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最偉大立法機構的講台上站著QAnon薩滿（QAnon Shaman）。他光著膀子，臉上塗著紅、白、藍三色的戰術僞裝油彩，頭上戴著浣熊皮和維京角製成的帽子，他認爲自己是「自發的薩滿、能量治療師、受了按立的牧師」，是「形而上的戰士，富有同情心的治療者，以及神聖的創造者上帝的僕人。」他非法入侵美國國會大廈，以幫助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崇拜撒但的食人戀童癖領袖——例如湯姆·漢克斯和教宗方濟各（他認爲這兩位都從無辜兒童的血液中提取腎上腺素用以製造迷幻效果和延長生命）。只有川普總統才能阻止這些戀童癖者，如果川普總統能夠連任，那簡直就是帶來升天、被提或者大覺醒般的偉大復興。
在2021年1月6日星期三的幾個短暫的時刻，QAnon薩滿儼然成了2021年美國的代言人。
這位QAnon薩滿（又名傑克·安吉利 [Jake Angeli]）也成了與警察發生衝突的「造反派」（也有人稱他爲叛徒、白人至上主義者、陰謀論者、國內恐怖分子）代表人物，他們打傷了56名警察，還殺死了一名警察。雖然很少有人像安吉利那樣多姿多彩，但每個人都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脫穎而出。許多人揮舞著他們的旗幟（川普旗幟、邦聯旗幟、「耶穌2020」旗幟）或揮舞著他們的圖騰（絞刑架、反猶主義T恤、白人至上主義紋身、聖經），以示對他們所屬小團體的忠誠。
但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呢？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形像？他們爲什麼要攻擊我們的立法機關呢？
要理解這場叛亂，我們必須避免把它看作一個獨特的歷史事件，而是看其爲一種幻想意識形態最新、危險的表現。
「幻想意識形態」（"fantasy ideology"）這個詞由李·哈里斯（Lee Harris）在近二十年前創造，他的那篇文章被看爲是21世紀最重要的文章之一，雖然很少在任何場合被人提及。正如哈里斯所解釋的，幻想意識形態是指一種使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符號和呈現之方式，其目的不是爲了政治，而是爲了促進某個特定的個人或集體的幻想。
「坦率地說，它是類似於『龍與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的東西。但想要表現的不是中世紀浪漫主義（老城堡和遇難少女），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符號和標誌，」哈里斯說。「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一個是無辜的娛樂消遣，而另一個已被證明是困擾人類的最可怕的禍害之一。」
對近代歷史上一些最有害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中國式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考察表明，從政治上而言他們的追隨者都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但是，正如哈里斯指出的那樣，這些意識形態確實提供了在歷史大舞台中發揮一點作用的機會。
哈里斯分享了一個他第一次遇到幻想意識形態的故事。因爲與最近的事件有相似之處，所以值得摘錄引用：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特殊的幻想是在六十年代末我上大學時。我的一個朋友和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雖然我們都反對越南戰爭，但我們發現，在什麼是可允許的反戰抗議形式上，我們有很大的分歧。對我來說，這種抗議的意義很簡單——讓人們反對戰爭。因此，任何對這一目的起反作用的行爲在政治上都是不負責任的，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我的朋友不這麼認爲；事實上，他正計劃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破壞性示威活動，而且事實上後來那次示威的確帶來極大的破壞性。
我的朋友並不反對我的觀點，即這樣的示威可能會產生反效果，但是他認爲這根本不重要。他的回答是，即使它起到反作用、即便它使人們會厭惡反戰抗議者，甚至即便它使人們更有可能支持越戰繼續進行，他仍然會參加示威，他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因爲用他的話說，這對他自己的靈魂有好處。
我認爲對我的這位朋友來說，政治活動的目的不是爲了政治。他的目的不是要改變其他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說服他們採取不同的行動。他參與政治的全部意義都在於服事自己。
參加抗議對他的作用就是爲他提供一個幻想，即一個參加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革命鬥爭的幻想。參加暴力性反戰示威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爲了強迫人們遵守他的觀點，因爲那仍然是一個政治目標。相反，他參加活動是爲了滿足自己的意識形態幻想，即自己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覺得自己是少數被選中的人，與歷史必然性的天使站在一起。因此，當他在波托馬克河上的橋上躺在無助的通勤者面前時，他對改變這些通勤者的想法毫無興趣，對他們是否對抗議者感到憤怒也毫不關心。那些需要通勤過河的人在那裡只是作爲道具，作爲他私人心理劇中的許多編外人員。對他來說，抗議不是政治，而是戲劇；他的角色的意義不在於他的行動可能達到的政治目的，而在於其作爲儀式的象徵價值。簡而言之，他在表演一種幻想。
這不是你對性愛影星或賽車手生活的普通幻想，在其中，他把自己當成了英雄——革命鬥爭的英雄。
當我第一次看這些造反派的圖像和視頻時，我以爲這是一場愚蠢無能的政變——突發、暴力、非法地從政府手中奪取權力而且毫無意義。但看了對那些參與者的後續採訪後，我意識到，他們沒有其他目的，只是在幻想自己可以成爲一個「另類右派」英豪。
但是，沒有人站出來阻止他們。
正如哈里斯所說：「幸運的是，沉浸幻想中的人通常被其他沒有幻想的人所包圍，或者至少被其他沒有以同樣方式幻想的人包圍，這一事實對我們大多數人允許我們的幻想世界侵入現實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制。」但是，當沉浸幻想中的人被那些願意爲網頁瀏覽量、廣告收入或未來的選票而助長幻想的人包圍時，會發生什麼？
當國會和白宮的政府官員鼓吹謊言，煽動幻想者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當撰寫威廉·威爾伯福斯和迪特里·朋霍費爾的暢銷傳記的人不僅就選舉有沒有舞弊而撒謊，而且聲稱「我很樂意在這場鬥爭中死去，這是爲一切而戰。上帝與我們同在」時，會發生什麼？
答案是：在我們的國會大廈裡，那些死去和受傷的美國人。
我們現在必須發出的問題是，作爲教會成員和教會領袖，我們要如何處理我們牧養的那些被這種特殊的幻想意識形態所困擾的人？
第一個絕對必要的步驟是在我們的會眾中解決這個問題。長久以來，許多基督教領袖一直保持沉默，害怕叫醒那些沉迷於政治幻想的人，而這些幻想正在引導他們遠離耶穌。
如果我們的教會成員在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上宣傳巫術或撒但教，我們不會只是聳聳肩說：「這不是我的問題。」那麼，爲什麼對滲透到我們教會中的QAnon和「另類右派」等撒但般的運動視而不見？我們對神和教會的責任令我們擔負起將他們、我們的教會和我們的國家從這種邪惡中拯救出來的義務。
我們必須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但第二步是要對我們能夠實現的目標持現實態度。改變一個人或群體對現實的看法可不是簡單的任務。我們可能無法將他們從魔鬼般的幻想中解放出來，因爲許多人不想獲得自由。
在根據二戰最後幾天的目擊者描述改編的電影《帝國的毀滅》（Downfall）中，納粹領導人約瑟夫·戈培爾和他的妻子有機會讓他們的六個年幼的孩子逃到安全地帶。然而，瑪格達·戈培爾拒絕讓孩子們離開。相反，當孩子們睡覺時，她把一個個氰化物膠囊插入每個孩子的嘴裡，並按住他們的下巴，直到膠囊破裂。在解釋她爲什麼不允許她的孩子們逃跑時，戈培爾夫人說：「我想到他們要在一個沒有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裡成長，就感到絕望。」
有許多美國人——包括我們自己教會中的許多人——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QAnon或基督教國族主義或其他賦予他們生活目的和意義的意識形態的世界裡。事實上，即使我們打敗了這種特殊的美國品牌的幻想意識形態，另一種意識形態取而代之也只是時間問題。這只是宇宙歷史上第一場最漫長、最殘酷、最持久的戰爭的一種表現：這場戰爭始於發生在天堂裡的叛亂。
撒但對上帝的戰爭是幻想意識形態的終極和典型的例子。在理性層面上，它沒有任何意義，並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撒但會開始這樣一個毫無意義的冒險。畢竟，正如每個主日學的孩子都可以證明的那樣，魔鬼和他的僕從不可能勝過他們的造物主，那爲什麼還要造反呢？
原因是撒但，在一個得到了馬格達·戈培爾回應的情緒中——他不能生活在一個不符合他幻想的宇宙中。撒但在彌爾頓的《失樂園》中說：「寧可在地獄中統治，也不在天堂中服務。」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力量，墮落的天使和人類都選擇了地獄般的幻想而拒絕生活在上帝的現實中。
諷刺的是，正是在第一個意識形態幻想家的例子中，我們找到了盼望。對基督徒來說，末世論的願景是明確的：最終，撒但會失敗，平安統治地球。戰鬥肯定會繼續，就像在整個歷史上一樣。而造上帝之反的意識形態最終將被打敗，跟隨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等意識形態一起掃入垃圾堆。
雖然在我們摧毀這些勢力時，新的意識形態會像九頭蛇的觸角一樣湧現出來，不斷在人們的心中佔據位置。但是，無論需要多長時間，歷史劇持續多久，或者有多少演員登臺表演，最後一幕已經寫好了。我們可以感到欣慰，因爲我們知道最後的大幕落下之後是什麼。不管可能出現什麼幻想的意識形態，福音是最終勝利，而且這是事實。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Fantasy Ideology of the American Insurrection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