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城市家庭教會中的宗教創業：秋雨之福歸正教會的興衰》（Religious Entrepreneurism in China’s Urban House Churches: 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Rain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Routledge, 2019）一書中，作者馬麗把自己表現成像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那樣的揭露者。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欽斯曾曝光備受愛戴的特蕾莎修女，指出其事工中一些有問題的做法。遺憾的是，本書糟糕的學術水平、有失偏頗的報導、以及對學術倫理的惡劣踐踏，都使得馬麗聳人聽聞的言論大打折扣。
過去十年中，很少有教會像秋雨之福教會那樣對中國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也很少有牧師像王怡那樣攪動著中國社會。在中國教會內部的多次開拓性變革中，秋雨之福教會始終站在最前沿：從積極推動公開化、到改革宗神學、到反墮胎事工、再到基督教教育。王怡牧師的講道最受爭議的地方是：他有意在講台上教導基督教教義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他對當政者犯下的罪行毫不留情的責備（如：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強制墮胎等）引來政府對其教會越來越大的打壓，最終導致他2018年底被捕，教會也同時被取締。
西方媒體曾經大量報導過王怡牧師及其教會，如普利策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在自己的著作《中國的靈魂》（The Souls of China）中就有相當篇幅。但馬麗認爲這些媒體工作者們並沒有講述秋雨之福的「真實故事」。在本書中她把王怡牧師描繪成是一個善於花言巧語、又熱衷名望的公知——是2005年歸信基督教後，他獨特的天賦給他機會在教會界迅速嶄露頭角。王怡牧師的查經班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教會，由王怡牧師本人和一位名叫王華生的副牧師帶領。這兩位牧師很快又和其他教會聯合起來成立了長老會華西區會。不過隨著王怡牧師逐漸聲名鵲起，二王之間產生了嫌隙。作者認爲，王怡牧師出於個人野心，一步步將王華生牧師逐出教會，最終引起教會分裂，並慫恿許多教會成員隨他出走。在帶領新成立的秋雨聖約教會的過程中，王怡牧師對名聲和權力的慾望日益膨脹。他和秋雨聖約教會的成員繼續攻擊王華生牧師和他的秋雨百花教會，最終導致王華生牧師在華西區會的監督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審查，而馬麗認爲華西區會（以及這次審查）都是受王怡牧師控制的。王怡牧師在秋雨聖約教會和華西區會中塑造了一種「獨裁文化」，其特徵有：嚴厲懲戒、審查制度、暗箱操作，以及掩蓋事實。王怡牧師的講道越來越偏激，內容主要集中在呼籲對現行體制發動變革。最後，馬麗認爲政府對教會的鎮壓並不代表逼迫，而是前面所提到的王怡個人野心所帶來的後果。
馬麗聲稱美國的媒體工作者們之所以沒有講述秋雨之福教會的「真實故事」，是因爲他們「未能把自己放在這一群體的真實處境當中」（第205頁）。然而馬麗從一開始就明說自己並沒有在教會發生分裂的時候在他們當中獲得第一手的信息，只是「通過公開可見的中國社交媒體」以及「一些深度的訪談」（第ii頁，英文直譯，下同）獲得資料。她這種對社交媒體的過度依賴導致她扭曲了對教會內部實情的理解——下面我會具體談到這些問題。
馬麗熱衷於使用很多聳人聽聞的修辭來形容基督教教會生活最基本的一些要素。例如，她把長老們描述成「具有特權的宗教精英階層」（privileged religious elite class）（第3頁），把常見的一個組織所常常具有的內部會議保密條例視爲「暗箱規則」（secrecy codes）（第191頁），把基督教由來已久的「男性帶領和教導」實踐說成是「性別歧視政策」（gender-biased policy）（第89頁），還把教會懲戒等同於「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第182頁）。當然，她使用這些表述是爲了增加其論點的正當性，但這對有辨識能力的讀者卻適得其反。
馬麗那聳人聽聞的修辭讓本書讀起來更像是一本教會八卦集，而不像一部學術性的民族誌（ethnography）。「當讀者們被王怡牧師的佈道和文章所打動……鮮少有人意識到，若是一個人吹噓自己有能力完全準確鑑別社會上的事何爲善、何爲惡，他已經近乎於神了」（第63頁）。馬麗慣常用到一些子虛烏有的攻擊。例如，她說王怡牧師「自稱獨家領會了上帝對中國的旨意」（第108頁），但在任何一個熟悉王怡牧師文章的人看來，這都是一個荒唐的指控。
馬麗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事實的蛛絲馬跡上添油加醋。 「因著這份公義且敬畏神的使命，秋雨聖約教會不能容忍針對自己的任何批評」（第174頁）。「當秋雨聖約教會裡所有王怡牧師的粉絲都開始咒罵潘秋鬆牧師的時候，外部觀察者們正抱著難以置信的態度來關注這場激烈的爭論」（第177頁）。
馬麗非但沒有爲讀者公平而客觀地記錄下所發生的事，反而屢次添加自己對「驅使著教會領袖的所謂『暗中動機』」的妄自揣測。「王怡牧師仍舊把劉曉波的評論放在前言當中，因爲這些評論能讓他出名」（第29頁）。「他覺得成都大學沒有賞識他的才華」（第124頁）。馬麗完全否認了也有可能是上帝的愛在驅使著秋雨聖約教會及其支持者。於是，對地震受害者的事工成了是在「搞宣傳」（第175頁），那些支持他們的宣教士也是「爲了獲得更多捐款」（第201頁）。但她並沒有說自己究竟如何、從哪裡獲知這些「暗中的動機」。這樣的言辭，與當局的管用宣傳用語如出一轍。
爲了維護「客觀」的牌坊，馬麗通過一些批評秋雨聖約教會的人、「藉他人之口」道出她那些最離譜的揣測。例如：「網上批評秋雨聖約教會和王怡牧師的帖子，經常很快就被網警刪除了。秋雨百花教會的成員懷疑這是因爲聖約教會的人把帖子的事彙報給了微信的網絡審查人員」（第188頁）。這種說法暴露出本書最大的弱點：
馬麗幾乎完全是通過批評者的口來講述秋雨之福的故事，這是摧毀本書可信度的致命缺陷。在書的開頭馬麗告訴讀者，她試圖「通過廣泛收集在各種問題上的意見來平衡各方觀點」（第14頁）。然而書後面的文獻引用卻顯示出，自2013年教會出現紛爭以來，她並沒有對王怡牧師以及任何一位他的支持者進行過哪怕一次採訪。她在教會紛爭期間（2013年至2018年）做過數次遠距離訪談，並大量引用了訪談內容，但所有受訪對象均爲王怡牧師和秋雨聖約教會的批評者。她一次也沒有讓支持教會決策的成員們出來回應這些說辭。她那些大量引用自社交媒體帖子的材料，同樣也幾乎僅僅來自反對秋雨聖約教會的陣營。
誠然，理解這些反對者的說辭當然是探明真相的一個重要步驟。但作爲一個學者，馬麗最需要關心的是這些說辭的真實性。這就要求她必須聆聽雙方的說法並參考第一手資料。然而，她卻讓這些心灰意冷的教會成員對所發生的事做出權威陳述、揣測動機，結果就成了殘缺不全的 「編造故事」。
例如，馬麗說華西區會「多半是借助了王怡牧師的影響力，因此成了其個人意志的延伸」（第216頁）。華西區會於2017年7月16日對王華生牧師和王怡牧師實施懲戒的時候，只判定了前者的罪，卻「並未批評王怡牧師的過錯」（第156頁）。但這顯然不是事實。懲戒報告陳述到「王怡牧師過失……主要是主任牧師失職」，並列舉了多項過失，包括未能對長執同工給予足夠的教牧關懷，以及未事先告知就轉到聖約堂、從而違反了教會的章程。王怡牧師曾在自己的會眾面前，公開對自己的這些過失流淚道歉，而這次懲戒的細節也清楚寫在了7月16日宣讀的懲戒報告中。這意味著馬麗要麼沒讀過這份重要報告，要麼就是故意隱瞞事實，不論哪種情況都是令人極爲不安的。
我們再來看看她對王華生牧師2018年那次區會聽證會（長老會通常稱之爲「區會法庭」）記錄的描述，這份記錄幾乎完全出自王牧師的代理人範鑫之口。讀者們受本書引導而相信王華生牧師僅僅因爲在臉書上發了一條對王怡牧師的批評，就遭到了華西區會的審查，並隨後因此受到懲戒和被剝奪教牧職務六個月。馬麗並沒有直接引用聽證會文件，而是通過範鑫之口告訴我們裁決結果，而範鑫反對這個裁決，認爲過重了。「範鑫爲王華生牧師辯護，說他已經寫了公開的道歉信，但華西區會做出的決定，弄得他好像拒絕道歉似的」（第181頁）。然而，區會的官方文件卻說，儘管王華生牧師已經向華西區會和恩典城市大會道歉（王華生牧師正是在此大會上批評了王怡牧師），但他拒絕按照一年前那份懲戒報告的要求，向聖約堂和百花堂的會眾道歉、在社交媒體上道歉。他還拒絕承認自己在臉書上的評論是有罪的。藉著通過範鑫之口所陳述的聽證會、而非對區會材料的直接引用，馬麗不完整、且有偏向性地呈現了這次聽證的過程。本書作者沒有提到王華生牧師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在臉書上批評秋雨聖約教會；她也沒有提到華西區會也曾經多次私下找到王華生牧師、敦促他改正，直到王華生牧師拒絕承認自己的行爲是罪之後，才啓動區會聽證會以判斷他是否的確有罪。當然，作者對於王華生牧師的幾處描述，也並非正面。
由於馬麗堅持從王怡牧師的批評者口中講述「事實」，因此還有許多其他事件也被她嚴重歪曲了。例如，她指出教會長老們沒有經過會眾投票就購買了百花會堂，將此視爲王怡牧師無視教會內部「法治」的一個實例；但她並沒有提到，秋雨之福教會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用區會的章程替代了教會舊的章程，從而允許僅通過長老投票就可以購買地產。在描述王怡牧師在復活節之際如何未經告知就轉到了聖約堂，馬麗把王怡牧師和華西區會描繪得像是在通過想方設法掩蓋王怡牧師的錯誤來實施「形像工程」（perception management）；但她並沒有提到，華西區會在2017年7月16日就已正式判定這種行爲是有過失的，也沒有提到王怡牧師已經爲此公開道歉了。馬麗對許多事件的討論都遺漏了重要的細節，這要麼是因爲她不知道這些細節（這原本是可以彌補的，假如她採訪過秋雨聖約教會的成員並參考過第一手資料的話），要麼是因爲這些細節有損於她的敘事，即：王怡牧師權力慾極強，華西區會是其「個人意志的延伸」。
儘管馬麗不讓秋雨聖約教會的領袖回應這些指控，但她的確偶爾也從他們過去的文章中引用一些材料，不過她對事實的忽略在此更爲引人注目。她一次次歪曲甚至捏造他們的語言，炮製對自己有利的虛假信息。下面僅列舉一二：
僅僅在我選擇要覈對的少數幾處引用中便發現了十幾個這樣的捏造，但不幸的是，絕大多數讀者卻無從驗證馬麗的聲稱。然而，一些聲稱是很容易被可公開獲得的信息所否定的。例如：「在這一教會群體中，『更新』和『門訓』的觀念主要圍繞著『推翻現政權的政治變革』這一中心」（第233頁）。讓我們對比一下王怡牧師的文章《我的聲明：信仰上的抗命》，這是在馬麗認爲他最爲「激進」的時期寫成的：「我完全無意於去改變中國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爲牧師，我唯一關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帶來的對罪惡人性的震動，和對基督十字架的見證。」
但馬麗對學術和道德準則最爲嚴重的違背，體現在她決意要使用這些涉嫌「加害者」的真實姓名。在書的開頭，馬麗說要給與涉嫌受害者「匿名與否的選擇權」（第14頁），而至於涉嫌加害者，「我要讓作爲調查對象的教會成員來決定是否透露加害者的真實姓名」（第14頁）。由於這些事件都是未經證實的，因此這樣做近乎於誹謗。一些指控的傷害事件是十分嚴重的。例如，她指控一名教會成員犯了強姦罪，並對其指名道姓。她把這些指控說得如同事實一般（「他強姦過袁姊妹」——第205頁），即便她所依賴的證據只是一面之詞。她還指控教會諸位領袖及其配偶掩飾這一強姦罪行，並引用了這一自稱受害者所提供的陳述。她甚至都沒有勞煩問一下諸位牧師和師母們，這些引用是否準確。甚至連好幾位身份一直被嚴格保密的宣教士，馬麗也將他們的真實姓名和機構加以揭露，從而危害到了他們、他們的機構及其家人在中國的安全。而當她這樣做的時候，也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宣教士是幹了什麼「壞事」要遭到她這樣的處理和對待。
坦白地說，我很驚訝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竟然出版了這本書。僅僅是當中過多的語法錯誤就該引起編輯們的注意了。遺憾的是，這麼有價值的一個題材卻被如此糟糕地處理。秋雨之福教會肯定還有「未曾說出的故事」，但卻不是馬麗口中的那個「故事」。像秋雨之福教會這樣十分顯眼又有影響力的教會，很少能像初看起來那樣「無暇」了——任何一個已成爲某教會成員的人都明白這一點。然而，關於秋雨之福教會，馬麗並沒有爲我們提供更爲清晰、更爲客觀的認識，反而只是將教會的故事變得更加模糊。她意圖要「潔淨聖殿」，但卻以「玷污聖殿」而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