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向社會學家詹姆斯·戴維森·杭特（James Davison Hunter）請教關於當時政治競選的問題，還有誰比這位提出「文化戰爭」概念的學者更適合回答這個問題呢？但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他擺擺手拒絕了我的問題，理由是他不預測天氣。
因爲他研究的是氣候。
這句話讓我銘記至今。我們需要更多文化氣候學家。我的意思是，我們需要的不是對新聞推送裡的即時事件（「天氣」）被動反應，我們需要主動研究評估文化中更深層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敘事和運作模式（「氣候」）。
在凱勒文化護教中心（The Keller Center for Cultural Apologetics），我們並不認爲「文化護教學」是唯一的護教方式，它甚至並不總是最好的護教方式。但我們確實相信，現在的文化氣候正適合展開文化護教學。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從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中汲取智慧，在當下這個世俗時代，以更具說服力的方式分享福音、應用福音。
我們正身處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宗教變革浪潮。過去 25 至 30 年間，約四千萬美國人離開了教會。許多其他西方國家也已出現類似衰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挑戰。隨著基督教世界的衰落，20 世紀西方各國教會出席率大幅下滑，今天的基督徒面對的是一種對福音奇特的混合態度：一方面漠視基督教，另一方面又充滿敵意。我們許多的鄰舍，一邊視基督教爲過時的舊聞，同時卻又認爲它是當今社會問題的根源。
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一個巨大的挑戰。而許多教會領袖對此束手無策。我們盼望我們的新書《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文化護教學導論》（The Gospel After Christendom: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pologetics），能爲他們帶來一些幫助。
對許多人來說，護教學往往讓人聯想到的是理性、哲學證明上的辯論。它只關乎頭腦思想，而不是心靈感受；是關於事實的爭辯，而不是關於情感的交流。
但無論你採用哪一種護教學方式，你總是在按照一套特定的規則進行辯護，用的是某種特定的語言，並且是根據你所處的時代和處境來調整，使之能夠引起共鳴。換句話說，護教學從來都是文化性的，它從不脫離時空。也從來不是純理性的。
我們需要重新理解護教學：不僅要讓它關乎頭腦，也要觸及心靈和行動。我們需要讓護教學重新成爲全教會的使命，而不僅僅是那些喜歡爭辯的人的興趣。文化護教學並不是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是一種方法，幫助教會重新連接聖經和教會歷史中最寶貴的資源，好向世人呈現並捍衛那「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猶 1:3）。
在福音書中，我們看到耶穌常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與身處農業社會的鄰舍產生共鳴。在《使徒行傳》裡，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和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講道，同樣傳講福音，但根據聽眾的不同——猶太散居群體與希臘哲人——發出的聲音卻有所差異（徒 2:14–41，17:16–34）。二世紀的遊斯丁（Justin Martyr）的《護教辭》（First Apology），與五世紀的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在截然不同的羅馬帝國處境中，用適時的方式傳遞永恆的真理。
從這些聖經與歷史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護教學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你採取哪種策略，你都不可能繞開文化。「文化」，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宗教」的另一種表述。每個人都在敬拜，要麼敬拜某個人，要麼敬拜某樣東西。宣教士萊斯利·紐比金（Lesslie Newbigin）就指出：文化只是我們描述宗教的另一種方式，是我們追求生活意義和理解的方式。
宗教並不是文化的附屬。相反，文化才是宗教的產物，是人類在追尋意義與永恆時必然產生的結果。我們處處都能看到這種追尋：從深奧的學術著作，到朗朗上口的電視廣告歌，從嘻哈音樂到藝術電影，都承載著我們社會最深層的渴望。看一場體育賽事，尤其是現場，你就能體會一個文化的盼望與恐懼。
在我們的新書《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文化護教學導論》中，我們提供了幫助你培養文化氣候學眼光的工具。扎根於福音，我們希望幫助無論是初學還是資深的護教者，校正並連接所處文化語境，以便更好地幫助非基督徒看見他們的罪，並尋求救主。
護教學從來不是單純理性的，因爲頭腦從不孤立地思考。文化塑造著我們選擇滿足哪些慾望、拒絕哪些慾望。在奧古斯丁的傳統裡，文化護教學者認識到慾望正是信仰的關鍵動力。
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用「大象與騎象人」來形容直覺與理性的關係。理性能掌控方向，但只有當直覺被激發時，大象才會前行。心所渴望的，頭腦便會加以合理化。我們的直覺總是追隨我們的渴望：我想成爲怎樣的人？換個方式說，我的「部落」是誰？
我們或許會把自己想像成獨立、理性的行動者，能夠仔細權衡各種論證，追求客觀真理。但更多時候，我們是被部落本能所驅動的，這些本能決定了我們願意接納哪些信念，更不用說讓哪些信念塑造我們的人生了。除非我們願意改變，除非我們能想像自己進入一個新的群體，否則我們不太可能放下理性的防禦。
因此，文化護教學的作用，就是幫助非基督徒在完全理解福音之前，先渴望福音是真實的。我們呈現出基督主權的美好，與黑暗權勢轄制下的醜陋形成鮮明對比（參《以弗所書》6:12）。
面對西方文化中普遍瀰漫的虛無主義，我們所能提供的就是「盼望」。在基督裡，我們找到對美、公義、和平、真理和良善的渴望的滿足。大多數人會在教會群體中遇見這種盼望，因爲在這裡，他們能看見福音的果效與生命的更新。教會能夠營造出一種「替代性氣候」，一種賜人生命的氛圍，來挑戰周遭文化「天氣系統」裡的陰霾。
基督徒本身，就是連接盼望與非基督徒之間最好的橋樑。世界看見耶穌，是透過基督身體彼此在恩典中同活、在真理中彼此相待、在愛中彼此相連。因此，文化護教學追求教會在靈性與道德上的更新，以此見證福音的變革大能。
保羅·古爾德（Paul Gould）將文化護教學定義爲：「在一個文化中建立起基督教的聲音、良心和想像力，讓人看到基督信仰是真實的，能滿足人心。」在這個充斥著各種聲音、爭奪注意力的時代，當我們彼此相愛也愛鄰舍時，教會就能喚起非基督徒的共鳴。這也正是耶穌在《約翰福音》17:23 中的禱告：我們合而爲一，世人就知道是父差遣了他。
當然，沒有人單靠觀察我們的生活，就能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爲罪人死而復活、還要再來更新天地。我們必須親口傳講這福音，提醒人認清罪的問題，呼籲他們來信靠。當非基督徒看到福音在我們身上的果效時，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消息的確是好消息。他們當然會看到我們的失敗、過失和軟弱。我們並不是向他們展示完美，而是指向那洗淨我們罪孽的基督寶血。被寬恕的人，才會充滿愛去寬恕別的罪人（路 7:47）。
然而，在今天的外人眼中，教會最顯著的標籤往往不是愛。2016 年總統大選前，我在康奈爾大學見到一群基督徒學生。他們邀請我到伊薩卡市講述宗教右派的歷史。這個主題在常春藤校園裡並不熱門。但它仍然切題，因爲美國各地基督徒的行爲，都會影響到他們在紐約上州的聲譽與使命。
我問這些學生：他們的同學一聽到「基督教」，首先聯想到的是什麼？他們的回答讓我難以置信。從那以後，我在全國各地反覆提出同樣的問題，每次聽到的答案都一樣：
他們的回答是：威斯特布路浸信會（Westboro Baptist Church，威斯特布路浸信會是美國堪薩斯州的一個極端宗教團體，與任何浸信會宗派無關。該教會持極端反同性戀立場，以抗議美國軍人葬禮和褻瀆國旗等方式而聞名，被廣泛視爲宣揚仇恨的組織——譯註）。
我帶著幾分苦笑說：讓我弄清楚一下，你們的意思是，全國最負盛名的大學的學生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堪薩斯州託皮卡的一個像家族邪教的小團體？怎麼會這樣？
無論我們的文化護教學多麼有說服力，我們都不能指望總能得到積極回應。耶穌早已應許我們會經歷患難（約 16:33）。彼得警告我們，即便行爲端正，也未必會贏得非信徒的好感（彼前 2:12）。與此同時，保羅也提醒我們，教會的負面名聲有時正是因爲成員的不道德行爲（林前 5:1；羅 2:1）。有時，我們的確是自食其果。
我認爲，教會之所以在名聲上飽受困擾，部分原因是對「文化」的理解過於表面——關注「天氣」，而忽略「氣候」。「天氣」往往讓人只看到別人有什麼問題；「氣候」卻提醒我們去關注那些影響所有人的深層條件——包括教會內外。
我們之所以在傳福音上果效不多，或許是因爲教會看上去和世界並沒有太大差別。那我們的群體究竟有什麼吸引力呢？我們不但沒有爲基督而活，反倒常常順應世界。甚至在許多福音派教會裡，福音也只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一個「附屬品」。我們可能會以某種投票方式自稱在「拯救文化」，也就是說，反對政治對手的邪惡。但我們對自己屈服於消費主義、便利主義、享樂主義，又說了些什麼呢？世界已經充滿了恐懼與仇恨，教會如果只是在製造更多恐懼與仇恨，又如何能與世界不同？
請設想一個不一樣的群體：一個對外人、甚至對仇敵都表現出愛的群體（太 5:44）；一個看別人比自己更重要的群體（腓 2:3）；一個明白唯有捨己才能得著生命的群體（太 10:38–39）。這樣的群體文化，即使在懷疑主義者眼中，也會引人注目。這樣的群體，能幫助非基督徒看見福音的改變與盼望。這樣的群體，能以坦誠承認自己的缺陷與錯誤，而不是掩蓋它們，從而真正撼動這個世界。
如果要預測當下的文化天氣，似乎很容易：陰雲密佈，文化戰爭的傾盆大雨肯定要來臨。但如果從氣候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正處在文明颶風的風眼之中：一場毀滅性的風暴已經過去，而另一場風暴正在逼近。幾百年來，基督教價值觀一直是西方文明備受珍愛、並竭力捍衛的根基——寬容、少數群體權利、公平正義，等等。但如今，基督教要麼被遺忘（這是最好的情況），要麼被歸咎爲問題根源（這是最糟的情況）。正如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描述的那樣，這就是世俗主義的「減法敘事」（subtraction story）：只要我們把基督教從社會中「減去」，我們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然而，世俗主義並沒有爲西方提供一個穩定的新根基。啓蒙運動雖然聲稱能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奠定普世價值，但最終也沒能撐起這個理想。文化護教學幫助我們看見：世俗主義依然是一種「屬靈計劃」，它同樣在追尋共同善。社會學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寫道：
推陳出新、拋棄過去、擺脫傳統束縛、追求最大化選擇、拒絕任何約束、購買自己負擔得起的東西、隨心所欲生活——這就是現代性的「屬靈願景」。它之所以是屬靈的（而不只是意識形態或文化性的），是因爲它定義何爲神聖、何爲終極關切、何爲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它是屬靈的，因爲它觸及人最深層的主觀渴望，回應他們關於良善的最高遠願景，給出他們關於最終滿足的定義；它是屬靈的，因爲作爲一種深層的文化結構，它在現代西方所佔據的位置，就如同前現代「基督教王國」裡「在神裡得救」所佔據的位置；它是屬靈的，因爲它既然是「神聖」的，就值得被保護、防禦、監管、爭鬥，甚至值得爲之犧牲、殺戮。
換句話說，我們的世俗時代，在各方面依舊非常「宗教化」（參《使徒行傳》17:22）。就連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的主任都承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的心理結構。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認爲，基督教價值觀經過幾個世紀的影響，使我們成爲「怪人」（WEIRD）——即西方化（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
但我們往往看不見這些基督教對文化的影響，因爲世俗主義刻意把這些宗教價值包裝成所謂「普世真理」。正如獲獎歷史學家、播客主持人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解釋的那樣：「近幾個世紀裡，現代西方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成功地輸出了深具基督教色彩的價值觀。比如『人權』『同意』等觀念——這些都深深扎根在基督教歷史與神學的土壤中。」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它深受基督教假設的影響，卻隻字未提上帝。
基督教是一場徹底改變世界的革命。霍蘭德問道：「一個小小『邪教』，因一名無名罪犯被處決而興起、建立在一個早已消逝帝國殘影上』，是如何能對世界施加如此深遠而持久的影響的？」在霍蘭德的敘述裡，教會似乎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基督教已經滲透得如此之深，以至於西方文化甚至都沒有意識到，它仍然在那裡。
當香港的基督徒爲民主抗議，或當印度的基督徒反對基於種姓制度的種族歧視時，人們常把這些行爲視爲追求「普世進步」，而不僅僅是基督教世界觀的體現。霍蘭德對我說：「如果把這些稱爲基督教價值觀，那麼在印度或其他地方，人們就會覺得這些是有文化侷限性的。但如果你說，這是『普世的』，那麼你就可以將它們輸出到各地。」
這正是我們需要文化護教學的原因：要表明，我們所珍視的文化，其實是依賴於基督教的。當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現實表明——失去基督教，也意味著失去啓蒙運動。黑暗，正是我們即將進入的這場颶風的「第二道風牆」。我們需要那些被基督之愛點燃的護教者，去重新點亮在西方熄滅的燈火。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正如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裡所做的那樣：當「永恆之城」（羅馬）與帝國在五世紀崩塌之際，他高舉了天國的盼望。
在凱勒文化護教學中心以及我們的新書《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中，我們正致力於支持這樣的努力。如今我們已能看見一些希望的微光，比如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的《聖經批判理論》（Biblical Critical Theory）、麗貝卡·麥克勞克林（Rebecca McLaughlin）的《世俗信條》（The Secular Creed）、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的《重塑世界》（Remaking the World）。但這僅僅是開始，更多的工作還亟需完成，正如你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看到的。
我們盼望《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能激勵更多文化護教學者，不論是在地方教會，在鄰舍中，在課堂裡，還是在職場上。最好的文化護教學者，往往認識他們鄰居的名字。而這些鄰居，常常靜靜地活在自己都說不清楚的焦慮中，他們需要知道：當下這烏雲密佈、雷聲滾滾的文化「天氣」，並不是最後的話語。黎明終將破曉，神的國度已在地平線上。他們需要知道，這個故事會有一個幸福的結局——當他們轉離罪惡，信靠基督的時候。
《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旨在幫助你發現那些定義和塑造文化護教學的神學、牧養和實踐資源。我與編輯斯凱勒·弗勞爾斯（Skyler Flowers）和伊萬·梅薩（Ivan Mesa）一起，邀請了在凱勒文化護教學中心擔任研究員的頂尖學者與實踐者參與。我們將努力界定文化護教學，闡明其聖經與歷史根基，並展示它對當今教會的重要意義。
我們的研究員在本書中提出的觀點並非完全一致。他們強調文化護教學的互補面向，有時對這一學科的正式定義也存在差異。這樣的分歧，使得每年的紐約年會格外生動！但正是這種多樣化觀點——在福音的統一下——豐富了我們的聚會。在各自不同的恩賜和使命中，研究員們彼此推動、拓展並在屬靈和智力上互相強化。
這正是提摩太·凱勒在 2023 年離世前不久，爲這個中心設立之初所懷的願景。他寫信給我們說：「我爲『凱勒中心』的事工深感欣慰。近年來，我努力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鼓勵年輕的作家、學者和牧師們，他們正在做的，正是美國教會爲引領人歸向基督所必須做的事。外面有許多這樣的弟兄姐妹，他們需要大量的支持。我很高興『凱勒中心』將繼續這項工作。」凱勒中心及其研究員們，首要的共同願望就是與凱勒一樣，期盼許多人能認識耶穌基督——正如他在福音中所啓示和賜予的那樣。
本書第一部分奠定了我們文化護教學方法的概念基礎。特雷文·瓦克斯（Trevin Wax）從 21 世紀西方文化背景出發，提出文化護教學可能幫助教會再次觸及西方世界的方式（第 1 章）。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則展示文化護教學並非現代發明，而是貫穿聖經文本的方法論（第 2 章）。約書亞·查特羅（Joshua Chatraw）繼續從教會歷史的角度探討，提供大量歷史案例——尤其是奧古斯丁——如何塑造了基督教的文化護教學（第 3 章）。
第二部分聚焦文化護教學的實踐任務。艾倫·諾布爾（Alan Noble）首先闡述我們的立場，既非妥協，也非攻擊（第 4 章）。丹尼爾·斯特蘭奇（Daniel Strange）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進入文化敘事，發掘它們如何挪用了基督教故事的框架並摻雜了偶像崇拜，並論證基督教故事如何能榮耀地實現這些被扭曲的渴望與期盼（第 5 章）。廖紹良（Gray Sutanto）則構建了一個整全的神學人論，關注人類如何認識神，又如何在罪中壓制這種認識（第 6 章）。蓋文·奧特倫（Gavin Ortlund）爲這一部分作結，他闡述了如何揭示出不信不僅違背真理，更無法真正踐行，並展示了福音如何回應這種絕望（第 7 章）。
第三部分深入探討文化護教學者會遇到的各種主題——即對真理、善良與美的追求。麗貝卡·麥克勞克林（Rebecca McLaughlin）指出，面對眾多懷疑者和反對者，基督教仍提供一種道德上的善，以實現繁榮的願景（第 8 章）。瑞秋·吉爾森（Rachel Gilson）呈現基督教內在的美——既令人信服，又易理解和讚賞（第 9 章）。德里克·里什馬維（Derek Rishmawy）提醒我們，基督教故事是所有生命的基礎現實（第 10 章）。
第四部分探討文化護教學的實際部署場景。鮑勃·圖恩（Bob Thune）從教會本身出發，關注其制度性與有機性，如何宣講並體現福音（第 11 章）。詹姆斯·埃格林頓（James Eglinton）進一步思考，基督徒如何創造空間，使非基督徒能安全地學習並探索耶穌的宣言（第 12 章）。最後，山姆·陳（Sam Chan）結合前文資源，展示文化護教學如何豐富基督徒在日常文化文本中的對話（第 13 章）。
在《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中，你會看到文化護教學涵蓋學術論述與日常生活經驗。從厚重的典籍到社交禮儀的淺表，文化護教學幫助基督徒活出他們所信的，並宣告他們所傳揚的：福音對所有人都是真實的，對每一個個體都是美善的，只是方式不同。
不要只看近 10 天的天氣預報，要研究氣候。穿越每一個氣象模式，主的話語永遠長存（賽 40:8）。穿過這場文化颶風，你將會找到那永不終結的國度的平安與寧靜。
編注：本文改編自編輯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爲《後基督教時代的福音：文化護教學導論》（The Gospel After Christendom: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pologetics）所寫的前言。本書由凱勒中心（The Keller Center）的研究員共同撰寫。想進一步了解本書並在 9 月 16 日正式出版前預購，或者在註冊「文化護教學 101」線上課程時免費領取，請點擊相關信息。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We Need Cultural Climatolog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