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北卡羅來納州的蒙特利特學院正被各樣麻煩纏身。
「學院擔負的教育成本已經遠超學生們所繳納的學費。」臨時院長約爾·柯克蘭是這樣告訴阿什維爾市民時代報的。另一方面，學生們也無力承擔高額學費，政府給予的補貼正在減少，而學院的運作成本仍在不斷攀升。
在2011年，學院的赤字大約是30萬美元，這對2000萬美元運營預算的學院來說可不是小數目。於是在2012年，學校裁員了29人，但同時期的四年之內，入學的學生數量從757人（2009年）減少到了443人（2013年）。
蒙特利特學院的情況並不少見。美國的本科生入學數量在過去的六年中都在持續下降。這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同時也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過去三十年間物價幾乎上漲了400%也成爲原因之一。
不像大型院校擁有大量資源或聲譽，這種情況讓小型私立院校面對的處境尤爲艱難。在那些在校生人數少於1000人的、授予學位的院校中，入學數量從2010年到2016年總共下降了5%，在過去的三年間每年平均有十一間私立院校被關閉。
出於對前途的絕望，蒙特利特學院曾經打算與喬治亞州的伯恩大學（Point University）合併。但這一合併並不順利。首先，這兩間基督教大學的神學立場有一定的差異；其次，那些重合的科系需要二次合併；第三，蒙特利特學院的校園很有可能要被關閉。這導致了蒙特利特的教職員工們對學校的董事會提起了不信任動議，同時伯恩大學的董事會也沒有通過合併的動議。
幾乎所有人都認爲，蒙特利特學院要被關閉了，而且會很快被關閉。
但這事並沒有發生。
今天，蒙特利特學院的入學新生數量已經經歷了四年的持續增長，現在擁有538位在校本科生——要知道2014年時只有385位。宿舍已經沒有房間了，幾十個學生在附近的會議中心住上下鋪。在過去的三年間，學校新增了13位全職僱員（還有26位部分時間僱員），包括教授行政員工。學校還完成了20多個翻修和新建工程項目，包括預算270萬美元的體育館。
這些資金是從哪裡來的呢？部分是來自2014年價值600萬美元的一筆匿名捐贈，另一部分是來自學校新開設的一個熱門專業「數據安全」，這是蒙特利特極具高瞻遠矚的一個決定。
還有一個學校得以復興的原因，是他們的院長保羅·毛瑞爾（Paul Maurer），他堅持要將學校的方向帶回到宣教使命上來。
「我們重新把聖經無誤放回到學院的信仰告白中來，這條信仰告白在十多年前被刪除了。」毛瑞爾這樣說。「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確認我們以基督爲中心的身份，這比我們去找資金要更加重要。」
蒙特利特是一個只有760人的小鎮，從一位康乃狄克州公理會牧師計劃的會議中心發展而來。這位牧師希望能夠建立一系列設施讓基督徒們可以一起學習聖經、敬拜神並且休息，也就是建立一個「山間退修營地」。
1907年，這一退修營地被賣給了長老會，後者添加了新的建築物使其成爲一間學校。蒙特利特學院最初是一間女子大學，目的是訓練更多的教師。1959年，學校開始招收男生，今天該校的在校學生中51%是男的。
學校的風光非常美麗，對退休的宣教士來說很有吸引力。鐘愛華醫生（L. Nelson Bell，在華長老會醫療宣教士）在服事中國24年後搬到了蒙特利特居住，他的女兒鐘路得（Ruth Bell）在蒙特利特學院完成了最後一年的高中學習（當時蒙特利特學院有整個高中並提供大專學歷 ）。
鐘路得與葛培理在蒙特利特學院的禮拜堂結的婚， 婚後一直住在蒙特利特，直到大量的遊客湧進小鎮迫使他們搬到幾英里之外的路邊。他們的孩子葛福臨（Franklin Graham）同樣畢業於蒙特利特學院。葛路得擔任學院的董事會成員長達九年，並且籌款興建了鐘愛華圖書館。
然而，著名的校友與董事會成員並不能改善學院面臨的窘境。
對蒙特利特學院來說，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面對艱難。事實上，學院與艱難常常並肩同行。財務狀況總是很緊張，入學新生還是不夠多。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上任才兩個月的院長宣佈辭職，因爲他被發現在網上勾引13歲的小女孩。
「我1974年就來這工作了。」英語文學教授金東（Don King）這樣說，「我們經歷過許多艱難的歲月，但是2014年春天顯得特別難熬。」
與伯恩大學的合併談判失敗了，未來是如此的沒有希望，以至於董事會甚至在院長丹·斯圖伯（Dan Struble）於2013年春季辭職後都沒有考慮再聘一個院長。
「眼前死路一條，學校很可能下學期就要倒閉，前景非常暗淡。」毛瑞爾這樣寫道。
當時一位名叫傑瑞·路易斯（Jerry Lewis）的客座講師，同時也是附近恩典社區教會（Grace Community Church）的牧師，寫電子郵件給一對因爲家庭退修而曾經拜訪過他教會的夫婦尋求幫助。
「當時我們有計劃存錢建一個新的幼兒園和兒童活動空間，所以當這對夫妻要離開蒙特利特的時候，他們曾經告訴過我們他們很樂意幫助。」路易斯回憶說，「因此我就知道他們是有辦法的人，因爲他們的幫忙對我們的情況來說至關重要。」
同時路易斯「感到主帶領他就蒙特利特學院的事」向這對夫妻開口，但是他同時又很很遲疑，因爲他擔心他的預設前提（「對方很有辦法」——譯註）不成立，或者對方可能會不支持他的教會。
「我當時與神爭論了幾個禮拜，然後決定『我不該與神爭辯。』」路易斯這樣回憶說。在與校方溝通後，路易斯給那對夫妻寫了電子郵件。
他告訴他們，蒙特利特學院正在面臨極大的危機，他同時也告訴他們如果蒙特利特學院關門，北卡將沒有基督教高等教育協會（CCCU）的成員院校了。他問這對夫妻他們能不能幫忙。
不到一個小時，他們就回信了，他們在郵件裡說他們剛好有一筆額外的收入、不知道該怎麼用。
於是路易斯花了六個禮拜的時間與這對夫妻電子郵件溝通。但隨著路易斯越多地了解學校的情況，他就越多地感到憂慮：「如果捐了錢還沒用怎麼辦？」他這樣問那對夫妻。即便獲得了大筆資金支持，學校會不會仍然逃離不了關門的命運？
「那位妻子當時這樣對我說：『我們給錢並不是要讓事情變好』」路易斯回憶道，「她說：『我們給錢，是因爲神要我們給錢。』」
雖然從未踏足蒙特利特校園，那對夫妻慷慨地承諾奉獻600萬美元給蒙特利特學院。
在備受激勵和重燃盼望之後，董事會開始了尋找新校長的過程。
雖然坐擁600萬美元的捐款，毛瑞爾當時對蒙特利特學院的前景並不看好。他對基督教高等教育非常熟悉。在被蒙特利特學院看中之前，毛瑞爾已經工作十五年了，他的工作經歷包括前後在五間不同的CCCU大學中分別擔任籌款負責人、教務主任，以及校長。
因此，毛瑞爾知道對一間大學要問什麼樣的問題、要看什麼樣的數據，他知道什麼指標意味著好、什麼指標意味著不好。
當時在校本科生有300人，研究生400人。而學校要收支相抵，必須有1500個學生才行。
但學校的宿舍卻只能承載500人，如果學校要更多地招生，那就要購買更多的土地並建造更多的設施，而這也要花更多的錢。所以如果學校要通過招收更多的學生來緩解財務壓力，結果會適得其反。
「我不要朝這個方向走。」在學校的聘任委員會給他打電話時，毛瑞爾這樣告訴他們。「我要脫離這個循環，而且要快快地脫離。」
「先吃個午飯吧。」聘任委員會這樣答覆他。爲了與聘任委員會保留合作的可能，毛瑞爾去了，他們卻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每個董事會成員都面試了他，幾天之後他被董事會投票邀請做校長。
「在那個時候，（我的妻子）約倫說，『我們需要留意這個機會，』」毛瑞爾回憶說，「我們花了幾個禮拜考慮這件事情，我們認爲或許神的手在上面。如果這事是出於神，我們怎能說好說歹？」
毛瑞爾花了兩年的時間意識到，他要做的並不是徹底復興學院。
「我總是說復興、復興、復興，」毛瑞爾回憶道。直到一天有一個投資人告訴他，毛瑞爾不應該這樣想。
「復興的意思是說，你想回到過去的某個黃金歲月。」這位投資人這樣告訴毛瑞爾。但是蒙特利爾學院沒有任何黃金歲月，學校總是在爲生存而掙扎。所以毛瑞爾不再讀關於「復興」的那些資料，而開始考慮創業。
「我們是個有一百零三年歷史的創業機構。」毛瑞爾現在這樣說。
把一間大學稱爲「創業機構」是種很奇怪的感覺，但是其實又很有道理。「我們被迫要去思考業務模型的問題。」毛瑞爾說，「但這其實正是高等教育缺失的環節。」
「根據我的觀察，很多學校都應當把『成長或關門』看作是一個危機管理的機會。」毛瑞爾說，「但是他們並沒有一種『瀕死體驗』。而我們有！誠實地說，這種經歷是50年以來對這間學校來說最好的事情，它迫使每個人都意識到我們需要改變。」
但並不是爲了改變而改變。
對毛瑞爾來說，第一件優先要做的事是澄清學校的使命與價值觀。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對學校並不是一件新鮮事。
「學校一直有使命宣言，而且每次有新校長上任都會將其做些調整。」英語文學教授金回憶說，「但和過去不一樣的是，我們現在還增加了一個社群盟約」
這盟約並不長，包括腳註大概只有1200個詞不到。包括了七個承諾，包括結出屬靈果子來的承諾，高舉「每一個人類從出生到死亡都有神所賜價值」這一承諾，以及對「未婚者的貞潔，以及一男一女婚姻的聖潔」的承諾。
這些立場並不受歡迎，尤其在高等教育領域裡會被視爲異類。
《夏洛特觀察者報》這樣報導：「蒙特利特學院要求教師承諾反對同性婚姻與墮胎，成爲了麻煩製造者。」而美國廣播電視公司（ABC）在本地的媒體WLOS則說：「在給他們這份盟約之後，有職員和學生開始離開蒙特利特學院。」美聯社報導的標題則是「私立院校操控員工簽署反對同性婚姻的文件。」
「很慶幸的是，媒體只關注了我們30天。」毛瑞爾說，「當時我們成了新聞熱點，這一點都不好玩。」
與此同時，蒙特利特學院決定不再延續「長老會高等教育聯盟」（Association of Presbyter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成員單位的身份，該機構主要由美國長老會（PC(USA)）下屬學校組成，但美國長老會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變得越來越自由派，而學校的教職員工大多都在神學上相當保守。
「我讀道學碩士的時候是在一個PC(USA)的區會裡服事。」毛瑞爾說，「我看到一個宗派是怎樣漸漸遠離合乎聖經的正統基督教教義的，因此我沒有在美國長老會接受按立。」（毛瑞爾現在參加路易斯所服事的那間美南浸信會教會。）
毛瑞爾知道，就像他自己一樣，「如果學校繼續帶著美國長老會的標籤，保守福音派不太會信任他們真的是一間保守的、合乎聖經和正統的基督教學校。」
因此，蒙特利爾學院退出了聯盟，成爲一間獨立高校，因爲「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獲得福音派的信任。」
對蒙特利爾學院來說，最關鍵的不僅僅是信仰身份的問題，還有入學數量的問題，他們急切地需要提高入學數量。
「要提高入學率，我們的學術產品就要越來越好。」毛瑞爾說，「我們的願景是扎根於基督教博雅教育。但是因爲我們在美國，這是一個全球經濟體，我們同時也決定要深入發展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學科。」
當毛瑞爾接任的時候，學院早已有一個數據安全輔修專業。毛瑞爾上任後第一年將其改爲主修專業。在第二年，他注意到《紐約時報》每週有三到四次會在首頁提到數據安全問題。
「我當時就想，這是我們的機會。」他說。
於是毛瑞爾僱了一個布什政府執政時的說客來做政府公關，「聯邦政府可以資助我們的項目。只要我們仍然控制著學校的使命和教職員工聘用，政府投資不應當讓我們擔憂。」
接著，毛瑞爾每兩個月都去一趟國會山，與政府官員會面、與五角大樓的官員會面，也與「三個字母縮寫的機構」（指FBI、CIA等——譯註）會面。
「每一個美國的數據安全專業都會教學生如何做駭客，」毛瑞爾告訴這些官員，「當你教學生如何入侵別人的計算機系統時，他們需要道德指引，因爲數字戰場上的每個專業人士都好像擁有了通往自我國度的鑰匙。」
因此，倫理對技術課堂來說尤爲重要，還有比在基督教博雅教育的大學裡學習倫理更好的地方嗎？
毛瑞爾的信息很快被傳遞了出去，在過去的兩年裡，毛瑞爾就這個話題與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夏洛特（美國第二大銀行業中心——譯註）的財務與能源專家，以及西雅圖的技術領袖們開展了多次圓桌會議。
2017年秋季，蒙特利爾學院成爲北卡第四間、CCCU聯盟院校第一間獲得國家安全局（NSA）和國土安全部（DHS）認可的數據防禦教育優秀機構。
當克里·伯金（Kelli Burgin）三年前開始執教於蒙特利特學院的時候，數據安全專業只有十幾個學生，然而在2017年秋季，該專業已經有50個學生了，今年秋季達到70個。
伯金與他的同事們「常常教導學生關於倫理的事情——我們該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我們有法律責任，我們同樣也有道德責任規範我們正確地做事。」
「正確地做事」是指以榮耀神的方式、以人爲本的方式做事。
「數據防禦」的意思是保護人們，使他們避免身份信息洩露、避免業務系統宕機，也避免被網上的犯罪分子釣魚。蒙特利特學院的畢業生可以在政府機構、在金融行業，也可以在衛生健康領域工作。
「有個學生曾經來找我，他說『我知道我們要愛鄰舍，我真的想要爲朋友捨命。所以我非常喜歡我現在所學的。」伯金回憶說，「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學生。」
「我們探討保護現實中人們的各種策略，以及我們如何將信仰融入到工作中。我們總是回到神的話語找答案。」伯金這樣總結道。
蒙特利特學院強調數據安全的道德性，成爲了學校的第二個神蹟。
2015年秋季，學校舉辦了第一屆區域性數據安全大會，有70多人參加。去年秋天的這屆會議則有400多人參加，包括150多個未來的學生及其父母。學校同時也與防務和情報機構建立起正式的合作關係。
小小的校園現在顯得很擁擠。數據安全專業的學生同時也要學習文學課程，所以停車場總是很擁擠、宿舍也住滿了人，學校正在研究把儲藏室轉變爲教室的可能性。
蒙特利特學院不再關注要不要關門的問題，與之相反，傳言是有一片開車10分鐘之外的土地、價格在4~5億美元之間，學校正在研究是否要買下來變成主校園。
職員、學生和捐助者對學校的信心都在增長，包括那對匿名捐贈了六百萬美元的夫婦，他們現在對學校的捐助已經增長到了1,000萬美元。
「這是一種動力。」基督教高等教育聯盟的負責人雪莉（Shirley Hoogstra）說，「蒙特利特學院的歷史和傳奇給了捐助者一個可信的基礎，並且追加投入，而他們又在保羅（毛瑞爾）身上看到了勇氣和溝通能力——他是一名傑出的領袖。捐助者們的投入意願更強了。」
這是一個忙碌的四年。「我從來沒有這樣努力並快節奏的工作過。」毛瑞爾說。
因爲任何一個以色列先賢都會告訴你，從黑暗中獲得神蹟般的拯救從來都不意味著說你就不會再有麻煩了。
毛瑞爾說：「想想那個瞎眼的乞丐巴底買（可10:46——譯註），他得以重新看見，所以他需要找一份工作，或者以一個明眼人的身份去乞討，這都比原先更艱難。想一想拉撒路，他將來還是會死。想一想聖經中所有的神蹟並且問自己這個問題：『這個神蹟的目的是什麼？』」
神蹟的目的從來都不是讓人們的生活更容易。
正確的答案應當是：神蹟的目的是榮耀神、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說「神真偉大」。
而這一結論，對道德倫理來說有深遠的意義。
每一次毛瑞爾講述學院故事的時候，「無論他在對誰講，聽眾總是會有積極的反應。」市場與溝通部負責人莎拉·褒曼（Sara Baughman）這樣說。「我也是因爲聽到這一神蹟故事而來到這間學校任職的，我感覺到神的護理和神的手在這個學校裡。」
不僅僅是莎拉，蒙特利特的教職員工都對學校「非常委身」，因爲「我們感到神在這裡工作，」毛瑞爾說，「每一天，我們靠著神的恩典都不會失去志向，不會無視我們正活在神蹟中。」
譯：JFX；校：何之是。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Montreat Mira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