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今天早上(比我預期的情緒還要激動)，在我身爲一個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爾長大的少年生活中，其中一件害怕的事情就是葛培理會死。我知道對於相信神即使沒有葛培理，的確能夠讓這個世界運作，而懼怕就是有著很多不成熟的缺乏。但這確實給你看到他好像扮演著太陽的角色，在50年代晚期維持著我的宗教世界之眾行星在太陽系中的位置。
如今我72歲身在明尼阿波利斯(記得湖人隊終場123分嗎？！譯按：1960年2月13日湖人隊終場以123分險勝活塞的117分，當時作者14歲。)，不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少年，而葛培理今天在99歲去世了。今天早上我在唱他的歌：《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和《你真偉大》（How Great Thou Art），經過深刻聯想一生，它們喚起了情感的洪流，這是種甜蜜的哀傷。主啊！感謝你！你響應了我少年時的禱告，並且你保守他長壽的一生，不僅是他的生命，更是他的信心與他的見證。
葛培理在1918年11月7號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在1934那年，在佈道家翰牧（Mordecai Ham）傳講福音之下，葛培理歸信基督。他在田納西州克利夫蘭的鮑勃瓊斯大學學習了一年，並在坦帕（Tampa）的佛羅里達聖經學院花了三年半的時間。在1938年3月，他第一次受到了神的感動，呼召他傳道。
在1938年的一個晚上，葛培理散步回來，走到了學校前門的18號綠地。「樹上長滿了西班牙青苔，在月光之下彷佛是仙境一般。」他坐在草地的邊緣，抬頭望著月亮和星星，感受到來自南方溫暖的微風。張力忽臨：「我記得我跪下來說：『神啊！若是你要我傳道，我就去！』當我大大降服於神的呼召，成爲耶穌基督的使者時，我的眼淚流了下來。」(John Pollock, Billy Graham, 17)
在1937年的暑假期間，他向艾米莉（Emily Cavanaugh）求婚要她嫁給他，在1938年的5月，她拒絕了。
葛培理1939年在墨西哥灣的一間小教會被按立，第一次他獻上自己「祭壇上的呼召」，現場有100人，32位年輕男女來到臺前（Pollock, 22）。
在1940年冬，他進到了惠頓學院，他在威利斯頓大廳（聖誕節我跟我的妻子在惠頓約會的同一個宿舍）遇見了露絲（Ruth Bell）。
露絲告訴葛培理，她無法完全確定，她深怕她想成爲他妻子的願望會拒絕了清楚的宣教呼召，除非他心繫西藏。「他去爲宣教區域禱告，卻沒有任何的引導。最後，他說：『那麼，你認爲神帶領著我們在一起嗎？』——而我不得不承認神的確如此帶領。」葛培理指出丈夫是妻子的頭：『主引導我，而你就跟著。』露絲憑著信心同意了。（Pollock, 26）
他們在1943年8月13日結了婚。
在1949年8月，他對聖經的信仰受到了考驗，在加州聖貝納迪諾山的學生會議上達到了高潮，查爾斯·坦伯頓（Charles Templeton）問到關於聖經真實性的問題時，葛培理無法回答。
葛培理跑到山林間，並且在山上徘徊著，邊走邊禱告：「主啊！我該怎麼辦？我人生的方向在哪裡？」
他遇到了自己所相信的危機。
他看到單憑理智無法解決權威的問題，你必須越過理性，他想到了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信心：他無法得知貨車、飛機、汽車是怎樣運作的，但他駕駛著它們......難道對聖經的信心是在心中的事物裡面唯一會錯的嗎？
「所以我走回去，並且拿起我的聖經，走在外面的月光下，我到樹樁前，把聖經放在上面，我就跪下說：『神啊，我無法證明某些內容，我無法回答查爾斯和其他人提出的問題，但我憑信心接受這本書是神的話。』」(Pollock, 53)
隔月葛培理的全球佈道團『葛培理佈道大會』（The Billy Graham Crusade）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一夜之間他成爲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一年之後，1950年5月1日的新聞週刊稱他爲「美國現今最偉大的佈道家」。
當初神主動地呼召他從事傳福音的工作，他從來沒有失去這個信念，他將一切都歸給神的主動。
「當我回想過去心中總是想著，我相信我會選擇從事傳福音這個特別的工作，就像一個人曾經選擇進到東哈萊姆並且在那裡工作一樣，或是像卜威廉將軍到貧民窟一樣。我相信神在祂主權之中——我對此沒有其他的答案——就是絕對的主權，揀選我做此工作，用祂自己的方法來預備我。」（Christopher Catherwood, Five Evangelical Leaders, 234)
對於他所使用的一切技巧，他在傳福音的工作中深深地依靠聖靈。
他於1964年在哈佛神學院告訴他的學生......「我曾經認爲在傳福音時我必須靠自己，但我現在是用完全不同的態度來看傳福音，我完全輕鬆應對。首先，我不認爲有任何人能來到基督面前，除非聖靈已經預備了他的心。第二，我不相信任何人能來到基督面前，除非神驅使他。我的工作就是宣告這個信息，那時是聖靈的工作在運行。」（Catherwood, 230）
當取消種族隔離還不是政治上正確的事情時，他就已經是種族合一和互相尊重的倡導者了。
1972年，葛培理接受了在德爾班（Durban）和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提出的演講邀請，聽眾都是種族融合的。南美政府不喜歡，只能勉強同意...... 霍華德·瓊斯（Howard Jones）回憶，馬丁·路德·金告訴葛培理說：「你們的佈道團在幫助種族關係上比任何其他我所知道的機構都還要多。」（Catherwood, 209）
他有一句名言是說：他傳講的東西太多，但研讀的東西太少。
我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我聖經研讀得不夠，我希望我是研讀得多些，講得少些。當我應該學習和預備的時候，人們逼著我對不同的團體演講。唐納德·巴霍斯（Donald Barnhouse）說他如果知道主會在三年以內再來，他會花兩年研讀聖經，一年講道。我正在努力彌補。（基督教今日報，1977年9月23日）
在波洛克的1966年對葛培理學習習慣之描述中的觀點是特別諷刺的：
葛培理研讀聖經超過其他一切，是他信仰和行動的最高權威，每天讀五首詩篇（一個月結束詩篇），還有一章箴言，這卷書「向我們顯示如何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同輩中人打交道。」他每週讀一本福音書，使用不同的註釋書和現代譯本，並且不斷地回到使徒行傳。他在整本聖經裡批註，「有時候神的話使我遭受衝擊，以至於我必須放下聖經並散步一會兒，才能再次呼吸。」（Pollock, 248）
所有聖經的研讀都充滿了禱告，「我每天有很多決定要下，而且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必須時常在禱告。」(Pollock, 248)
當然，約翰·波洛克（John Pollock）是對的，「禱告和聖經研讀，是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的，是葛培理的品格和他信息的頭號根源。（248）
衡量一個人影響力的廣度有不同的方法，其中一個便是在他活著時在他的影響下所創立的機構，另一個就是他的觀念在整體文化中的形塑能力，還有一個就是他做事情的方法對美國宗教生活方法論和風格上的影響。
另外就是作爲神手中的器皿，成就難以估量的永恆改變：帶領數十萬人出黑暗入光明，脫離撒但的權勢進入神的家，不再定罪而得到赦免，從罪惡中釋放進入聖潔，從地獄而出來到與神同在的喜樂中。更不用說這些人在世界上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數十億人口產生的美好功效。
雖然說只有神可以正確地評定一個人的生命餘波在各方面的影響力，我自己的判斷會是：葛培理最大的影響是在引導世界各地無數的人，走出滅亡而進入永恆的喜樂和愛裡面，就是他所造成的永恆改變。這就是他的首要任務！「因爲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16）。
譯：楊忠道；校：講道翻譯團契。原文刊載於渴慕神網站：『God Did the Work,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