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一個週一早晨，拉斯·格雷格（Russ Gregg）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辭去了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富裕郊區一所基督教學校的發展主任職位，只因爲前一天聽到的一場講道。講道中有一句話深深打動了他：「去爲神做些看似瘋狂的事。」
就這樣，他來到全市最貧困、治安最差的社區，決心創辦一所古典基督教學校。當時要什麼沒什麼：沒有老師、沒有生源、沒有校舍、也沒有資金支持。但格雷格始終抱著一個簡單信念：要用對待自己孩子的心，去愛這些鄰里的孩子。他想給這些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像他給自己孩子提供的那種教育。
十七年過去，希望學院（Hope Academy）從最初在教會地下室收留 35 個學生開始，如今已經發展到擁有七層教學樓、500 名學生的規模。更令人驚歎的是，該校五屆畢業生中 99%都拿到了高中文憑，其中 95%被本科或專科院校錄取，還有幾個學生獲得了私立文理學院的全額獎學金。
「要知道，在我們這個社區，有一半的孩子連高中都畢不了業，」格雷格感慨道，「就算能畢業，閱讀水平也就相當於初中生。」但讓他最欣慰的，是看到學生們在信仰上結出的美好果實。
希望學院的成功，折射出古典基督教教育在美國的蓬勃發展。1993 年全美只有 10 所這類學校，到 2003 年就增長到 153 所。如今，僅古典基督教學校協會（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簡稱ACCS）旗下的 251 所會員學校，每年就培養超過 4.3 萬名學生。如果算上非會員學校和在家上學的學生，專家估計全美每年接受這種教育的學生總數在 20 萬到 30 萬之間。
雖然「古典教育」這個稱謂是新近出現的，但這種教育實踐卻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時代。
「在 19 世紀末之前，我們所說的『古典教育』其實就是最常見的教育，」古典教育運動領軍人物、古典學術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創始人克里斯托弗·佩林（Christopher Perrin）解釋道，「現在需要特別加上『古典』這個定語，恰恰說明我們正在重新找回這種教育傳統。」
佩林指出，到了 19 世紀末，古典教育開始變得「僵化」。雖然當時還有一些不錯的學校，但也存在「過於嚴苛、缺乏活力」的問題。
當時，多種因素共同催生了現代進步主義教育的興起。隨著工業革命、移民潮、科技發展和社會科學興起，古典教育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20 世紀初，著名教育改革家約翰·杜威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他否定絕對真理，認爲教育應該以實用爲目的，重點培養人們適應社會的能力。在杜威看來，教育就是要讓人掌握特定領域的實用技能，比如經商、行醫、做家務或在工廠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讓一部分人接受職業教育，另一部分人學習管理技能，但都是爲了實用目的，」古典教育研究機構喀耳刻學院（Circe Institute）創始人安德魯·克恩（Andrew Kern）這樣總結道。這種實用主義教育理念很快風靡全美，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進步主義教育就佔據了主導地位，古典教育幾乎消失殆盡。
弗吉尼亞州里士滿唯理達學校（Veritas）校長基思·尼克斯（Keith Nix）說：「教育的目標發生了根本轉變，從要培養什麼樣的公民變成了要教會他們什麼技能。」尼克斯同時擔任古典基督教學校協會和古典學習協會（Society of Classical Learning，簡稱SCL）的理事。「我們不僅逐漸取消了拉丁語等傳統課程，就連數學這樣的基礎學科也被重新定義。如果把數學僅僅看作是人造工具，學生只會問學這個有什麼用，而不會去探索數學中蘊含的真善美。」
尼克斯指出，當我們將數學視爲上帝賜予的美好禮物時，整個認知框架都會改變。「重要的不再是『這對我有什麼用』，而是『我該如何回應這份恩賜』，以及『在探索數學的過程中，我正在成爲怎樣的人』。」
當西方教育逐漸背離傳統時，作家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 1947 年的論文《失落的學問工具》（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中敲響了警鐘。她寫道：
一個遺忘根基的文明正以集體的愚昧，迫使教師們在一座建於流沙之上的教育大廈中勉力支撐。他們代替學生完成了本該由學生自己完成的工作。因爲教育的唯一真諦就是：教人如何自主學習；任何背離這一宗旨的教學都是徒勞。
C.S.路易斯在《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中同樣警示現代教育體系的隱患：
對古時智者來說，首要問題是如何讓靈魂符合實在（reality），而其解決之途在於知識、自律和德性。對方術和應用科學而言，問題則是如何讓實在附從人之想望。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三所古典學校不約而同地在愛達荷州、印第安納州和堪薩斯州破土而出。「要說古典教育最不可能萌芽的三個地方，非這三處莫屬。」古典基督教學校協會主席大衛·古德溫（David Goodwin）回憶道。
其中，位於愛達荷州莫斯科市的邏各斯學校直接催生了《重拾失落的學問工具》（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 ）這本著作。古德溫表示：「這本書引用塞耶斯的觀點，在五年內催生了約 100 所古典學校。」
這些學校重新開設了從《創世記》到現代按時間軸講授的歷史課程——在杜威的教育體系裡，歷史課早已被社會科學取代。他們採用自然拼讀法教學，重拾經典文學和拉丁文詞卡，引入蘇格拉底式討論，恢復校服制度。更重要的，他們教導聖靈的果實，致力於塑造學童的靈魂，引導他們最終能尋求並愛慕上帝。
佩林指出，這些教育元素幾十年來並未完全消失，只是變得支離破碎。
「現在我們正試圖把散落的珍珠重新串成項鍊，」他形像地比喻，「就像沒有參照圖卻要完成拼圖。」
進入 21 世紀，在古典基督教學校協會、古典學習協會和喀耳刻學院等組織的推動下，一場以「真、善、美」三大聖經理念爲核心的古典教育復興運動逐漸成形。
教育工作者們首先致力於重建沿襲數百年的課程體系——「三藝」教學法（trivium）。這套體系根據兒童成長的三個階段量身定製：
第一階段（1-4 年級）被稱爲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教師會花很多時間給孩子講故事，而孩子們也會利用這個黃金記憶時期來背誦數學公式、歷史年表和聖經經文。
第二階段（5-8 年級）是邏輯學校（logic school）。在複習基礎知識的同時，教師會更深入講解，著重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鼓勵他們對所學內容進行質疑、辯論和驗證。
第三階段（9-12 年級）進入修辭學校（rhetoric school）。學生們開始深度研讀經典文本，錘鍊寫作與演講能力，將經過驗證的真理清晰有力地表達出來。
然而，古典教育的使命不僅止於傳授真理，更要培育學生生命中的良善。
「希望學院的一個首要價值觀，就是培養美德——聖靈的果實，」格雷格說，「當發現有學生欺凌同學時，我們會向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同時傳遞福音的喜訊，這能帶來悔改與和解。」
希望學院堅持推動家長深度參與，儘管在這個區域很難做到。
「很多學校認爲與家庭互動沒有絲毫作用，」格雷格說，「但我們逆勢而行，總是努力地邀請家長參與。"
每年教師都會去每個學生的家裡做家訪，家長每年也必須參加兩次週六工作坊，學習如何支持子女教育。學校還會給家長髮「成績單」，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參與情況。
「在我們社區，普通學校的家長會出席率只有 15%，」格雷格說，「而我們首日出席率達 97%，剩餘 3%會在下週補開。」
這是因爲希望學院規定：未參加家長會的學生需暫緩返校。
「新生家長起初都不相信我們會嚴格執行，」他說，「但我們說到做到。因爲每個人都需要被督促。」
這種家校共建培育出的愛的共同體，往往比學術成就更能吸引潛在家長。「僅僅辦成大學預備校，這個目標太狹隘了，」尼克斯說，「每當我們討論要建立怎樣的學校時，總會回歸這個問題：『這些學生長大之後，到 30 歲、40 歲、60 歲時，他們會成爲怎樣的公民、怎樣的人、怎樣的基督徒？我們希望這些五年級學生將來成爲怎樣的長者？』」
這樣的問題改變了一切，尼克斯說。
佩林警示道：「魔鬼的伎倆就是讓我們過分關注『好』的事物，卻忽略了『最好的』。如果我們只重視課程而忽視基督之愛，就是把次要當首要，最終會毀掉一切。」
佩林這樣描述古典學校的發展歷程：「最開始的幾年，我們專注課程體系要傳達真理，中期著重建設校園共同體，而最近五到七年，我們開始了一場關於『教育之美』的探索。」
走進這些學校，你會發現這裡沒有刺眼的熒光燈、廉價的塑料海報或是雜亂無章的教室。教育者們正在重新思考：如何讓校園建築本身就成爲美的化身？
「現在很多學校都在討論：『教室的美應該是什麼樣子？走廊的美又該如何體現？』」佩林說道。
這種對美的追求已經滲透到校園生活的每個細節：清晨或午後，一些學校會召集學生在走廊無伴奏合唱聖詩，用歌聲祝福新的一天；另一些學校則精心安排午餐時光：大家圍坐在鋪著雪白桌布的圓桌旁，在真人演奏的古典音樂陪伴下愉快進餐。
然而古典教育的版圖不僅限於學校。即使是在家教育的領域，古典基督教教育同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
佩林指出，雖然在過去，大多數做在家教育的家庭都採用「混合型」課程體系，但近年來選擇古典教育課程的家庭正在快速增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典對話」（Classical Conversations）在家教育項目，目前已經爲超過 10 萬名學生提供服務。而蘇珊·懷斯·鮑爾（Susan Wise Bauer）的經典著作《優質教育啓蒙：家庭教育如何從古典主義中尋求辦法》（The Well-Trained Mind: A Guide to Classical Education at Home, ）自 1999 年出版以來銷量已突破 10 萬冊，目前已經推出第四版。
在高等教育領域，古典學校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師資培養問題。克恩表示，即便是現在，接受過系統古典教育的教師仍然屈指可數。
隨著越來越多接受古典教育的學生進入大學校園，高校不得不調整培養方案來適應這一新趨勢。
在這場古典教育復興運動中應運而生的新聖安德魯學院（New Saint Andrews）就是典型代表。這所 1994 年創辦於愛達荷州的學院，最初僅有來自當地教會的 4 名學生，如今已經發展到近 2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規模。
佩林介紹說，其他高校也正在跟進這一趨勢。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新增了古典研究輔修專業；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開設了古典教學法輔修課程；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偉大文本」（Great Texts）項目和休斯頓浸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的文科碩士項目，都在爲培養古典基督教教師提供專業支持。
古典教育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它常被視爲專爲高智商富裕家庭子女服務的教育模式。這種刻板印象並非全無依據——接受古典教育的學生在標準化考試中確實表現更優，而私立教育本就比公立教育昂貴。數據顯示，ACCS的學校年均學費高達 7000 美元。
但格雷格的希望學院用事實打破了這一成見：該校 75%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 80%是少數族裔。
令人驚歎的是，他們的數學和閱讀成績卻是周邊公立學校學生的三倍。更難得的是，這些成績是在年均 9000 美元的教育投入下取得的——相比之下，明尼蘇達州公立學校生均年支出爲 12000 美元，而明尼阿波利斯私立學校更是高達 21000 美元。
當然，對於年收入中位數不足 28000 美元的家庭來說，9000 美元仍是天文數字。格雷格介紹，該校所有學生都採用獎學金模式：家長根據經濟狀況支付費用（多數家庭年均支付約 600 美元），其餘部分由資助人承擔。要保持 88%的高續讀率，爲 500 名學生尋找資助人並非易事。「我們每年都需要新增 40-50 位資助人，」格雷格說，「他們相信通過上帝爲中心的教育，能夠真正改變城市貧民區的未來。」
希望學院所在的七層教學樓曾是所公立學校，後因未能達成教學目標而關閉。
如今，格雷格正籌資 700 萬美元用於擴建：新增 10 間教室、第二體育館和更寬敞的餐廳，計劃五年內將學生人數從 500 名增至 700 名。
同時，他還籌募 300 萬美元用於在全國建立 10 所希望學院分校，首所將於明年秋季在休斯頓第五區落成。
儘管面臨宗教自由和學生基礎薄弱等挑戰，格雷格依然充滿信心：「賦予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這正是我想爲我的鄰舍們提供的教育。」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