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施拉德（Paul Schrader）是基督教藝術家與藝術欣賞家都該知道的名字，這個大急流城的本地人成長於基督教改革宗教會，在獲得了加爾文學院的學士學位後，他成爲了美國最著名的電影製作人與理論家之一。
施拉德幾十年來一直在美國電影界享有盛名，擔任過任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諸多代表作（《出租車司機》（Taxi Driver），《憤怒的公牛》（Raging Bull,），《基督最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的編劇，並導演了自己的電影（《美國舞男》（American Gigolo），《苦難》（Affliction））。然而，他也爲電影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於1972年出版了《電影中的超驗風格》（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中文名暫譯），這本書時至今日仍然在電影與藝術的課堂上被討論，對整個藝術界、尤其電影界中關於宗教議題的討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施拉德的新電影《第一歸正會》於影院上線的同月，再版了的《電影中的超驗風格》（附有施拉德新寫的序言）也很合時宜地發佈了。在這本書的新序中，施拉德敘述了自己作爲一名24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學院研究生，是如何在他所提出的靈性以及自己喜歡的「世俗」（相較於他的教會背景）電影之間「發現一座橋樑」的。
施拉德指出，「這是基於風格（style）的橋樑，不是基於內容。」而超驗風格（Transcendental Style）正是那座他試圖闡述的，在電影理論與神學美學的作品之間的橋樑。
《第一歸正會》堪稱施拉德世界中「橋樑」的個人巔峰，是他這些年努力處理的「超驗風格」的第一手資料，但它又不止於此。這部電影是一件藝術品，評論家們稱讚它是對基督教信仰一次嚴肅而挑釁式的探索。這部電影針對如今這個世俗時代的宗教現狀，尤其是基督徒正面臨的試探，進行了一些敏銳的觀察。
誠然，這是一部艱深又令人不安的電影，不過也恰好應景如今這艱難又令人不安的時代。
《第一歸正會》是關於兩間教會的故事：第一歸正會，以及豐盛生命教會（Abundant Life）。這兩間虛構的教會位於紐約州北部，他們的並列爲故事情節提供了支撐，也構成了電影對基督教更宏觀的評論。
第一歸正會是一間荷蘭改革宗教會，由牧師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由Ethan Hawke飾演）牧養。這間250歲的教會有著悠久的歷史，如今卻奄奄一息。每個主日，會堂的長板凳上連十幾個會友都沒有，每週路過教堂的遊客比會友還多。托勒牧師性格有些嚴肅、冷靜和抑鬱，與教堂的氛圍十分切合。他是個厭世的存在主義者，喜歡讀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譯註：天主教作家和神祕主義者，是宗教之間相互理解的積極支持者），並覺得探討神學難題「令人振奮」。在意識到虛無主義的放縱本質後，托勒迷戀上了「鬥爭」，將破碎理想化，並把自己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那眾所周知的園子（客西馬尼）裡獨處。
儘管豐盛生命會是第一歸正會的「母會」，爲後者支付開銷（或許能幫助這個奄奄一息的教會苟延殘喘），但這兩間教會實在是天差地別。豐盛生命會是一間成功神學導向的華麗巨型教會，教堂豪華的立面上醒目地寫著約翰福音10章10節（新譯本：我來了，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有一個紋著身的年輕牧師和一間自助食堂（諷刺的是，食堂牆壁上刻著使徒行傳2章42-47節，那是一段有關初期教會簡陋開端的經文）。
然而托勒與第一歸正會所追求的，是樸素而極簡的事工，無怪乎托勒在他的日記中偶爾會思考——「耶穌在意受歡迎麼？」——而生命豐盛會是個慕道友導向（a seeker-sensitive）的團體，他們會避免那些令人不適的，尤其是左翼傾向（left-leaning）的政治話題。傑夫斯牧師（Jeffers，由Cedric the Entertainer飾演）領導著豐盛生命會，他的名字可能是在向得克薩斯州巨型教會的牧師羅伯特·傑夫里斯「致敬」（Robert Jeffress；譯註：Jeffress是達拉斯第一浸信會的牧師，成功神學代表人物，與片中的Jeffers僅一字之差）。
雖然豐盛生命會試圖最大程度地降低門訓的成本，並淡化福音中公義的含義（因爲它的奉獻支持者都是些傳統行業的商業大亨；譯註：傳統行業對環境破壞較大，在劇情中與主角的陣營形成張力）。然而第一歸正會——曾經地鐵都爲它設了站——則嘗試僅僅注目於公義，變成以政治活動取代宗教虔誠、以偏執的狂怒取代崇拜的喜悅。這兩間教會分別代表了當今福音派兩個活躍的戰線——掛名信徒的「廉價恩典」（豐盛生命會）以及自由派神學（第一歸正會）。
然而，在最好的情況下，第一歸正會與豐盛生命會（我們要記得，他們屬於同一個教會架構）代表了基督徒生活的兩種基本方面，兩者看似不協調但又缺一不可：十架與復活，簡樸與豐盛，禁食與筵席，苦難與享受，犯罪帶來的悲傷與成聖帶來的喜樂，絕望與希望。施拉德在超驗風格（Transcendental Style）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來闡述如果藝術家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夠表達超驗性，那麼「豐盛」與「簡樸」美學將是必不可少的，他這樣寫並非巧合。與藝術相似的是，在信仰中：矛盾與反合既令人不舒服，卻又必不可少。
絕望與希望的對立貫穿了托勒的整個《第一歸正會》之旅，由於個人的挫折（他的兒子死於伊拉克，妻子也離開了他）他原本就已瀕臨絕望，結果隨著電影情節的發展，托勒愈來愈深地墮入靈魂的漫漫長夜之旅。他開始參與環保主義者的活動，並對上帝之創造所受到的看似不可逆轉的創傷而感到絕望（也因許多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所表達的冷漠而絕望）。電影此處所渲染的情緒——顯然是傾向於極度的絕望——反映了施拉德本人的觀點，在最近一次放映會被問及「你是否處於絕望中時」，他給出一個簡單的回答「是」。
「所有在這一刻持樂觀態度的人都
沒有注意到，」施拉德說，「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沒有太多值得樂觀的事。」
雖然《第一歸正會》瀰漫著絕望的氣息，施拉德並不一定要把它描繪成英雄式。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是托勒在絕望中愈陷愈深——最終導致了暴力——被視作是驕傲的一種表現。值得注意的是，電影藉托勒呈現了默頓的一個觀點：「絕望是由驕傲所生發的，甚至到了某種程度後，寧可選擇人自己的確信，而不承認上帝比我們更有創造性。」
默頓還說過，「絕望是一種極度的自愛。當一個人爲了體會自我迷失的腐敗奢侈，而故意背棄所有他人的幫助時，絕望就產生了。」
電影尾聲的托勒表現了上面這種理論，他的客西馬尼園情節變成了對破碎的孤芳自賞般的癡迷，以至於他對教會裡一個關心他的姊妹回覆道：「我鄙視你……你總關心些細枝末節的事，你就是塊絆腳石。」他越是將自己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用一種殉道情節應對世界迎面而來的瘋狂，他就變得越來越危險與醜陋。
羅伯特·佈列鬆（Robert Bresson）1954年的經典之作《鄉村牧師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以及其牧師主人公的「神聖痛苦」，不論在主題還是「慢電影」風格的方面，顯然都啓發了《第一歸正會》。施拉德在先驗風格中對牧師冗長的分析，幾乎是爲第一歸正裡的霍克（男主角的扮演者）量身打造的。施拉德將克勞迪·萊杜（Claude Laydu）飾演的牧師描述爲病態、與社會脫節以及性格孤僻：不論是在自己還是別人身上，他都無法應對罪的世界……他不屈不撓地朝著那不真實的殉道前進。
施拉德認爲，具有「先驗風格」的電影的關鍵要素之一，就是他所謂的「差異性」。他在書中寫道，差異性可以「將屬靈的精神分裂症——對兩種對立世界的敏銳感覺——傳達給觀眾」。通常來說，差異性在電影中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然後以施拉德所定義的那種「促使人拋棄所有日常生活中裝假的，大膽的情感所驅動的」「決定性的行動」告終。這有點像卡爾·德萊葉（Carl Dreyer）《詞語》（Ordet，1955）中死人復活的那一幕，或是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木蘭花》（Magnolia，1999）中的那場青蛙雨：「接受平庸現實中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必須大體上依賴於信仰。」
《第一歸正會》中當然也有差異性。托勒所在的教會與豐盛生命會，分別代表了基督教兩種反合性的極端，夾在當中的托勒被這種「屬靈的精神分裂症」所困擾，他象徵著今天許多基督徒也正遭受的鞭笞。我們當如何處理許多基督徒生活中的悖論（軟弱是剛強，喪命是得命，失去是得著，等等）？我們當如何同時追求真理與愛，憐憫與審判，恩典與紀律？當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都聲稱自己追隨基督教時，我們又當如何理解基督教？
生活於懸殊的差異中總是令人難以忍受（正如托勒墮落到精神失常那樣），如今則可能是最艱難的時刻。電影裡傑夫斯曾評價現在的年輕人「想要定論」，因而容易變成極端主義。對他們來說，基督教的反合性不夠清楚，所以他們經常反倒訴諸於政治——有更明確的「事業」，以便他們對正義的熱情能夠有效地融入那感覺上更有成效之處。
誠然，我們這個世俗時代的標誌之一，就是政治取代了宗教而成爲「超驗」的源泉。我們在《第一歸正會》裡那個黑色幽默式的葬禮中看到了這點，教會詩班沒有以讚美詩來紀念逝者，而是借用了尼爾·楊（Neil Young）的環保主義歌曲《誰會挺身而出？》（Who’s Gonna Stand Up?）。我們在電影挑釁式的高潮也能看到這一點，宗教與政治的界限已經模糊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在《第一歸正會》中，施拉德是否在遵循後基督教（post-Christian）文化，「將政治作爲新宗教」的軌跡？電影當然可以以這種方式來解釋。但它也可以被解釋爲對基督徒的挑戰，以期避免第一歸正會或豐盛生命會所代表的那種極端。相較於對基督教這種或那種的反覆批判，這部電影更可能是在呼籲所有以下形式的基督教，這些基督教以消費主義爲導向來做挑選和選擇，但唯獨排除那些符合聖經的真理與門訓。
正如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在《壞宗教》（Bad Religion）中所論證的那樣，異端幾乎總是源於「希望解決基督教的自相矛盾，擺脫她的反合性，以及提出一個更清楚與連貫的信仰」。然而，一個「更清楚」的信仰不見得是一個站得住腳的信仰，在我們這個崇尚消費主義信仰的世界，理解這一點就顯得尤爲重要。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年輕人想要確定性，而基督教中的各種對立關係，相較於他們手頭迫在眉睫的正義任務而言，可能顯得像是笨拙的障礙。
當基督教將傳福音、悔改與成聖視爲迫切需要，猶如社會對待種族和解、墮胎與環保等事件，接受這樣一個基督教會變得更棘手；當我們跟隨耶穌，卻不跟政治黨派有染時，這種跟隨會變得更棘手；當一個信仰嚴肅地意識到罪、苦難與不公，但同時又充滿喜樂、盼望與勇氣，信奉這樣一個信仰會變得更棘手；當我們既要接受第一歸正會的優點，又要接受豐盛生命會的優點，這也很棘手。
誠然，這樣做更棘手，但也更有益處，並且更接近耶穌的心。一個健康的基督教應該是什麼樣的，施拉德的《第一歸正會》或許沒有向我們展現，但或許我們可以及時向世界來展示。
譯：許志斌；校：JFX。原文發表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First Reformed』: 2018’s Most Thought-Provoking Film So F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