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對牧師妻子的種種期待，究竟是怎麼形成的？這個角色算是教會裡的正式職位嗎？聖經裡真有這樣的設定嗎？或許，在那些不允許姊妹擔任牧職的教會裡，人們對牧師妻子的要求早已變了味，成了填補姊妹無法被按立的替代方案？
貝勒大學歷史系教授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lison Barr）在新書《成爲牧師妻子：婚姻如何取代按立成爲姊妹事奉之路》（Becoming the Pastor’s Wife: How Marriage Replaced Ordination as a Woman’s Path to Ministry）中，對這些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她以浸信會的發展歷程爲縮影，穿梭數百年教會歷史，彙集大量軼事證據。這本書既試圖呈現「女基督徒如何獲得這一特殊角色的歷史」，同時也揭露了「這種角色背後，許多姊妹付出的沉重代價」（序言 21 頁）。
巴爾將自己的親身經歷與其他牧師妻子、女性教會領袖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書中大部分內容聚焦於美南浸信會的姊妹事工，尤其是多蘿西·帕特森（Dorothy Patterson）。從 1980 年代美南浸信會保守派復興運動，到 2018 年她的丈夫被解除西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職務，這幾十年裡，帕特森對教會姊妹（特別是牧師妻子）的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過，由於全書主要討論美南浸信會的背景，作爲非浸信會背景的讀者，我雖然能理解巴爾提出的某些擔憂，但始終有個疑問：她所批判的這些現象，對我所在的教會和事工環境，真的具有參考價值嗎？
美國亞馬遜網站這樣介紹本書：
《成爲牧師妻子：婚姻如何取代按立成爲姊妹事奉之路》
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lison Barr）著
在《成爲牧師妻子》一書中，巴爾結合自己的經歷和學術專長，追溯了牧師妻子角色的歷史，展示這一角色如何在保守的新教傳統中既幫助又限制了女性。
巴爾研究了女性被按立的衰落與福音派教會中牧師妻子角色興起之間的聯繫，追溯了基督教女性領導力在更宏大歷史 (古代、中世紀、宗教改革和現代) 中的模式。
布拉索斯出版社（Brazos） 256 頁
巴爾的核心觀點確實值得深思。她指出：「牧師的工作往往包含了他妻子的無償勞動。」巴爾並不介意妻子協助丈夫，但問題在於，「讓我介懷的是，只因爲丈夫是牧師，妻子就應該無條件地協助丈夫的事奉」（93-94 頁）。她在書中犀利地寫道：
我們把一個聖經從未明確提及的身份，塑造成了當代福音派姊妹最高的事奉呼召，讓它取代了其他事工崗位。我們迫使那些本無服事呼召的姊妹，只因丈夫的職分就不得不參與事奉。我們告訴她們：你們進入事工的最佳途徑，就是亦步亦趨地追隨弟兄。（21 頁）
巴爾特別批判了那種「買一送一」般要求牧師妻子參與丈夫事工的現象。她認爲，「在面試牧師候選人時，要求其妻子作爲丈夫工作的參與者接受考覈，這種做法根本不合情理。」（序言 17 頁）
然而這種現象的根源，往往與牧師微薄的薪酬有關——尤其在小型教會中，整個家庭都被裹挾進牧者的職分裡。但巴爾沒有深入探討：牧職（特別是新約中「監督」 [episkopos] 或「長老」[presbyteros] 的職分）並非普通職業，它伴隨著獨特的挑戰與期待，捨己精神本就是這一職位的應有之義。
正如《路加福音》10:7 和《提摩太前書》5:18 所言：「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但教會畢竟不是企業，事工既需要會眾的奉獻，也要求牧者甘願投身這份注定要捨己的職業。爲什麼還有人前赴後繼？爲什麼妻子們會接受這些無償的期待？在這背後，或許存在著巴爾未嘗討論到的更爲崇高的動力。
巴爾帶領讀者穿梭於意大利的地下墓穴、英格蘭的修道院等歷史現場，通過米爾伯加（Milburga）、百基拉等的故事，試圖證明早期教會姊妹確實擔當了獨立於弟兄、擁有權柄的事工角色，甚至可能被正式按立。
然而在閱讀這些歷史考證時，我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對這些古代姊妹事工的描述缺乏統一定義。她們算牧師嗎？被按立過嗎？本書陷入了定義混亂的困境，但這其實反映了各宗派間長期存在的概念分歧——當我們談論「職分」「領導力」「事奉」「呼召」時，究竟指什麼？你眼中的「主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牧師」；你認爲的「授職禮」，在我看來就是「按立儀式」。在某些浸信會傳統中，「執事」的職責等同於其他宗派的「長老」。至於「使徒」在當今教會中的角色（如果存在的話），更是眾說紛紜。
巴爾意識到了定義的重要性，她寫道：「如果我們把『牧養權柄』的定義從『講道』轉向『禱告』，那些反對姊妹擁有牧職的論點會怎樣？」（20 頁）。但她又斬釘截鐵地宣稱：「古代（包括聖經時代）存在女祭司」（18 頁）。問題在於，若嚴格按英語「priest」對應希伯來文「kohen」（該詞在舊約中始終使用陽性形態）的定義，聖經中根本不存在「kohenet」（女祭司）這個職分。巴爾所謂的「女祭司」究竟指哪種聖經職分？
巴爾延續其前作《聖經女性觀的塑造》（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的核心論點，提出中世紀的教宗會議通過兩項關鍵舉措邊緣化姊妹：將聖餐禮與祭司按立捆綁，並強制實施神職人員獨身制。直到四百年後的宗教改革，當馬丁·路德等神職人員開始婚配，牧師妻子這一角色才真正誕生——儘管其內涵隨著時代文化不斷變異。
巴爾指出，20 世紀下半葉，「隨著姊妹獨立擔任有權柄的牧職機會減少，牧師妻子的角色被擡升爲多數新教女性最高的事奉呼召」（序言 19 頁）。她將現代對牧師妻子這一角色的理解，視爲 20 世紀教會對姊妹地位的重新調配，特別是美南浸信會在保守派復興運動中廢除姊妹按立牧職後的結果。但值得玩味的是，巴爾並未正面回應保守派復興運動堅持聖經權威的初衷，也未論證重新審視姊妹如何能更好地持守聖經真諦。
無論是歷史經驗還是當代文化，都無法爲教會未來提供現成藍圖。它們固然揭示了過往失敗的教訓，也展現了對某一性別規範的調整如何意外波及另一性別（比如神職人員獨身制的影響）。歷史研究能幫我們理解現狀的成因，但每一代人都必須回歸聖經重新審視與校準，才能獲得面向未來的異象。正如那句流傳至今的古話：「歸正的教會，會不斷地歸正」（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
閱讀本書的許多時刻都令人如芒在背。巴爾對互補主義的批判可謂毫不留情，以至於作爲持守互補主義立場的讀者，我不得不一再爲自己那些基於聖經的信念辯護。在她接連的諷刺性抨擊下，我甚至懷疑目標讀者是否還能將我的信仰立場視爲真誠的、出於良知的選擇。
這種尖銳的筆調或許源於巴爾與互補主義者交鋒的創傷記憶。但如此行文風險在於：可能只會激起和她持同樣觀點人的共鳴，卻無助於促進教會內部的相互理解。
儘管存在爭議，巴爾確實揭示了一個所有教會都該反思的現象——包括我們這些持守互補主義的群體：教會是否在無償榨取牧師妻子的勞動？這種期待是否變相剝奪了其他蒙召姊妹獲得事工支持（乃至薪酬）的機會？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巴爾在研究中兼顧了非裔與白人學者的論述。她通過韋普塔諾瑪·卡特（Weptanomah Carter）1976 年著作《黑人牧師的妻子：參與丈夫救贖事工》（The Black Minister’s Wife: As a Participant in the Redemptive Ministry of Her Husband）發掘的「教會母親」（church mothers）傳統，爲白人福音派提供了寶貴參照。可惜這一模式仍侷限於妻子身份，未能回應巴爾對姊妹獨立事工角色的關注。
巴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從來不是姊妹們是否在教會事奉——她們始終都在。問題在於這些事奉是否被認可爲受薪的專業事工。」（136 頁）當然，在各自教會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姊妹同工同樣配得工價。但現實是，多數教會連支付一位同工基本薪資都捉襟見肘。因此更深層的問題或許是：我們該如何正確評估並支持那些無償服事的同工？
即使反對按立姊妹的人，也能從《成爲牧師妻子》中獲得啓發：我們是否充分重視了姊妹領袖不可或缺的貢獻？至少，我們總該在聖經允許和示範的範圍內，積極發掘她們的恩賜。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Pastor’s W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