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是當下偉大的相對主義者。如果有人敢於宣稱說我們所處的時代史無前例，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提供一個神聖的回應，指出事實上這個或那個事件、行動、想法或行爲模式過去在13世紀的佛羅倫薩或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或在中國的唐朝都明顯出現過。這樣的一種相似性非常真實，並且能夠給總是把我們這個時代偶像化或災難化的衝動帶來一種有益的糾正。
然而，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的確與過去時代之間存在某些連續性，很多現象在過去也有先例。但同時我也要指出，可以說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確實表現出一些病態是沒有先例的。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教會對這個時代的回應需要隨著這個時代而變得新穎，在本文中我想要論述的是：但這確實意味著我們需要反思我們這個時代帶來的影響，以免我們過度恐慌或過於安於現狀。
我們這個時代前所未有的特點是，「自我」的可塑性和基於心理學的建構之強，以及傳統機構的流動性或不穩定性。
我們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幻覺——弗洛伊德所定義的幻覺——在這個時代，我們都可以成爲我們想成爲的任何東西。而我們的體制性機構正越來越不穩定，越來越短暫，以至於誰要是敢把錢押在5年後（更不用說50年後）他們可能會變成什麼樣的人，那真是需要很多勇氣的。
單獨來看，這些現象就已經足夠重要了。它們的重合和相互聯繫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和我們自己的身份感都處於一種變化的狀態，甚至產生了一種眩暈感，使我們迷失方向，常常處於漂泊之中。
這些病態的症狀就在我們身邊。奇怪的是，今天的人們顯然比50或100年前有更多的焦慮。今天，我們享有相當多的物質舒適，其中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代人都沒能獲得的技術先進的醫療保健服務。和我的父親不同，我的童年記憶並不包括跑去防空洞以避免死於德國空軍的空襲。至少從外表上看，現在的生活比過去要好得多。
然而，今天需要心理輔導的大學生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新聞網站經常刊登青少年自殺的悲慘故事，網絡和公共領域裡到處都是憤怒的情緒，這表明這個時代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而我的預感是，導致目前這個憤怒時代的核心原因，正是心理學構建的自我與機構的流動與不穩定性這兩者共同作用造成的。
心理學構建的自我，也就是說「我們」是誰由我們自己的感覺定義，而生活的目標成了內在的、心理上的滿足或感到滿意，這使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成了一個高度可塑、不斷變化的東西，僅僅基於個人想法，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權威來認定。
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變性主義（Transgenderism）只是最近和最極端的形式，它控制了我們的政治想像力。我們現在要教育我們的孩子，甚至他們的生物特徵也不是他們是誰的權威指南，這是一個戲劇性的和令人不安的發展，這把巨大的責任放在他們自己身上——可以說是神一樣的責任——而沒有提供任何指導，這讓他們如何回應？然而，儘管跨性別主義很新奇，但它只是心理自我的一個症狀，在西方知識傳統中有著深刻而悠久的根基。
對於這個問題來說，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一個關鍵的來源。他有一個挑釁性的概念，即人類的學習（在他的《論藝術和科學》中）實際上在腐蝕我們並阻礙我們成爲真正的自己。沒有文化背景的本能和感覺才是我們真正的自己；文明只是阻礙、扭曲和顛覆了這些，使我們符合它的要求，使我們變得不真實。
盧梭在某種程度上對人類的自然、沒有文化的狀態有一種積極的看法。與他同時代的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則不同，他同意盧梭的觀點，認爲文化阻礙了我們做自己，但他認爲自然人是黑暗和破壞性的慾望的膨脹。薩德對盧梭的這種欣賞和修正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似是而非的科學理論中以一種很有影響力的方式表達了出來。然後，簡單地來說，在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1897-1957）等人的作品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弗洛伊德人類學的各個方面得到了結合。就這樣，「自我」被心理學化，心理學隨後被性化，最後性被政治化。當代性身份政治的舞台已經搭好了。
當然，很少有人會去閱讀賴希和馬爾庫塞，更不用說盧梭和薩德了。但是，幸福是個人心理滿足的想法——「自我實現」這一概念——是情景喜劇、肥皂劇、電影，甚至是廣告的主打概念。而這種論述（其實是幻覺）具有強大的影響。當人類生存的目標是個人的心理滿足時，所有的道德準則都不過是工具性的，因此可以不斷地修改，以達到這個主觀的心理目的。
社會似乎已經決定，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方式是性，這意味著任何試圖強制執行性行爲準則的行爲都是對個人的攻擊，是迫使個人變得不真實的手段，實際上是不快樂的。因此，任何試圖強制執行性行爲準則的人都是迫害者，或者是「仇恨者」，這種廉價而懶惰的手段使得任何批評晚近現代性道德混亂的人都失去了立足之地。
然而，如果心理上的自我已經使「自我」成爲一個難以捉摸的主觀概念，那麼機構的流動性則使這種情況更加惡化。雖然《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有許多有謬誤的經濟學理論和虛假的政治預言，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做了一些有洞察力和預見性的觀察。他們看到了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資本的崛起如何改變了社會關係。他們注意到，技術在使純粹的體力變得不那麼重要的同時，也會慢慢侵蝕兩性之間的區別。他們還看到，全球化的市場將挑戰主權民族國家的概念。170多年後的今天，這些觀點甚至比當時更加正確。
如果我們只看三個機構——家庭、教會和國家——很明顯，每個機構都已經被改變了。
一、家庭
家庭已經被重新定義。許多母親外出工作，單親家庭是城市內社區的禍害，無過錯離婚（表明個人滿足感比社會責任感更重要）沒有任何社會污名。而這些都是早在同性戀婚姻之前就存在的現實。
二、教會
教會幾乎沒有社會權威。醜聞使她的道德聲明看起來像神聖的僞善。宗教自由雖然是一種偉大的社會美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味著教會和宗派實際上是在一個自由市場上爭奪信徒，這迫使教會迎合消費者的口味和/或注重邊緣差異，以獲取更多市場份額。
三、國家
至於國家，全球市場、西方國家出生率的下降、移民經濟，以及信息技術使得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與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有關係，這些都在削弱民族國家的力量。
這一點和其他因素——例如，後殖民主義和非民族身份的崛起（如本土主義、區域性、女權主義、LGBTQ）——對那些在大眾心目中賦予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民族敘事構成了嚴重挑戰。
美國和英國分別因唐納·川普的當選和英國脫歐而出現的兩極分化表明，國家認同或許正在失去爲政治分歧提供統一框架的能力。
除了這三個機構之外，還有無數其他機構正在衰落或處於變動狀態。例如，當地商店、酒館和銀行，過去是我長大的那個小鎮的主力軍。但現在，大賣場、連鎖超市、郊區商場以及現在的互聯網已經改變了這些曾經是社會連續性的標誌也是社會互動和社區焦點的東西，並且它們常常徹底消失。
過去，我家鄉的銀行有一種堅固性，它由砂岩製成，其宏偉的大門被雄偉的多立克柱框住。它的信息是什麼？「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在這裡，在你離開之後我還會在這裡。你可以信任我。」今天，根據我的經驗，銀行（如果它們有任何建築的話）往往更像由紙板製成的。他們的信息是什麼？「我們上週才到，後天可能就走了。如果相信我們，你就慘了。」
這種機構的流動性或流動狀態無法與心理自我的迷失體驗分開。過去，是機構在塑造我們，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誰，這往往是因爲成長的、穩定的家庭，受教育的學校，學習的大學，以及（沒錯！）我和朋友們圍著篝火享受過時光的酒吧。
當我所理解的世界外部標記消失或不斷變化時，結果必然是我自己也在不斷變化。不安和不滿意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常規苦惱。
這一切都不應該被解讀爲哀嘆或懷舊。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弊病，我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孩子們當掃煙囪的時代，或者像我父親一樣，在德國空軍的陰影下長大。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時代，我們也不能浪費精力來哀嘆我們的時代。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我們的時代，然後以知情的智慧來回應它。
那麼，教會應該如何回應呢？我建議採取三種方式，當然絕不僅僅這三種。
第一，教會不應屈服於心理構建的自我世界
如上所述，宗教自由市場的危險就在於我們都成了推銷員，試圖使我們的產品符合市場的需求。而當代市場的貨幣是「治癒」。教會如何能對抗這種情況而又能生存下去，從人的角度看，幾乎不可能。
但從神學而言，教會最終是擁有主權的上帝所做的工作；人類更需要的不是他們渴望的「治癒」，而是對基督信仰的仔細講解和應用。需要強調的是創造的教義，這一教義確定了人之所以爲人的特殊之處，並爲理解我們如何抵擋神、如何需要救贖創造了環境。這是理解我們是誰的基礎。我們必須強調基督在滿足這一真正需要上的充分性。
當然，心理學、感覺和類似的東西也是我們稱之爲人的一部分。我們確實有內在的生活。然而，「治癒」這一說法使得這些需求成爲基本需求，並且只在上帝能夠滿足這些需求的前提下賦予基督教意義，這樣的信仰其實不是基督教。
基督信仰以上帝爲起點和終點，而人類的需求應以神的角度來理解。對奧古斯丁《懺悔錄》的咀嚼在這個話題上可能會大有裨益。這是第一部偉大的心理自傳，卻以一種禱告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奧古斯丁只向內走、走到他的內心深處，以便走出來，以讚美神——不僅僅因爲神創造、神拯救，更因爲祂是神。
第二，教會應該承認我們這個時代在關鍵方面上有歷史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獨特的自我概念是前所未有的，雖然我們的機構變得不穩定，但我們這個時代在關鍵方面上還是有歷史先例的。今天的教會正在走向社會的邊緣。社會越來越多地將基督信仰視爲小丑，把教會的道德規範視爲不道德。我們這個社會對忠誠公民的要求開始與基督徒見證的要求背道而馳。也許這在性道德領域最爲明顯，在那裡，對某些行爲或（或者說對某種性別身份的肯定）被視爲是道德上的要求，是成爲公民社會成員的必要前提。
第二世紀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的基督教完全邊緣化。社會懷疑教會成員沉溺於不道德的惡習，如亂倫和吃人。當時的法律禁止教會聚會，因爲這種聚會被認爲是煽動性的，對公共利益不利。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先例。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可能會爲失去了13世紀而哀嘆，但那些想對我們的情況作出回應而不是僅僅沉浸在哀痛或某種受虐快樂中的人，會反思第二世紀和當時教會的回應。
第三，教會應該形成強大的社區，讓基督徒相互關心和支持。
教義和教導是至關重要的，但基督的話——「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也同樣重要。有愛的社區強大且有吸引力的LGBTQ+運動取得了勝利，部分原因是其緊密的、有組織的、相互支持的社區。
如果那些相信謊言的人可以這樣做，那些相信真相的人是不是也應該做得很好，甚至更好？
從上述意義上講，我們的時代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但它們並不完全是史無前例的，當然在真正重要的領域從未改變過：福音的內容和教會的性質。
因此，讓我回到經典的歷史學家模式，通過相對化來結束本文。我們曾經來過這裡——被鄙視、被視爲不道德、在社會邊緣。我們可以吸取教訓，在我們進入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時更加剛強。
編注：卡爾·楚曼在他出版的新書《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文化失憶症、表現型個人主義和性革命之路》（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一書中對這個話題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And How the Church Can Respo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