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愚妄人和狂傲的人，才敢對《啓示錄》下定論。」查爾斯·司布真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末世熱潮中發出了這樣的警告。那時，許多基督徒熱衷於揣測基督再臨的細節。時至今日，這仍是一句有益的提醒。基督徒們常常忍不住想要把《啓示錄》中「必須快快成就的事」（啓 1:1）描繪得比聖經所啓示的更爲清晰。
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的曲折歷史，正是這種傾向的生動寫照。所謂後千禧年主義，就是相信基督將在一個長達一千年的「千禧盛世」之後再臨；這一時期將是福音廣傳、全民歸信、社會昌盛、人類繁榮的時代。它的興衰起伏提醒我們：我們的處境與歷史環境，常常在不知不覺間影響我們對聖經救贖終局的理解。
基督徒始終一致地相信基督「將來必在榮耀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但在這廣泛的信仰共識之內，關於「末後的事」的不同理解卻不斷發展。現代關於末世論（eschatology）的討論，主要有三種觀點：後千禧年主義、無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與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三者的分歧，主要在於如何理解基督的再臨與《啓示錄》20:1-4 所描述的治理千年之間的時間關係。
後千禧年主義在十九世紀尤其具有影響力，並在早期福音派復興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它的勢頭自美國南北戰爭（約 1861–1865 年）期間開始衰退，在二十世紀初迅速式微。儘管在二十世紀末曾有短暫復興，如今它仍在福音派某些群體中保持一定影響力，但再也未能重現昔日的盛況。
後千禧年主義之所以與無千禧年與前千禧年論不同，在於它特有的「末世樂觀主義」。它相信福音的擴展和世界的改善將在基督再來之前達到高潮，因此，它的流行程度往往與世界局勢的走向息息相關。當然，這種現象並非後千禧年主義獨有。所有末世論觀點在歷史中的起伏，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時代的脈動。但由於後千禧年主義天生的積極展望，這種歷史影響在它身上尤爲顯著。
後千禧年主義最早的種子，萌芽於十七世紀英格蘭盛行的千禧年熱潮中。早在五世紀，奧古斯丁就以寓意解經方式解釋《啓示錄》20 章，這種解釋方法深刻影響了教會，並延續至宗教改革時期。然而到了十七世紀初，一些改革宗神學家開始提出不同的解釋。
例如，英國教會的托馬斯·布賴特曼（Thomas Brightman，1562–1607）和約瑟夫·米德（Joseph Mede，1586–1638）就主張一種面向未來的千禧年觀。而有影響力的清教徒威廉·柏金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也開始支持歷史主義的預言解讀法，並對教會的未來愈發充滿信心。
這一時期的清教徒末世論主要強調兩個相互關聯的主題：猶太人的歸主與福音的全球勝利。前者出自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1 章的教導。正如伊恩·莫瑞（Iain Murray）所指出的，這一盼望在 1640 年代是「主導性的」。此後，它依舊貫穿於當時各種末世觀的思考之中，成爲一條共同的主線。十七世紀經歷了內戰、宗教與政治的動盪，許多人在當時的局勢中，看見了基督國度正在推進的徵兆，因而對千禧年的期盼變得十分普遍。
在這一時期的末世熱潮中，現代三種主要末世論觀點（後千禧年主義、無千禧年主義、前千禧年主義）的元素其實都已隱約存在。不過，這些術語本身出現得很晚（「後千禧年主義」大約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因此不能簡單地套用在當時那種極其多樣的思想光譜之上。即便如此，後世所謂「後千禧年主義」的核心要素，已在這一時期逐漸成形。儘管清教徒運動在 1662 年後未能在英國國教中站穩腳跟，這些信念仍延續到了十八世紀初的福音派運動之中。
這種影響在美國尤其顯著。舉例來說，約拿單·愛德華茲雖然在公開場合表達得相對謹慎，但他對復興與基督國度在主再臨前不斷擴展的前景極爲樂觀。私下裡，他密切關注時事，隨時準備將其納入自己研讀《啓示錄》所推導出的時間框架中。不出意料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覺醒運動激發了那種歸主主義的期盼，這種期盼後來成爲了後千禧年主義的標誌。
隨著後千禧年主義逐漸形成清晰、獨立的神學體系，它很快與十九世紀福音派那種積極行動的精神緊密結合，爲廣泛的社會改革提供了神學基礎。它也與啓蒙運動所強調的進步理念產生共鳴，塑造了當時人們在革命、工業化與科學發現浪潮中的思考方式。與此同時，一種世俗化的後千禧年思想也與福音派版的後千禧年主義並行發展。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卻同樣被「歷史會向著更美好方向發展」的信念所驅動。
然而，後千禧年主義的衰落，也正是出自當初滋養它的文化土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科學的進步與世俗化的加劇，動搖了這一理論的聖經根基。同時，隨著德國聖經批判學的興起，學者們開始質疑聖經的歷史真實性，以及神所命定的歷史軌跡這一概念本身。二十世紀的種種動盪——經濟大蕭條、世界大戰、極權政權、核武競賽——進一步侵蝕了人們對歷史必然進步的信心。
十九世紀時，時代論前千禧年主義（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的興起，爲當時的基督徒提供了與後千禧年主義截然不同的視角。它強調基督即將再臨，並在千禧年之前將有一段大災難時期。這一觀點由十九世紀的約翰·納爾遜·達祕（John Nelson Darby）和穆迪（D. L. Moody）推廣，到了二十世紀，又通過司可福（C. I. Scofield）、哈爾·林賽（Hal Lindsey）、傑瑞·詹金斯（Jerry B. Jenkins）與提姆·拉赫伊（Tim LaHaye）等人進一步普及。這種神學框架幫助人們面對感知中的西方文明衰落及對基督教日益增長的敵意。對於那些在急速世俗化的現代文化中感到邊緣化的福音派信徒而言，「在世界走向毀滅前將被主接走」的應許，帶來了極大的安慰與盼望。
然而，後千禧年主義後來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二十世紀中期，R. J. 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引領了後千禧年思想的復興運動，不過與早期版本相比，他的主張更爲激進。這一派後千禧年主義強調舊約律法應當應用於生活的各個領域，主張通過神的律法對社會進行全面改革與轉化。
儘管爭議不斷，他的思想仍在擔憂道德淪喪、並認爲時代論前千禧年主義對此種社會墮落姑息縱容的福音派中找到了知音。同樣，道格拉斯·威爾遜（Douglas Wilson）、莫斯科基督教會（Christ Church Moscow，位於愛達荷州）及新聖安德魯學院（New Saint Andrews College）對重煥活力的後千禧年主義所施加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前沿影響，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爲過。在這種革新形態下，後千禧年主義或許正收復部分失地，儘管遠未恢復它一個多世紀前在福音派中的主導地位。
如今，福音派內部的末世論觀點依然多元。儘管影響力減弱，後千禧年主義依然存在，而它的歷史本身具有啓示意義。它在復興與改革時期的興起，在理性主義、世俗化與戰爭重塑西方世界後隨之衰落。這些都提醒我們必須謹慎，避免讓我們的末世觀過度受制於自身所處的文化與歷史環境。
正如司布真所暗示的，我們在解讀《啓示錄》時，必須小心保持在聖經的界限之內；同時警覺外部處境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對神話語的理解。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4 章中，爲我們樹立了平衡解經的榜樣。整章的大部分內容，他都給出了再臨的若干徵兆，但同時也清楚指出：「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24:36）
在本章的結尾，耶穌將焦點轉向那真正重要的事，就是屬靈的預備。正如使徒保羅所寫：「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因爲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帖前 5:6, 9）
最終，這一真理應當使我們懷著喜樂的盼望，與使徒約翰在《啓示錄》的結尾一同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啓 22:20）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hatever Happened to Postmillenn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