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加爾文是一個身材矮小的法國人，他在一個不怎麼喜歡他的城市裡度過了一生。他在日內瓦剛擔任一個職務就立即受到抨擊，因聖禮之爭而丟了工作，後來在馬丁·布策（Martin Bucer）的培養下恢復了過來並且勉爲其難地回到了日內瓦，完成了教會改革的工作。他還寫下了直到現代都是出版和閱讀量最大的英譯神學著作：《基督教要義》。
事實上，加爾文在宗教改革思潮中的作用是如此關鍵，以至於他的名字成了這一運動的同義詞，儘管他到死都不是創始人或最有影響力的聲音。英文世界中的基督徒尤其以「加爾文主義者」這個名字爲榮，而改革宗思想的反對者總是寫文章批評他們中間的「加爾文主義者」。
但是，是什麼讓加爾文超越了其他人，成爲宗教改革中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呢？
當特雷文·瓦克斯第一次發佈他的「五大神學家」（亞他那修、奧古斯丁、阿奎那、加爾文和卡爾·巴特）名單時，最有爭議的部分是選擇了加爾文而不是路德。我同意他的選擇（許多學者也是如此，但並非都是改革宗），因此有必要在這裡就路德爲何不在加爾文之上說幾句。
爭論的焦點在於我們如何定義一個神學人物的重要性。對於路德，沒有人會懷疑他給宗教改革帶來的影響。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沒有路德，就沒有加爾文——事實上，就沒有新教。他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面前的立場是標誌性的，幾乎是宗教改革本身的一個縮影。
但路德的影響還是遭到了一些因素的截斷，其中最重要的是，今天很少有新教基督徒會在恩典、稱義和律法等教義之外的一些事情上認同路德的神學立場。他關於聖餐的教義是路德宗獨特的信仰立場，也是路德宗與許多其他新教宗派會發生爭論的焦點。路德對洗禮的看法也會使許多人與他的聖禮觀迥然相異。而且他把馬利亞看的過高，這在新教基督徒當中是非常少見的。
因此，如果我們把「最有影響力」這句話理解爲「影響宗教改革開始的人」，那麼顯然路德將處於領先地位。但這將是一個糟糕的定義——事實上，這將意味著只有路德可以符合這個定義，幾乎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
因此，我們應該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將「最具影響力」理解爲那些在幾個世紀中塑造了最多神學家的人。哪一位人物賣出了最多的書，在他們周圍的環境之外催生了最多的運動，甚至影響了最多針對他們神學的敵對思想？(顯然，並不是所有的影響都是積極的）。
根據這個定義，許多歷史學家會勉強選擇加爾文而不是路德，但這並不是說路德對宗教改革和福音派歷史不那麼重要。不過，鑑於加爾文主義的國際影響——無論是在宗教改革時期還是今天在韓國等地——大多數人都會把加爾文放在路德之前。但不免對我們不能把他們倆都列入名單而感到懊惱。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福音派的另一種主流神學——阿米念主義，本身就是在拒絕加爾文主義某些觀點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阿米念主義一直將加爾文主義視爲其主要對手。因此，接受阿米念主義的衛理公會、一般浸信會和公理會教會將永遠反對加爾文，卻很少反對路德。加爾文主義對這些團體的影響是巨大的，並影響到對加爾文影響力的判斷。
從這些方面來看，選擇加爾文而不是路德並不僅僅是基於對加爾文的「喜愛」，而是基於對福音派內部有影響力的神學這一更廣泛的看法。加爾文對他的神學擁護者和敵人的影響在宗教改革的早期幾代人中是無可比擬的——至少就加爾文的名字成爲改革宗思想的同義詞來看更是如此。
但如果我們把名單擴大到10個人而不是5個人，幾乎不用說，路德顯然會上榜。現在，我們還是堅持討論加爾文。
就他後來對新教和福音派的所有影響而言，加爾文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是宗教改革的局外人。首先，他是第一代改教家中最年輕的，幾乎到了許多人認爲他是第二代改教家的地步。在他信主的時候，宗教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多年，宗教改革運動——人們後來給這一思潮命以這個名字——已經在蘇黎世的茨溫利和布林格的帶領下在瑞士其他城市順利展開。
當加爾文於1536年到達日內瓦時，他也正步入一個因政治而變得緊張的神學論爭中。1531年，正當改革宗在蘇黎世崛起時，有軍隊向那裡進軍並在戰場上殺死了茨溫利，然後重新推行天主教。如果茨溫利不死，蘇黎世有可能成爲改革宗的維滕堡，塑造和統一改革宗的思想。但現在留在那裡的是一個混亂的瑞士，現在需要一些東西來激勵他們、確保他們的未來。
例如，伯爾尼市（Bern）採取的措施之一是吞並日內瓦，強行將其從天主教轉向新教。日內瓦講法語（相對於講德語的伯爾尼和蘇黎世而言），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聽命於薩沃伊公爵（Duke of Savoy）。伯爾尼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和推動宗教改革的熱情，它唯一缺乏的是講法語的牧師來塑造日內瓦現有新教教會的能力。
加爾文和法日爾（Farel），這兩位法國流亡者在法國接受了人文主義，然後信靠了福音，最後加入了新教運動。法國國王大力反對新教，加爾文和法日爾被迫逃亡。伯爾尼以前曾與法日爾合作過，所以僱用他去日內瓦；法日爾也通過朋友認識加爾文，所以急切地希望得到他的幫助。經過一些溫和的辯論和威脅，加爾文同意了。
這些人的問題很多：他們都很年輕，語言障礙很大，法日爾是個臭名昭著的急性子，加爾文實際上是個無名小卒，特別看重受過教育的人。而日內瓦也不太高興被人強制要求實行宗教改革。
所以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第一次領導嘗試失敗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他自己的固執，雖然他的確相當固執，但這沒有什麼幫助。1541年，當他回到日內瓦時，他成了一個更有智慧的人——已經結婚了，並投身於不停地寫作。
在這個複雜的瑞士世界裡，加爾文開始爲改革宗的信仰表明自己的立場。然而，即使在他重回日內瓦之後，他也沒有立即成爲瑞士地區的主要聲音，當然也沒有成爲整個歐洲的主要聲音。這些事情會在後來發生，但現在他是布策、布林格等人的小弟，前兩位在其他國家有更多的經驗和更大的影響力。
在這種情況下加爾文似乎從未感到不安，他的特點是願意與其他城市和改革者合作，使改革宗信仰達到統一。他給這些人寫信，因爲他看這些人是自己的同工，並且他願意提供自己的觀點。這些信也顯示出他願意向其他城市的改革宗同伴學習。然而，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看到加爾文試圖承擔類似路德的角色，即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他的門、所有的意見都提交給他裁決。
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宗運動更像是一幫兄弟——如果你曾經和兄弟們一起生活過，你就會知道這個家會有多鬧騰。他們並不總是相處融洽，而且當他們爭吵時，也不總是那麼友好。布策和布林格——他們都有資格成爲早期改革宗神學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發生了爭執，以至於布林格懷疑布策在聖餐問題上是個隱蔽的路德派。但在這種混亂的共同生活中，加爾文和其他人正在塑造改革宗的核心觀點。
所以，加爾文是小弟，但他並不是家裡的矮子。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成爲更廣泛的改革宗世界的主要聲音，因爲它開始在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荷蘭發展。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歸結於兩個主要因素：他寫作的清晰性和《基督教要義》被翻譯成了其他語言，特別是英語。
加爾文的寫作並不完美，像其他神學家一樣，他也有讓人困惑和無助的時候。但與其他新教著作相比，加爾文的文字是幾乎所有新教聲音中最清晰、最明確的。例如，路德的文字讀起來非常有趣，但他寫的東西就像兔子在跑。他還經常使用誇張的手法，以至於似乎與他自己的陳述相矛盾（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相比之下，布策是如此的詞不達意，在他自己的時代，人們對他的無力堅持觀點有好多狡猾的笑話。
打開加爾文的作品，我們會發現一些不同的東西，即使在500年後讀來也是如此。加爾文所接受的人文主義訓練給了他工具，使他能夠帶著他的讀者找到他想表達的觀點。而當他提出自己的觀點時，加爾文往往是小心翼翼的，很少有一個字是不合適的。當他確實在抽象的或字斟句酌的觀點中陷入困境時，他不會在那裡停留太久。他還具有獨特的耐心——這在任何時代都難能可貴，以今天的注意力標準來看更是如此——加爾文在他的整個生命過程中都在編輯和重寫《基督教要義》。
然而，對英語讀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加爾文的著作是伊麗莎白一世統治結束時在英國印刷的最重要的神學文獻。其他改革宗作家仍然在使用拉丁文，這對學術界來說仍然是一種活生生的語言，但卻使非專業讀者無法學習。不久之後，甚至學術界也不願意用拉丁文寫作。相比之下，加爾文不僅用拉丁文寫作，而且還自己翻譯《基督教要義》的法語版本——這是講德語的改教家們無法參與的世界。
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加爾文已經成長爲改革宗神學的一個國際性主導者。他不是宗教改革的創始人，他也從未被認爲是所有屬靈議題上中唯一的改革宗領袖。但他的影響並不是偶然的，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那樣。這是由於他有巨大的能力爲那些學習牧養的人解釋、捍衛和出版《基督教要義》的結果。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o Was John Calvin and Why Was He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