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齡的增長，你會經常聽到人們這樣說：「我記得以前這也流行過……。」曾被認爲是過時的時尚會重新流行起來，各種運動會出現、消退然後再次盛行。年齡的好處之一是經歷會給你當前的時刻帶來智慧和觀點。歷史並不總是重複自己，也不總是按照可預測的週期性模式發展，但你研究得越多、活得越久，你就越能看到現在和過去是如何產生共鳴的。
我一定是老了，因爲自從去年我40歲以來，我已經說過好幾次「我記得過去也討論過……」這樣的話。最近我一直把這一說法套用在基督徒在這個時代以適當的姿態在網絡上參與文化討論、新宗教右派的重新崛起、在許多年輕的福音派中文化戰爭心態的回歸等等的現象上。一些年輕的福音派人士認爲教會的當務之急是跳入政治的戰場，更大膽、更大聲地反對那些社會有害的左傾趨勢。
我用「新宗教右派」（neo–Religious Right）這個詞，是因爲現在所發生的並不完全是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時代的重現，裡面有一些關鍵的區別，這使得今天對文化戰爭的渴求與我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不同。我們很快會討論其中的一些區別。
但這種宗教右翼的東山再起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成長於1990年代，我的父母是宗教右派的一員。他們密切關注州和國家政治，並積極參與地方選舉，我的父親因此在市議會任職兩屆。我記得1994年中期選舉的那個晚上，金里奇（Gingrich）領導的「與美國的合同」運動。在那些青春期的關鍵時刻，廣播裡總是拉什（Rush）的講話，法威爾播送了充滿右翼言論和陰謀論的視頻，美南浸信會基督徒們因爲迪士尼公司的左派議程而抵制該公司，男人們在華盛頓特區爲「保守性貞潔」而舉行集會，比爾·克林頓的品格缺陷得到了充分曝光（這值得我們厭惡）。
爲國家的靈魂而戰——這是文化戰爭的心態——是一種忠心的表現。教會在沉睡，基督徒們都很冷漠，現在是喚醒他們的時候了。這個時刻很緊迫。正如卡曼（Carman）在1992年所唱的那樣，「這個國家甚至有希望持續這十年的唯一途徑是讓上帝再次來到美國！」
歷史學家們討論過宗教右派的巔峰時刻。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的當選和《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失敗？還是在1990年代比爾·克林頓遭到彈劾的時候？或者是2004年喬治·W. 布什的連任——當時選民們明確表示不贊成同性婚姻？無論怎樣，「道德多數」在這幾十年裡對政治和文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許多牧師和教會領袖試圖將他們的信念帶入公共領域的同時，一場反擊正在醞釀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型教會和「教會增長運動」的蓬勃發展。對於這些教會來說，傳福音是中心工作。強調政治使教會難以接觸具有不同哲學和政治理念的人。政治姿態會造成分裂、產生反效果；更糟糕的是，它分散了教會的主要任務——爲耶穌贏得靈魂。
另一個反向運動也一直存在，那就是宗教左派，儘管它從未像宗教右派那樣龐大或有影響力。這個群體的領導人經常責備白人福音派的政治偶像崇拜，但宗教左派往往只是他們所鄙視的那種政治參與的鏡像——他們和右派的唯一區別是政治優先事項和立場與政治左派一致。隨著新興教會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興起，一些與政治右派保持距離的領袖最終與政治左派產生了共鳴。
當關於新興教會的討論達到高潮、福音派人士爲伊拉克戰爭歡呼時，我已經是東歐一所福音派大學的學生了。我對美國政治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不是因爲放棄了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我繼續支持保守主義），而是由於我與全球基督教的接觸、更廣泛的閱讀，熟悉不同背景下尋求忠於耶穌的不同教會，以及從外部看到美國文化戰爭。美國教會對政治的關注似乎完全錯位、發生了偏差，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的教會格格不入。
因此，我傾向於更有力地劃清界限，以幫助教會保持對門徒訓練和傳福音的優先：（1）區分作爲體制性機構的教會和作爲個人的基督徒；（2）將教會的使命置於基督徒見證信仰的影響之上。我試圖理解爲什麼許多黑人基督徒和白人基督徒雖然有共同信仰，卻會在政治優先事項上有如此大的分歧，這裡有文化和歷史原因。我對政治辯論侵入生活的各個領域感到遺憾。
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興起的以福音爲中心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新興教會運動的回應，新興教會對機構和權柄的厭惡使其無法建立能夠維繫其發展的結構。看看福音聯盟的奠基文件（寫於2006年），你就可以看到教會在那個時代面臨的挑戰，包括後現代主義對聖經詮釋學的影響。
以福音爲中心的運動也是對教會增長運動盛行的一種回應。領袖們開始譴責教會中過於實用主義的做法，共同關注教義的衰落，並試圖重新確立福音本身的優先地位，以此作爲福音派的合一力量和教會歸正的來源。
福音中心主義因其對基督教基本信息的關注，與許多受宗教右派影響的教會的焦點相衝突。政治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但它們被降級了。道德多數對政治的過度熱情得到了曝光，年輕的牧師們放棄了這種戰鬥姿態（儘管有時會用內部神學戰鬥取代文化戰鬥——這樣的人通常被認爲是「籠子裡的加爾文主義」）。
當時在以福音爲中心的運動和宣教運動的對話中出現了步調一致，因爲兩者都拒絕宗教右派經常主張的教會政治化，以及新興教會和宗教左派的神學左傾化。這種聯盟是有意義的，因爲福音和宣教有著天然的聯繫，我們傳播的好消息來自尋找和拯救失喪之人的上帝，祂有著一顆宣教心。
在這段時間裡，宗教右派中的守舊派更像是展現昔日輝煌的漫畫式人物，帶著無緣無故的文化自信提出了越來越怪異的觀點。對許多年輕的牧師來說，從不敬畏神的勢力手中「奪回」國家的整個想法感覺是一個失敗的事業。如果說年長的福音派基督徒認爲美國是一種屬靈的以色列——上帝爲這個世界的特殊目的而選擇的國家，那麼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則認爲美國是一種屬靈的巴比倫——真正的教會將是一個「道德少數」，在社會邊緣大聲疾呼。
以色列/巴比倫的主題塑造了最近幾代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宗教右派中的守舊者認爲美國是某種以色列，因此他們對當前事件的反應是認定了美國背叛了基督教精神，並將政治作爲實現社會變革的機制來優先考慮。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認爲美國是某種巴比倫，因此他們對當前事件的反應是不甘心，在迅速世俗化的社會中優先考慮給到信徒們的教牧幫助和建議。
但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一連串的震盪重塑了整個格局。2015年，最高法院決定爲所有50個州重新定義婚姻，制定良心保護和確保宗教自由的政治意願迅速喪失，然後是川普在2016年大選中出人意料地得了勝（因爲宗教右翼的復甦和白人福音派的廣泛支持），這改變了環境。推動人們接受需要某種懸念的性別理論（更不用說壓制定義現實的言論了），只會加劇緊張局勢。
以色列/巴比倫的主題並沒有抓住當前這個時刻的關注點。新宗教右派同意年輕福音派的看法，認爲我們在巴比倫。爭論的焦點是教會應該如何應對這種環境。在巴比倫的忠心是什麼樣子的？
早先的遁世做法，即面對快速的政治變化而抽離自己，受到了許多年輕牧師和領袖的抨擊，他們認爲這一文化時刻要求我們拒絕舊宗教右派的過度行爲，也拒絕在教會增長和以福音爲中心的運動的領袖中經常表現出來的去政治化「超越競爭」反應。他們說，你不能只關注門徒訓練，而不處理政治問題，因爲在公共廣場的忠心也是門徒訓練的一部分。對宗教右派的問題反應過度導致門訓中處理政治議題普遍失敗無力，這留下了一個空白，使教會容易受到各種錯誤意識形態的影響。
歷史又開始共鳴了，所以我們正在見證新宗教右派的崛起，它試圖重拾該運動對政治優先事項的關注，同時將政治與基督徒門訓聯繫起來。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想對這種新的發展給予一些關注，然後就如何正確引導這些重新興起的文化戰爭意識提出建議，以使教會更加剛強，而不至於蒙受通常與這類戰鬥有關的附帶損害。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The Return of the Culture War，本文係「美國文化戰爭」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