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近成爲我同事的學者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所著的《眾神的毀滅者：早期基督教在羅馬世界的獨特性》（Destroyer of the Gods: Early Christian Distinctiveness in the Roman World）一書對早期基督教在起初充滿敵意的羅馬文化中爲何能夠迅速傳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雖然赫塔多的這部著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稱不上是一本宣教學書籍，但它對早期教會成長的描述提醒了讀者一個重要的原則：不斷發展的教會對其母國文化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這樣的教會將結合「與其所處文化的某種程度連續性」，同時又對該文化持有一種帶著愛心的、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姿態。它既不是當地非基督教信念的「基督教化」版本，也不是只是用消極的、譴責性的語氣談論鄰居的古板聲音。教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居住在文化中。
儘管赫塔多的著作假設了早期教會和它的母國文化之間有一種文化連續性的因素，但它的重點是使早期基督徒與眾不同的東西：他們在照顧棄嬰這件事上使他們不信的鄰居感到困惑，他們對性和人類尊嚴的尊重是反文化的，他們對鄰居強調愛的倫理，以及他們的一神論在彌合種族和國家的分歧上大有幫助。
與此同時，也許對今天很多人來說更令人驚訝的是，赫塔多表明早期教會對書籍的熱愛也是反文化的。在希臘-羅馬世界中，基督徒既是那本聖書的百姓，也是愛閱讀群書的百姓。他們接受了從卷軸（scrolls，笨重而龐大）到當時的新技術——抄本（codex，緊湊、高度便攜的現代書籍前身）的轉變。一般而言，古代基督徒撰寫、購買和使用的書籍遠遠多於他們的異教徒鄰舍。熱愛聖經的人一般都變得嗜書如命，他們珍視書籍。
赫塔多的著作爲早期基督教社區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素描，讓我們看到這是一個熱愛書面文字的共同體。最近，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歷史學家安德魯·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和阿瑟·德·韋杜文（Arthur der Weduwen）又合作寫下了一本極好的書：《圖書館：一部脆弱的歷史》（The Library: A Fragile History）。這本書能夠與赫塔多的著作搭配，幫助讀者理解基督教與書籍文化的複雜關係。這本書回溯了從古代世界直到今天的歷史長河。
從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圖書館開始，到今天的電子閱讀器和谷歌圖書，佩特格里和德·韋杜文對圖書館的歷史做了詳細、生動的描述。儘管《圖書館》從基督教形成之前的歷史開始（古代近東的大量泥板收藏、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等），並偶爾瞥見伊斯蘭世界和東亞的偉大館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一部西方的圖書館史——基督教帶來的深刻文化變革也延伸到了圖書和圖書館文化。
雖然這本書借鑑了大量的材料（體現出作者的高超技巧），但章節組織卻圍繞著幾個關於圖書館性質的存在性問題，包括了：什麼是圖書館？它爲什麼會存在？它本質上是一個頌揚其主人偉大的虛榮項目並只對少數人開放，還是一個應該由政府資助並向所有人開放的資源？它的書架上應該擺放著人們想要閱讀的任何讀物，還是由圖書管理者來選擇和鑑別，並提供給讀者呢？最近，當紙質書籍面臨大規模數字化的挑戰時，圖書館是否仍然有必要作爲一個儲存紙質書籍的物理場所而存在？（這本書的後記是關於谷歌和亞馬遜對數字化和在線圖書館的壟斷以及由此帶來的挑戰——即這些私營公司有權批准或審查向世界提供的書籍這一神祕可能性——讀來令人感到震驚。）
正如書名所言，圖書館是一個脆弱的機構。圖書館的某些內容總是會對某人或某個團體構成威脅，而且即便人類對圖書館毫無惡意，館藏書籍也會容易受潮和發黴。我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數量龐大的圖書館和書籍及其遭遇的悲慘處境所震驚——數以百萬計的書籍在戰爭中被摧毀，或任由風吹日曬，或遭到被掠奪，或被那些討厭其內容的人燒燬，或被那些認爲它們毫無價值的人廢物利用（例如，法國革命家用古典神學書籍的紙張來包裹奶酪），或者被那些認爲它們價值不菲的小偷偷走。（書中提到了一位著名的偷書賊、一位德國神學家，他偷的圖書館珍本書籍多到足以讓他在蘇聯古拉格監獄中服刑）。
該書對早期修道院團體在藏書上所發揮的作用有很多論述。在修道院裡，書籍（包括基督教書籍和異教書籍）藉著多次傳抄而得到了保存，這一數量非常龐大。該書就宗教改革對歐洲圖書館文化的負面影響所作的批評發人深省，對於改革宗的讀者來說，有些地方讓人讀起來感到痛心。從另一方面來看，本書對清教徒跨越大西洋，帶來一箱又一箱神學著作的描寫令人感動——這是裝在木箱裡、隨著風浪起伏而來到新大陸的圖書館。
顯然，基督教歷史就是一部愛書的歷史，儘管這種愛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延伸到所有書籍上。佩特格里和德·韋杜文強調，中世紀的僧侶願意保存基督教之前的文獻，現代早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則熱衷於焚燒敵對方的著作，後來的（一些）法國革命者則希望從總體上清除歐洲的神學文獻。
雖然我不願意批評這樣一本有成就的書，但我確實想知道是否可以就基督教與書籍的複雜關係多說一些：例如，像他之前的中世紀學者一樣，新教改教家約翰·加爾文致力於研究和保存基督教之前的異教文學。（在那個宗教改革時代的思維模式中，非基督教著作和基督教異端著作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面臨著不同的反應）。
作爲一名神學家，在閱讀《圖書館》時，我看到早期基督徒重視非基督徒寫的書，並爲這樣做提供了特殊的理由，這讓我感到震驚。例如，加爾文閱讀和保存異教作者著作的理由是：聖靈也賦予非基督徒以寫作和講出一些真理的能力，爲此加爾文寫道：「如果輕視這些禮物，我們就侮辱了恩賜的賜予者。」
很難在諸如法國革命者的世俗主義信仰中找到與加爾文觀點相近的東西，前者總是想要摧毀或羞辱來自他們自己意識形態陣營之外的著作，或者他們會像納粹一樣——納粹在摧毀猶太圖書館的同時建立他們自己封閉的猶太文學圖書館，其目的是爲了了解那些他們想要殺害的人。
我毫不懷疑佩特格里和德·韋杜文所說的基督教對圖書館和圖書文化的貢獻是正確的：愛書的人也會參與到毀滅圖書的罪行中。但最根本的是，在閱讀這本書時，我被它證實了赫塔多的洞察力所震撼，即基督教把對書籍的愛建立在對鄰居的愛之上。而世俗主義者的反應卻恰恰相反——法國大革命和納粹德國對自己鄰舍所寫的書深惡痛絕，所以如果今天的西方想要拒絕承認基督教對西方文化的塑造，他們就需要深思這一點。
美國亞馬遜對這本書的介紹如下：
《圖書館：脆弱的歷史》
作者：安德魯·佩特格里和阿瑟·德·韋杜文
有的聞名於整個文明世界，有的受到私人收藏家的保護，有的經過幾個世紀的建設，有的在一天之內就被摧毀，有的用金箔和壁畫裝飾，有的用豆袋和兒童畫填充——圖書館的歷史是豐富的、多樣的，充滿了各種事件。
安德魯·佩特格里和阿瑟·德·韋杜文所著的這本書可能是關於這一話題的第一部重要歷史著作，他們探討了圖書館有爭議和戲劇性的歷史，從古代世界的著名藏書家到我們今天珍惜的陷入困境的公共資源。一路上，他們向我們介紹了塑造世界上偉大藏品的古董商和慈善家，追蹤了時尚和品味的興衰，並揭示了爲追求稀有和寶貴手稿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端行爲。
Profile Books出版，528頁。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People of the Book: How Have Christians Viewed Books Across Centu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