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正值 1925 年斯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又稱「美國猴子審判案」）百年紀念，這場審判後來被稱爲「基要主義者與現代主義者之爭」或「保守派與自由派之爭」中最著名的事件。當時正處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多個新教派系中神學保守派（「基要主義者」）與自由派（「現代主義者」）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辯論。
百年後的今天，這場審判仍深深烙印在美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它常被描繪爲現代世界重大意識形態衝突——科學與宗教對決——的關鍵戰役。然而這種敘述其實過於簡單化了。
我們常混淆歷史事實與虛構敘事。薩拉·歐文-斯通布雷克（Sarah Irving-Stonebraker）指出，基督教歷史學家肩負著「歷史祭司」的使命，在我們這個脫離歷史的時代守護著過去。斯科普斯審判正是想像力如何在歷史記憶中戲弄我們的典型例證，對其百週年的紀念恰是澄清史實的契機。
20 世紀 20 年代，美國多州立法禁止公立學校教授達爾文進化論。1925 年，田納西州通過《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禁止進化論教學。該州代頓市（Dayton）高中橄欖球教練兼生物代課教師約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被控違反該法。
這場轟動一時的審判自成一格，深刻塑造了美國公眾對信仰與文化關係的認知。
此案引發全國矚目的關鍵在於核心人物的對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是那時傑出的演說家與政治家、被譽爲「偉大的平民」，三度代表民主黨角逐總統寶座，並曾擔任威爾遜政府的國務卿，此次代表田納西州出庭。1915 年，布萊恩因反對威爾遜對德外交政策——他預見到這將使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辭去了國務卿職務。而斯科普斯的辯護律師則是當時最傑出的律師之一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1924 年，達羅因參與被當時許多人稱爲「世紀審判」的案件（又名「李奧波德與勒伯案」）而家喻戶曉。兩名芝加哥富家少年內森·里奧波德（Nathan Leopold）與理查德·勒伯（Richard Loeb）供認謀殺了少年鮑比·弗蘭克斯（Bobby Franks）。受尼采思想影響的二人企圖實施完美犯罪，以此證明自己是超人（Übermenschen）。儘管罪行確鑿，達羅成功以精神失常爲由爲二人辯護，使他們免於死刑。
儘管「田納西州訴約翰·托馬斯·斯科普斯案」（The State of Tennessee v. John Thomas Scopes）表面上聚焦於斯科普斯是否違反了《巴特勒法案》，但更廣泛的創世論與進化論之爭很快成爲核心爭議焦點。懷疑論記者H. L. 門肯（Mencken）對基要主義——尤其是創造論——進行了無情的嘲諷。
門肯尤其嚴厲批判布萊恩，認爲其是自我膨脹的基要主義鄉巴佬。在庭審高潮時刻，布萊恩親自出庭作證，接受達羅的交叉質詢。博學的不可知論者達羅令布萊恩顏面盡失，他很難解釋和回應達羅對創造論的質疑。
我們常忽略斯科普斯審判以原告方的法律勝利告終。斯科普斯被判爲有罪並繳納罰款，不久後便停止了在代頓的教學工作。但這場審判對基要主義而言卻是公關災難，促使進化論在後續歲月獲得廣泛接受。布萊恩因與達羅的交鋒深受打擊，審判結束五天後便黯然離世。如今布萊恩更廣爲人知的，是他在代頓的狼狽表現，而非漫長的公共服務生涯。
大眾記憶中的斯科普斯審判雖蘊含諸多真相，卻往往將其簡化爲宗教與科學探究的對立。然而歷史學家深知，代頓事件的真相遠比常見敘述更爲複雜。
1920 年爲捍衛《權利法案》而成立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宣佈，若田納西州有支持進化論的教師願意挺身而出，將資助此案作爲測試案例。對ACLU而言，這是言論自由問題。而代頓市的政界領袖則看到藉此案吸引全國目光的機會。
這場審判讓代頓市和基要主義者都如願以償。斯科普斯審判使這座城市聲名鵲起。來自全國各地的明星證人、知名記者和好奇觀眾蜂擁而至，刺激了當地經濟。基要主義者們對審判結果感到滿意，歷史學家麥迪遜·特拉梅爾（Madison Trammel）證實，當地的基要主義者持續參與反進化論活動直至 1930 年代。
1930 年代末基要主義與神學自由主義之爭平息後，神學自由派掌控了多數主要新教宗派及全國性基督教團體的理事會。戰後傾向神學自由主義的史學家將斯科普斯案解讀爲基要主義在美國文化中衰落的關鍵轉折點。
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而言，結果並不樂觀，斯科普斯本人更是如此。ACLU雖如願獲得測試案例，卻在庭審中敗訴。此後數十年間，在南方和中西部地區，公立學校教授達爾文主義仍屬違法。田納西州的《巴特勒法案》直至 1967 年才遭到廢除。
斯科普斯被罰款 100 美元並失去教職。他離開代頓市前往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研究生學位，但此案陰影始終如影隨形，他終生對此耿耿於懷。斯科普斯還長期聲稱，法庭上指證他的學生們從未聽過他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
多數美國人對斯科普斯審判的認知並非源於歷史課程，而是來自兩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虛構作品。1955 年，事件被改編爲戲劇《風的傳人》（Inherit the Wind）。1960 年，該劇推出電影版，斯賓塞·屈塞（Spencer Tracy）飾演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這個虛構角色正是達羅的化身。
這些虛構作品的背景並非進化論之爭，而是麥卡錫主義。20 世紀 50 年代初，爭議纏身的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成爲保守派遏制共產主義滲透美國文化的公眾代言人。他堅信好萊塢和國務院充斥著共產主義者，但當其指控被證實是誇大其詞後，他的政治生涯以恥辱告終。
麥卡錫主義成爲反動陰謀論保守主義的代名詞。在《風的傳人》中，創造論者被塑造成麥卡錫及其盟友的化身：文化落後、迷信成性、反智主義。布萊恩的虛構替身馬修·哈里森·布雷迪（Matthew Harrison Brady）被刻畫成與令人同情的德拉蒙德形成鮮明對比的悲情反派。
《風的傳人》在過去 70 年間被無數次搬上舞台，其電影版本亦三度重拍，最近一次爲 1999 年。愛德華·拉森（Edward Larson）在其普利策獎獲獎著作《諸神的盛夏：斯科普斯審判與美國科學宗教之爭》（Summer for the Gods: The Scopes Trial and America’s Continuing Debate over Science and Religion）中指出，我們對斯科普斯審判的文化記憶已被這些虛構作品過濾重塑。
我們的歷史記憶未必如想像中可靠。正因如此，教會需要忠心的歷史學家，通過現有最佳證據重建歷史真相——無論我們自以爲記得什麼（甚至渴望記住什麼），都應以此爲準。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Scopes Trial at 100: Fact, Fiction, and the Christian Histor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