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本地信仰非常堅固的伊斯蘭國家生活了幾年後，我終於從門訓當地信徒這個事工中收穫了喜樂。有一天，一位門徒不安地對我說：「我今天和一個朋友分享了福音。」我熱情地鼓勵了他傳福音的努力，告訴他說這是信心邁出的一大步。
但是，他的下一個問題讓我吃驚。「我有權這樣做嗎？我需要得到你的批准或許可嗎？」我立刻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作爲對他的回應，我咕噥了幾句關於「人人皆祭司」之類的話，但我需要一個更能令他滿意的答案。
時隔多年以後，他的關切使我提出了其他問題。我們該如何看待宣教背景下的權柄？誰擁有權柄，如何授予權柄？我對權柄的看法是否與當地朋友一樣？當我考慮在他們的文化中建立教會時，這會有什麼影響？我相信每個宣教士，尤其是在沒有地方教會的宣教前沿地區，都必須與這些權柄問題和聖經所說的屬靈領袖教導摔跤。
處境化是指我們如何將永恆不變的聖經原則應用於不同的文化。例如，我們可以考慮本土文化的哪些方面可以幫助人們理解不變的福音信息（使徒行傳17:22-31），或者當地文化如何塑造本土信徒聚會、唱歌、禱告和教導神話語的方式。
爲了使他們的事工符合實際處境，許多跨文化宣教士盡可能地將自己從教會帶領的地位上抽離出來，讓新信徒自己開始一起聚會、讀經，併發展適合他們環境的教會做法。他們的假設是，這樣做將幫助當地教會的發展脫離來自宣教士家鄉文化的不健康或與本地文化無關的模式。
但這裡有一個宣教難題：消除外部權威這行爲本身是否就是一種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強加？它是否假定了其他文化都接受西方主張的所謂獨立或自治的觀點？
在我多年的海外宣教生涯中，我觀察到，當地信徒往往期待強有力的領導，而他們並不總是能自如地作爲自主的個體掌權運作。就我的朋友而言，很明顯他在沒有更有經驗的基督徒允許的情況下談論基督時會感到有點不自在。而且我不認爲他的觀點是獨一無二的。
我認爲拿走所有的外部權柄並不是文化中立，也許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當地文化可接受的。相反，它植根於西方對個人自主權的深刻看法。
《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將個人自治定義爲「有能力成爲自己的人，根據被認爲是自己的而不是被操縱或扭曲的外部力量賦予的理由和動機來生活，以這種方式獨立。」
這句話很好地描述了我，作爲一個美國人，喜歡如何運作。這也是我傾向於希望我的屬靈領袖帶領我的方式。
如果一個人認爲個人作爲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是個人決定了他或她如何被社區對待，或在社區內應如何互動，那麼這種觀點是有意義的。但對於一個來自社區導向文化的人來說，這就不太合理了，在那裡，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群體。
當一個新的教會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形成時，必須有著與更廣泛信徒團體的聯繫，以及確定權柄的正常機制。否則，新的教會文化將使新信徒迷失方向，感到困惑。
聖經清楚地教導我們，教會需要有權柄的領袖，忠實地教導神的話語（參看提摩太前書3:1-6；彼得前書5:1-4）。在保羅的宣教中，我們也看到他對地方領袖的重視（徒14:23）。教會的帶領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沒有等待克里特島的教會來決定誰有權力；他指示提多在會眾中選立長老（提多書1:5）。
僅僅承認地方教會的權柄必要，這並不能回答我們關於處境化的所有問題。例如，在興起本土領袖之前，誰來行使權柄？如果這個人是宣教士，那麼對於他這個外來者來說，如何在避免不健康依賴性的同時適當地保持自立？應該如何挑選和安置當地的領袖？
當宣教士在應用聖經原則方面尋求智慧時，我們不能假設西方關於權柄觀點會自動轉化爲當地文化的觀點。雖然我們可能會讓新信徒建立他們自己的權柄，但我們不應該讓他們感覺像離開水的魚，我們也應該盡量避免以損害他們的信心或社區的尊重的方式設置領袖。
在我朋友的案例中，很明顯他已經準備好在傳福音方面採取順服和負責的步驟；這很好。但他仍然在尋找外部帶領，他想知道他的權柄來自哪裡。
在一個新的教會團體中，也可能存在對外部權柄的類似渴望。如果有一個外部機構，如另一個教會或宗派，正式承認一個新的地方教會並按立其領袖，這可能對該教會很有幫助。但是在一些宣教前沿，這項工作可能主要由宣教士承擔。
作爲僕人式領袖，宣教士應該教導聖經中的教會權柄。然後他們可以主持關於如何在當地應用聖經中帶領原則的對話，仔細聆聽神百姓的觀點。最終，有能力、有資格的當地人應該被引導到領導崗位。
但是，當宣教士授權當地人在教會中承擔責任時，理想的做法是不要把他們當作自主的個人，也不要把他們的教會當作孤立的教會。相反，我們應該在聖經的權威之下，不斷地明確他們在更廣泛的教會中的地位。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thinking Authority in Frontier Church Plan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