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以來，社會上對同性婚姻
的看法已有巨大的改變。在極短的時間內，同性婚姻從無法想像也難以接受的事情變爲無可辯駁的文化潮流。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巨大的改變？戴爾·保羅（Darel E. Paul）在他的新書《從容忍到平等：美國精英族群如何使同性婚姻成效》（From Tolerance to Equality: How Elites Brought America to Same-Sex Marriage，中文書名暫譯）中，幫助讀者深思美國的文化精英們是如何帶來這一改變的。
大多過去對這一文化轉變的研究都著重於激進分子的行動，以及他們促成的道德演化，卻忽略了同性婚姻運動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一運動中的一些特別之處（例如：爲什麼同性伴侶被正當化，而非將他們看作是「另類的」革命者？）。作爲馬薩諸塞州威廉斯鎮威廉斯大學（Williams College）的的政治學教授，保羅試圖彌補這一缺失。他將重點放在美國的商業和文化精英們身上，這些人通常不是左派的先鋒部隊，本書論述他們對這個運動帶來如何重大的影響。
爲了解釋文化精英帶來同性婚姻合理化這一現象，保羅必須先證明現象的存在。書裡大部分都在描述和證實美國精英族群在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無論是藉由他們的公司、教會、大學，或是文化產業，保羅讓我們看見這些精英族群在促使同性婚姻和同性戀正當化上就是先驅。
保羅的近距離觀察包含了許多數據分析；他使用的統計方法對一般大眾來說恐怕會太過複雜，不熟悉（例如：對應分析法）。雖然這一分析法對於外行人來說可能令人生畏，但它卻是保羅解析的眾多特色中最令人深刻的——尤其在第五章裡面，這一數據分析法讓他能顯示出許多文化習性和價值觀代表著不同社會團體。
保羅這本書的書名強調了「容忍」（Tolerance）和「平等」（Equality）的差別。「容忍」指的是面對一些在道德或其他方面我們不認同行爲的人時，我們樂意遷就和保護這些人：「一個人要『容忍』一件事，他必須先相信這個東西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錯誤或是不對的」（英文版70頁，下同）。相反，「平等」這個詞卻是否定了「容忍」本身原有的負面判斷的適當性；「它要求公眾的認可，政府的支持力量，並且限制任何私下可能有的負面評價」（第8頁）。雖然大概在十年前，大部分美國的精英分子看待同性戀者仍抱持著容忍的態度，隨著「婚姻平等」的提倡——將婚姻定義爲社會措施，慶祝以及特定的性關係族群的權益——漸漸地潮流走向了認可的步伐。
那些轉變的精英分子來勢洶洶的意見，似乎將所有以前的歷史通通抹滅。而他們當中的異端分子，如布萊登·艾克（Brendan Eich）和馬可·萊格努斯（Mark Regnerus），則被無情的譴責和除名。政治人物如奧巴馬和希拉里——以前也自稱反對同性婚姻——在這個議題上則是迅速的「演化」，成爲它最大的支持者。
保羅將這一轉變與已經破產切理論也被遺忘的忌諱連接起來。那個忌諱的可信度已經瓦解，不僅僅因爲同性婚姻正迅速滲透著精英人士們的婚姻生活，更因爲它象徵著他們對整個婚姻文化的心願。
由同性的兩方來組成婚姻代表著傳統一男一女婚姻中性別角色的更改。同性婚姻不再是爲著雙方對生養孩子有共同責任及負擔，而是一個更加代表著自主權、提升和表達自我的媒介。當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時，原本對於教養孩童的性別角色的印象也就消弱了。因爲以上和其他原因，在各個領域中的精英分子也就更傾向於同性婚姻，而不把它當作是該容忍的例外。
保羅認爲精英人士們支持同性婚姻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自己的低生育意願。在他研究的數據中，呈現出來生育能力是「家庭結構改變的關鍵點」（109）。有越多的孩子，那對夫妻就比較不會崇尚「性進步」。反之，最支持同性關係的族群通常是生育意願較低的，認爲性和生育不相關的人。
在所有文化中對於性、性傾向、性別和婚姻的討論中，大家不願面對的棘手問題其實就是生育。它已經在各方面被我們強制遺忘了：性、性觀念、性別、人際關係。
對同性婚姻的支持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要了解，那就是父親形像被無效化。在高生育意願的家庭中，父親是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當婚姻和繁衍之間的關係被否定掉，父親的角色也跟著變得可有可無了。保羅說：
那些反對妻子從夫姓的人通常都是最支持同性性關係、認爲同性情侶可以成爲家庭、支持同性伴侶領養孩子、同性婚姻。反之，那些支持妻子從夫姓的人通常是反對這個潮流的。（109）
因爲低生育力，以及各種先進的技術——避孕、結紮、和墮胎（我們也可以加上現在單方面依賴男性提供經濟來源的家庭也越來越少了，因爲政府的福利制度以及女性們在職場上的活躍），父權社會的傳統父親角色也就受到越來越多的消弱。
保羅使用了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概念框架，將促成同性婚姻的動機劃爲「階級鬥爭」：這鬥爭不是因爲想要控制物質，或是依賴警察或是軍事力量，而是爲了爭奪社會象徵文化的控制權，以及爭奪社會架構/秩序的主導權。現今帶領風潮的都是我們的老朋友——新教自由派理念的後輩，他們看重「個人經驗的權威以及致力於多元化、容忍、性別平等和社會批判」（142頁）。這那些理念在文化潮流裡相當成功，它漸漸旳將原本起源的宗教之本視爲累贅。現在，這些理念有著幾乎對美國領導文化的各個機構的最大影響力——包含大學、媒體、娛樂，和商業機構。
同志族群（LGBT）就是與基督教基要派信仰的對立代表，同時，世界對於這兩隊人馬的態度有著此消彼長的關係（雖然穆斯林信仰同樣反對同性關係，世人卻能更和藹地對待他們）。保羅希望他的讀者能意識到「性傾向」這一觀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反對保守基督教的傳統價值觀，而這種反對能給性革命所主張的文化價值帶來極大的支持作用。
重要的是，同志族群是文化中最具優勢代表性的「多元化」象徵：「都市，前衛，時髦，時尚，成功，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125頁）。他們代表了「個人化，以及與之有關的特徵——獨創性，獨特性，創造性，真實性」（125頁）的重要性，以及自我實現和忠於自己。「種族或許是多元化的實踐和思想的『模型』，但是同性戀代表的是它的理想」（126頁）。
精英分子爲什麼要支持多元化呢？儘管有許多受歡迎的意見認爲，例如，在高層中有多一點女性較有益，但結果不盡然。事實上，精英分子似乎在任何可能的證明到來之前就已經緊咬著多元化不放了。
保羅認爲這些精英分子之所以支持「多元化」的理念是因爲它類同於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後者認爲社會架構就是「一群團體」（123頁），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個別體，照著不同專業來分類，因此強化效率性和生產力，同時促進個人的自我實現。雖然種族已經是很明顯的不同，同性戀卻能更加的代表現代的多元。
與種族差異對比之後，同性戀——因爲它跟被孤立的畫上等號——能更純真地象徵管理主義中世界性特徵的多元。因此，同志族群已經成爲廣告商業的最愛。
然而，若你再仔細審查，「多元化」的價值觀其實不是單單因爲它是一個吸引人的踏板。如同保羅觀察的：「多元化跳過了中產和勞工階級，因爲，坦白來說，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128頁）。保羅用數據呈現出，雖然美國精英分子特別喜歡同志族群，他們卻「似乎對其他特定的種族和民族有實際表現的厭惡」（130頁），可以直接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看見。「多元化」是一個有傾向性的價值觀，它比較偏重特定的多元化模式：贊同那都市性、流動性、聯網的、新潮的以及普遍的；但是卻反對那來自鄉下的、小鎮的、較穩定的、矜持的、傳統的、國家主義的（特別是民族主義）（129頁）。這種多元化的價值觀，以及與之相關的同志族群，特別被現在的「新經濟」集團所支持。
我認爲保羅給的結論卻不夠有力。結論中他持續探討同志婚姻的文化戰爭——這次強調的是變性族群。然而，這部分卻成爲他論點中的難題，因爲變性族群不太能像同性戀者一樣有一個令人渴望的象徵：他們的生活形態和價值無法與精英分子文化產生共鳴，而且他們在某些方面甚至與女性主義有衝突；他們不代表成功；反之，他們對於社會文化帶來更革命性的衝擊，即使是精英族群。
保羅認爲現在性解放已不在當初倡導這個風氣的族群控制中；它就像一台失控的重型貨車，拖拉著這些人向前衝。在倒數第二頁裡，保羅寫下一個大膽的宣告：
精英族群中快速使跨性別合理化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危機的徵兆之一。他們已經無法行使原有的權力。（157）
他給予的證明就是：民眾對於機構的信任度越來越低，以及面對精英族群的反應是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總統的當選。
然而，保羅卻沒有注意到精英族群從「多元化」以及與其相關的身份認同政治中得到的優勢。精英族群對同性婚姻的支持比奧巴馬倡導的自由主義涵蓋的範圍更廣大，它涵蓋了將原本道德的侷限轉變爲正義的實踐，以及要站在歷史潮流對的一方。他們是這道德資本的傳人。就像同性婚姻一樣，變性群體提供了精英族群一個機會成爲一個相對簡單的象徵性戰爭的先驅，然而，隨之而來的獎賞卻可能是極大的。
通往多元化的這個潮流代表著社會邁向象徵和表面，反之離具體和實際越來越遠，促使新自由主義毫無阻礙的擴展，在精心修剪的自我表現背後被保護著。班·索斯伍德（Ben Southwood）也表明：新自由主義就是社會正義；社會正義的成功就是使社會往「市場化」發展。丹尼爾·丹佛(Daniel Denvir)描述了希拉里競選時的一個例子：
克林頓在上禮拜問一群內華達州的聽眾：「假如我們明天使各大銀行都歇業的話，如果它們該停工我一定這麼做⋯⋯那會終止種族歧視嗎？」「不會！」群眾不斷地呼喊回應，同時她批評伯尼桑德斯聲稱的單一議題議程。「那會終結性別歧視嗎？那會終結對同志族群的歧視嗎？那會讓人民轉眼間比較歡迎移民嗎？」
「不會！」「不會！」「不會！」群眾大聲叫喊，他們的吶喊在20世紀的自由派政治哈哈鏡中折射。
社會正義，多元化及身份政治將社會及物質差別模糊掉了，這也是精英族群的力量所在——不只是對其他人，更重要的是，對他們自己也是如此。這些也是能將這份影響力消除或是平反的手段：「多元化」促成了一個精英管理階層的優勢光景。即使現在他們的優勢已經開始出現些許裂痕，只要還有任何弱勢族群的權益可以被解放，那些裂痕便不會輕易被發現。
保羅的論點中也遺漏了一件相當刺眼的重點：現代社會對於表現自己的這份渴望越來越龐大。
倘若我們不將現今社會中自我表現的這個特徵的激烈化納入考量，實在是很難理解爲什麼我們的文化會如此快速地支持同性婚姻。這個風氣也因爲社交和娛樂媒體的壯大而更龐大。
現今人的政治生活及精力已經從具體的內容遷移到自我表現的國度中。意思就是：政治已然成爲一個自我商標管理，好叫自己跟別人一同來消費。
結果就是一個膚淺和薄弱的（儘管相當生動）政治：充滿著象徵性的戰爭、人造的表演機會，以及人與人之間對自我商標的競爭（美國人已經選出了自認爲很有經驗的真人秀明星作他們的總統）。
保羅正確地指出：支持同志議題是一個相當有力的方法來區別社會層次，但是，這樣象徵性的標記若不是因爲有社會媒體作爲他們的共鳴，他們也無法享用現在所有的影響力。
或許《從容忍到平等》一書在某些方面沒有足夠深入的剖析，但它仍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因爲它挑戰現今盛行的同性婚姻。保羅將一般傳統對精英族群在這同志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顯現出更複雜的一面，並且揭發出許多不爲人知的背後動機。此書相當引人深思，雖然它不是一本基督教的書，卻值得一讀，因爲它能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社會現況和動向，而不會處在無知當中。
譯：Alice Wang；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y American Elites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