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一位名叫瑪格麗特·默里（Margaret Murray）的埃及學家無意間創造了一種宗教。
默里寫了一本書，還爲《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了一個詞條，聲稱 16 至 17 世紀的女巫審判針對的是真正的女巫——一個崇拜有角神靈、源於基督教之前並延續下來的生育崇拜教派。然而，真正深入研究過這些審判的歷史學家早已徹底推翻了這一理論。
但奇怪的是，相信默里虛構歷史的人開始照著去做，彷彿這個靈性運動確實存在一樣。英國神祕學家傑拉爾德·加德納（Gerald Gardner）甚至聲稱自己曾被引入這樣一個古老的集會。而他實際上做的，不過是從共濟會、儀式魔法和默里的杜撰中拼湊出一個新宗教。他稱之爲巫術（witchcraft），我們暫且稱之爲威卡教（Wicca）。
正如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羅斯曼（Gabriel Rossman）在近期一篇評論中所說，默里的理論變成了一種「述行性」（「performative」）理論：她寫它時，它並不是真的；但相信它的人通過實際行動，使它變成了真的。
今天，我們在基督教國族主義身上看到了同樣的現象。
正如加德納借用默里那套早已被推翻的學說創造了威卡教，許多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同樣依賴站不住腳的歷史主張，構建出他們心目中的美國往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衛·巴頓（David Barton）。他的書漏洞百出，以至於其基督教出版商托馬斯·尼爾森出版社（Thomas Nelson）在 2012 年將他的《傑斐遜的謊言》（The Jefferson Lies）撤回，因爲包括保守派福音派在內的歷史學家們逐一指出了書中的錯誤。
巴頓的敘事是這樣的：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有意要把美國建成一個明確的基督教國家，只是我們後來偏離了他們的願景。只要回歸最初的設計，我們就能恢復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美國。
問題是，這樣的美國從未存在過。國父們的真實信仰，往往與正統基督教相去甚遠。眾所周知，傑斐遜曾親手編輯出一本自己的聖經，把所有神蹟都刪掉了。富蘭克林在自傳中坦承，雖然他相信上帝，但「很少參加公開禮拜」。華盛頓儘管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很虔誠，卻明顯迴避領聖餐，也從未明確宣認基督的神性。
這並不是說早期美國是現代意義上的世俗國家。直到 1960 年代末，美國文化都浸透著新教色彩。基督教塑造了社會的基本假設，爲道德推理提供了框架，也是人們討論公共事務時使用的語言。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的區分很有幫助：美國「明顯是基督教的」，但並非「正式的基督教國家」。當然，我們都盼望一個國度裡，以福音爲中心的真正基督教能發揮影響力，並得以自由發展。但這與一個由政權來強制推行基督教的國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就像新異教徒把默里想像出來的歷史據爲己有一樣，許多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如今也在試圖「恢復」一個主要存在於他們想像中的美國。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正在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東西——它偷偷夾帶進來許多國族主義的有害成分，卻丟棄了基督教真正美好的本質。
年輕人或許很難想像，但大約在 2013 年之前，幾乎沒有美國人自稱「基督教國族主義者」（Christian Nationalist）。這個詞主要是個學術概念，社會學家和批評者常常將它當作貶義詞使用，至今仍是如此。
或許並非巧合的是，這個標籤要等到「最偉大的一代」逐漸離世之後才被人採用。所謂「最偉大的一代」，是指 1901 年至 1927 年間出生、曾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的那代人。他們曾與真正的國族主義運動浴血奮戰，如果聽到子孫後代自稱國族主義者，恐怕會像聽到他們成了法西斯主義者一樣心寒。
正如德揚所說，直到不久前，「實際上沒有人在倡導一種叫作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東西」。無論人們過去怎麼稱呼那套關於基督教與美國政治的觀念，反正不叫這個名字。這個標籤原本出自批評者之口，後來卻被欣然接受，這就像把羞辱當作榮譽勳章來佩戴。這與同一時期許多人欣然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情形如出一轍。
這個標籤爲什麼重要？因爲國族主義（nationalism，或譯作「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譯註）絕不是一個中性詞。它指向一種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興起於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深受馬克思主義以及種族、民族衝突的影響。國族主義需要一套關於我們與非我們的敘事，最常見的有兩種框架：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模式，國族主義者視自己爲被壓迫的一方；二是納粹理論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敵友區分。按這些觀點，一個政治共同體之所以存在，正在於它能區分出誰是朋友或被壓迫者（我們），誰是敵人或壓迫者（他們）。
國族主義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它要求把一切其他效忠對象——家庭、教會、地方社群——都放在對國族的忠誠之下。正如政治理論家大衛·科伊齊斯（David Koyzis）詳盡論證的，嚴格意義上的國族主義把國族變成了終極效忠的對象。國族成了一尊功能性的偶像，要求人們向它獻祭、效忠。
當基督徒不加思索地接受「國族主義者」這一標籤，卻未理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內涵時，他們可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接受了一整套未曾預料的思想體系。
就其精確的意識形態含義而言，國族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它沿著福音所抹去的界線來劃分人。使徒保羅宣告，在基督裡「不分猶太人、希臘人」（加 3:28）。教會明確是跨國界、跨民族的，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中召聚而來（啓 7:9）。
基督教信仰當然可以、也應當指引基督徒參與政治，包括愛自己的國家。但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國族主義往往會顛倒正確的次序。國家本應是神主權之下眾多正當生活領域之一，國族主義卻把它變成終極共同體，要求人將對它的忠誠置於一切之上，包括對家庭和地方教會的忠誠。
科伊齊斯區分了健康的愛國情懷與意識形態化的國族主義：前者是對自己所屬之地和群體的熱愛，後者則把國族及其利益絕對化。基督徒可以、也應當愛國，但如果成爲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國族主義者，就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這正是「基督教國族主義」這個標籤如此糟糕的原因：它把一種普世性的信仰與一種特殊主義的意識形態強行捆綁在一起，結果兩邊都受到了扭曲。
國族主義不僅與基督教相矛盾，也與美國的建國理念相矛盾。
《獨立宣言》將人權建立在普世真理之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其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份文件雖然是寫給美國人的，但它所宣告的真理適用於全人類。美國實驗的精髓恰恰在於它的普世性，它訴諸的原則超越了血統和土地。
國族主義則恰恰相反，它建立在族裔、語言、共同祖先和文化同質性之上，與美國精神背道而馳。美國建立在理念之上，而非血脈之上。非官方的國家格言「合眾爲一」（E pluribus unum）說的正是這個意思：這是一個由理念而非血統傳承構成的國家。
當一些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呼籲歐裔種族認同，或者擔心人口結構的變化，將血統置於信仰之上時，他們並不是在恢復某種失落的美國精髓。他們是在引進一種新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意識形態，而美國建國者們明確反對並試圖保護我們免受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基督教國族主義與威卡教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它們的終點。
羅斯曼指出，隨著威卡教的發展，它吸引了各式各樣的追隨者，他們的詮釋五花八門。有些不過是人畜無害、熱愛大自然的浪漫主義者，但也有人最終走向了黑暗。羅斯曼提到，納粹就是這套理論的狂熱擁護者。他們認爲基督教壓制了真正的日耳曼異教，而這種壓制實際上保護了猶太人。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曾命令黨衛軍編制一份「女巫檔案索引」（Hexenkartothek），記錄每一次女巫處決，以此作爲猶太人迫害雅利安婦女的證據。
異教意識形態本身並不必然導向反猶主義，但一旦這套基礎設施建成，道路就會通向醜陋的目的地。
基督教國族主義正在上演類似的一幕。令人費解的是，有些人給自己貼上國族主義者的標籤，卻對運動中反猶主義的興起感到驚訝。既然猶太人幾乎總是被歸入「非我族類」，國族主義在歷史上就幾乎無一例外地導向反猶主義。這是歷史的常態，我們不該感到意外。
德揚指出：「這些倡導者中，有些人公然兜售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反猶主義和新納粹同情論。社交媒體上最激進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倡導者，往往是愚蠢與煽動性言論的危險組合。」
這種滑向仇恨極端主義的趨勢並非偶然。有些人在加入這場運動之前就已經是種族主義者或反猶分子。但也有人在並不了解國族主義歷史內涵的情況下，就接受了「國族主義者」這個身份。一旦接受了這個標籤，他們就容易受到歷來與這種意識形態相伴的思潮影響。把人引向基督教國族主義的「紅色藥丸」過程往往不會停止，而是繼續推著他們深入非基督教形式的國族主義，以及其他滋生反猶主義、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和各類威權主義的運動。
一旦有人公開認同某種身份，開始爲它辯護、爲它與朋友反目、圍繞它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形像，他就會在心理上抗拒放棄它，即使發現了它更醜陋的一面。述行性理論已經塑造了他；他已經圍繞它建立起社群和身份認同。此時放棄這個身份，就等於放棄他的自我認知。
在肯定基督教國族主義衝動中合理部分的同時，如何識別並摒棄其謬誤？
德揚提到了一位 18 世紀的長老會牧師塞繆爾·米勒（Samuel Miller）。米勒倡導他所說的「開明的愛國主義」（enlightened patriotism）。他相信基督教對美國的健康至關重要，基督徒應當努力讓純正教義在社會中傳播。但他明確拒絕任何「教會與國家聯姻」的形式，並視之爲「災難和咒詛」。
就在不久之前，大多數美國基督徒還和米勒持同樣的看法。2007 年，我在一份保守派雜誌上寫道，美國基督徒不是穆斯林，我們不想要神權政治：「超過一半的美國福音派信徒要麼是浸信會成員，要麼屬於獨立教會——這些群體連中央集權式的教會治理都不想要，更不用說由教會控制的中央政府了。」在當時，這句話似乎是對的。然而今天，我們卻看到一些浸信會基督徒（！），他們來自一個以支持地方教會自治和宗教自由著稱的傳統，在高呼渴望一位「基督徒君主」來告訴我們該怎麼生活、怎麼實踐信仰。
改教家們明白，國家的角色是保護教會，而不是指揮教會。這正是宗教改革事業與那些將國族主義和基督教捆綁在一起的傳統的根本區別。比如在俄羅斯，莫斯科牧首區長期充當帝國主義的屬靈工具，神父們既祝福沙皇，也祝福坦克。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國家天主教，則把族裔身份、威權政治和教會熔鑄成一個邪惡的政權。在這兩種情況下，教會都淪爲「基督徒君主」的僕役，而這些君主玷污了耶穌的名。
我們不應該渴望一個由權慾薰心的君主統治的官方基督教國家。我們應該渴望的，是一個明顯具有基督教特質、由真正跟隨基督之人組成的國家。
首先，我們可以頌揚美國的基督教遺產，但不必虛構一段從未存在的歷史。美國有許多建國者確實是真誠的基督徒，基督教理念也確實塑造了建國文獻。基督教對美國的繁榮仍然至關重要。我們不需要巴頓式的添油加醋來講述這個故事。
其次，我們可以致力於讓基督教在公共生活中發揮影響，但不應要求國家來裁決神學問題。德揚說得好：「我不希望政府引導公民追求至高的、屬天的善，也不希望政府圍繞真宗教來組織社會，因爲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分辨真宗教與假宗教。」
再者，我們可以捍衛宗教自由，包括我們認爲是錯誤的宗教的自由，同時仍然倡導基督教在公共領域的地位。《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是一個需要糾正的錯誤，而是一項值得慶賀的基督教成就。政教分立的精妙之處恰恰在於：它讓基督教無需國家扶持也能蓬勃發展。
此外，我們可以重拾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領域主權」的概念——承認上帝設立了多個機構（家庭、教會、國家、企業、教育），每個機構都有其正當的權柄。國家並非凌駕於生活一切領域之上的至高存在，它只是眾多領域之一。基督教國族主義傾向於執迷於奪取國家權力，把它當作文化轉型的槓桿。
領域主權提醒我們：一個忠信的家庭、一間健康的教會、一家公正經營的企業，都在做任何政府項目無法複製或取代的天國事工。我們可以建立體現基督教信念的機構，而無需等待政治權力來強制推行。這當然比奪取國家政權來得慢，但更持久，也更忠於信仰。
最後，我們應當做愛國者，而非國族主義者。我們可以熱愛自己的國家，爲它的福祉努力，通過參與政治來服務鄰舍；同時不把國家變成偶像，也不把我們特定的國族身份當作終極認同。
威卡教的類比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是：一旦人們相信並踐行某些錯誤觀念，這些觀念就會逐漸塑造出新的「現實」，而且還會不斷自我發展、延續下去。
默里關於中世紀巫術的理論是錯的。但因爲有人相信，一個基於她想像的真實宗教就此誕生。如今確實存在女巫集會、女祭司和各種儀式，有些修行者也真心相信自己在踐行一種古老的信仰。
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對美國歷史的想像大部分是虛構的，他們聲稱要恢復的東西也從未存在過。但因爲有人相信這種構想，一場基於虛構的運動正在成形。它有了自己的英雄、自己的歷史敘事，以及越來越多陰暗的同路人。我們已經看到，這場運動在變得越來越國族主義的同時，也在變得越來越不「基督教」。
如果你深受這場運動吸引，就應該問自己幾個嚴肅的問題：你想在虛構的歷史根基上建造嗎？你能安心與這種意識形態所結交的同伴爲伍嗎？你想加入一場誕生於馬克思主義和反猶主義的運動嗎？「國族主義」真的是你想加在基督徒身份之前的標籤嗎？
有一條更好的路。這條路意味著：愛美國，但不崇拜它；服侍基督，但不把他的國度與任何民族國家混爲一談；著眼長遠地建造，而非急於攫取眼前的權力。這條路不如基督教國族主義那樣誘人，但它有一個重大優勢：它是真實的、可持續的，也是真正屬於基督的。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 Wicca’s Origins Teach Us About Christian Nat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