教導的真理，進而吸引更多人去聽他們宣講」。
當然，狄馬可並不是這種模式的創始人，他是從那位親身活出這真理的主那裡學來的。
耶穌從來沒有說我們要靠辯論說服世界去信主。他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這種模式就是先活出來，再講出來。因爲一個看得見的生命能讓所傳遞的信息更具說服力，也讓人更清楚地看到這信仰是切實可行的。
如果人們非要等到危害徹底暴露才肯回頭，那麼教會最常忽略的策略恰恰是一條極其合乎聖經的策略：當破敗與廢墟再也無法掩蓋之時，成爲那個仍然屹立不倒的見證。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How to Wait for Cultural Reck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