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加爾文大學哲學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所走的道路與我在《年輕、躁動、歸正：一位記者在新加爾文主義中的旅程》（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Journey with the New Calvinists）一書中介紹的許多年輕福音派基督徒所經歷的路線類似。他還記得在大學時閱讀約翰·派博的《渴慕神》（Desiring God，中譯爲《十點十分的盛宴》，由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時給自己帶去的影響，他從派博和巴刻那裡了解到約拿單·愛德華茲，他仔細閱讀了查爾斯·賀智、華菲德和謝德（W.G.T. Shedd）的作品。他在洛杉磯的一間神召會帶領大學事工時，很好地指導了渴望聖經神學的學生。簡而言之，他知道他在《致年輕加爾文主義者的信：邀請進入改革宗傳統》（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 An Invita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中既贊同又責備的內容是什麼。
史密斯是一位研究後現代主義等議題的傑出學者，他在這本備受歡迎的書中以友好的、牧者的口吻寫作。他引導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們參觀改革宗神學的莊園，這些年輕的目標讀者剛剛進入門廳，就已經開始驚歎於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他們還沒有觀察到這個被稱爲改革宗傳統的宮殿式莊園中其他房間。史密斯是一位生動和善於拓展思維的作家，他採用了書信的形式來充當讀者的導遊。
史密斯強調，改革宗神學來自聖經。它不是人類的發明，也不只是吸引過度理性的基督徒建立抽象概念。他對阿民念主義者的強硬措辭讓我感到驚訝。史密斯寫道：「當代福音派被一種阿米念主義共識所支配，已經變得如此徹底的人本中心，以至於最後把神看成了一個負責照顧我們的願望和需要的僕人。」在這本書的其他地方，他責備阿米念主義說後者認爲神獨自坐在那裡，希望我們能請他去參加舞會。
當然，宗教自豪感是史密斯對加爾文主義者的主要關切之一。事實上，他在歡迎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加入改革宗傳統之後，立即談到了這個話題。他責備那些熱情的新加爾文主義者，認爲他們表現出的傲慢態度好像諾斯底主義者發現了一種祕密的知識一樣，使得他們自視優於其他基督徒。史密斯說，加爾文主義「可能是致命的：一種神學上的西尼羅河病毒」。他不鼓勵加爾文主義者把與其他基督徒弟兄的爭辯看作是畢生使命，史密斯認爲，「改革宗神學從根本上講是關於恩典的」。因此，加爾文主義者至少可以做的是對他人表現出一些恩典。畢竟，我們有什麼不是從神那裡領受的呢？（林前4:7）
當史密斯講述改革宗神學歷史並爲其信仰和立場辯護時，他的大部分內容都很不錯，他也認爲改革宗神學是「教會各時代教師從聖靈而來的智慧」。然而，他認爲《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乾巴巴的甜點」，而《海德堡教理問答》是「帶來滋潤的綠洲」。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偏愛產生了神學家凱波爾（Abraham Kuyper）、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伯克富（Louis Berkhof）的荷蘭改革宗傳統，而不是產生了約翰·歐文（John Owen）、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愛德華茲的盎格魯-蘇格蘭改革宗。
然後，此書出現了一個轉折，這會讓史密斯的許多讀者感到不舒服。在向讀者推銷廣義改革宗傳統的同時，他卻把矛頭指向了浸信會和其他沒有全盤採納改革宗信仰告白又聲稱是加爾文主義者的人。史密斯特別提到了美南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該學院自1859年成立以來就一直繼承著盎格魯-蘇格蘭改革宗傳統，這一點在該校信仰告白《浸信會基本原則》（Abstract of Principles）中就有所體現。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在史密斯的這本書中成了遭到批判的典型靶子，他寫道（原文直譯）：
（這種）威斯敏斯特流派削弱了改革宗傳統的大公性，它所闡述的「加爾文主義」只是那種被消減了的、單獨抽出來的救恩論，它可以被抽出來並且插入到任何宗派（和無宗派）的神學體系中。
爲了支持他的論點，即加爾文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被歸結爲「鬱金香」（TULIP）的救恩論，史密斯以約翰·加爾文爲例，他爲了門訓的緣故改革了教會的敬拜。可以肯定的是，加爾文對他那個時代的浸信會和浸信會主張的地方教會治理方式沒有什麼寬容。史密斯認定改革宗傳統有一個獨特的教會論，拒絕這種教義和教會論就不屬於改革宗。史密斯遠不是今天唯一發出這一最後通牒的教會領袖。這些批評者可能無法成功地奪回「改革宗」這個詞供他們獨家使用，但我可以同情他們對保護這個詞歷史完整性的關切。
不過，我想知道，史密斯是否爲著這一點而付出了太多筆墨。他認爲，改革宗的傳統是大公性的，包含了其他看重恩典的神學家，如馬丁·路德和希波的奧古斯丁，但這些人都沒有持有與加爾文相同的教會論。他們都有一個強烈的信念，即嬰兒應該接受洗禮。那麼，嬰兒洗是改革派和非改革宗之間的主要分界線嗎？高舉神的敬拜和基於福音的門訓這兩者的地位又如何呢？如果說是爲了上帝的榮耀而進行的教會歸正使改革宗傳統與眾不同——而不僅僅是嬰兒洗或長老會教會論，那麼在地方教會和聯會中追求這種目標的浸信會就應當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爲自己也繼承了改革宗的遺產。
該書的其他部分也同樣會激起許多讀者的興趣。他責備一些改革宗的神學家在因信稱義的教義上更像路德宗而不是加爾文主義。但在稱讚N. T. 賴特時，史密斯本可以與美洲長老會基於《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前提下批判保羅新觀的文章進行有益的互動。史密斯還爲平權主義插入了一個簡短的辯護，呼籲改革宗傳統要反對「對婦女的奴役」——他指的是互補主義。救贖使墮落的詛咒失效，他觀察到耶穌和保羅通過賦予婦女權力來完成這項工作。事實上，我們的確要爲馬利亞、馬大和其他許多忠心的耶穌門徒，以及百基拉、非比和其他與保羅一起服事的姊妹們感恩，但雖然如此，保羅還是在他的書信中寫道：「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提摩太前書2:12）但史密斯沒有提到這節經文，他也沒有提到在這裡他和最近幾十年平權主義的發展都偏離了歷史上改革宗的立場。
這本書中最讓我感到擔憂的，是史密斯對個人性救恩的批判。他通過訴諸於三位一體和其他教義，爲社群和共同體提供了一個令人感動和信服的理由。他寫道，上帝「創造世界並不是爲了生產一批孤獨的個人或社會『原子』，它們自我封閉、彼此不相往來，因此只能在垂直的孤島上與上帝『個人性』相交。」但誰會真正相信這種畫面呢？哪怕在史密斯相信的改革宗傳統之外也有許多人都會同意他的觀點。重浸派的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衛理公會的韋利蒙（Will Willimon），甚至美南浸信會如莫勒（Albert Mohler）等領袖都會通過呼籲認信的、可見的地方教會來拒絕這種怪異的個人主義。
但史密斯似乎走得更遠。他寫道：「我主張說上帝處理的『單位』總是一個社區、一個民族。」當然，我們西方人需要爲我們的超級個人主義受到責備，但聖經支持史密斯的這種絕對性群體主義嗎？改革宗傳統中的其他人也會這麼說嗎？史密斯正確地指出，聖經中的「你」經常是複數代詞，我們不會有別的期望，因爲保羅的許多信件都是寫給教會的。不過，教牧書信中，保羅勸告提摩太和提多時，讀起來就不同了。保羅悔改歸正的例子難道不應該讓我們對上帝總是而且只進行群體性救贖這樣的說法保持警惕嗎？
史密斯寫了很多美國教會需要聽的東西。即使是我，一個確信鬱金香教義的浸信會基督徒，也由衷地同意：「加爾文主義的天才之處不能被簡化爲關於靈魂預定的救恩論教義。」他關於享受創造的結論讓我感動，爲上帝的大能工作而讚美他，並祈求耶穌能快快再來、使萬物更新。但是，如果改革宗傳統的捍衛者想要改造浸信會，我認爲還有更好的方法。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