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後，當歷史學家回顧 2024 年時，肯定會提到美國的分裂。他們會說，民主黨和共和黨似乎永遠無法達成共識。他們可能也會大談川普、拜登、哈里斯，以及那場激烈的總統大選。
但我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能讀到的不僅僅是我們選了誰當總統，或者我們對移民問題的看法。但願他們不會把我們簡化成一張選票，也不會爲了解釋我們的價值觀和信仰，把我們草率地歸類到兩個政黨中的一個。2024 年的生活遠比這複雜得多。
未來任何一位稱職的歷史學家都應該明白，不能用單一的政治觀點來概括 2024 年的美國人。僅僅通過翻閱政治演講、辯論、報紙評論，是無法真正理解我們對上帝、家庭、教會、道德的看法的。簡單地給我們貼上「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標籤，不僅忽視了每個人的個性和經歷，還會讓後人誤以爲我們對這些詞的理解都一樣。負責任的歷史學家應該做得更好才對。
可惜的是，2024 年的美國人想被如何真實記錄下來，和 2124 年的美國人想讀到什麼，可能大不相同。況且，歷史學家並不總是心懷善意地來撰寫歷史。簡單化、修正主義的歷史往往更暢銷。
如今，許多美國歷史學家犯了一個和當代政治圈相似的毛病：過於簡單化。他們的敘述太過平面。在他們筆下，人物不是好就是壞，故事情節無非是權力過多或不足，歷史要麼充滿爭議，要麼過分美化。開國元勳們不是被描繪成將上帝榮耀置於一切之上的虔誠基督徒，就是被說成只爲私利、維護奴隸制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林肯要麼是激進的廢奴主義者，要麼是個暴君。社會運動的領袖們要麼是無政府主義者，要麼是人類普遍平等的擁護者。
這種非黑即白的敘事，聽起來更像是《星球大戰》的劇情，而非真實的美國歷史。現實生活遠比這複雜得多。那些反對偏見的美國人，自己也常常有偏見。曾經被壓迫的人，有時也會去壓迫別人。有偉大思想的神學家，生活中往往做不到自己所倡導的。如果我們缺乏細膩的洞察力（以及注意到歷史中的矛盾和反諷現象），就很容易對過去充滿幻想，對現在則感到沮喪。
這話聽起來可能有點老生常談，但美國曾經比現在更加分裂。建國沒多少年美國就開始了內戰。即使那個時候，國家也不僅僅分爲南北兩派、支持與反對奴隸制那麼簡單。在北方，有「銅頭蝮」（copperheads 反戰的民主黨人）、「麪糰臉」（doughfaces 同情南方的人）、「胡桃果」（butternuts 邊境州的人）和「激進共和黨人」（Radical Republicans 最堅決反對奴隸制的人）。在南方，有「食火者」（fire-eaters 主張分裂的領袖）、「統一主義者」（Unionists 反對分裂的人），後來還有「提包客」（carpetbaggers 搬到南方的北方人）和「南方無賴」（ scalawags 與北方共和黨人合作的南方人）。由此可見，19 世紀的美國人在起綽號方面很有一套。在奴隸制問題上，還有廢奴主義者、殖民主義者、自由土地黨人和漸進解放主義者。
即使在國家分裂的時候，美國人也像今天一樣精彩紛呈。如果我們忽視了美國生活的這些複雜性，就會錯過林肯總統任期的偉大之處——他如何將各種不同的人和思想統一起來，爲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我們也會忽視重建時期的艱辛，以及爲什麼我們的國家至今仍時常顯得如此分裂。歷史的細節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而不是讓事情變得更難懂。
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她 1869 年的小說《老鎮居民》（Oldtown Folks）開篇就寫道：「每個人都是他所處社會這副宏偉畫卷的組成部分，要描繪他的生平，就必須重現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這番對小說中歷史的描述，同樣適用於真實的歷史。那些塑造美國歷史的偉人，也都是他們試圖改革的那個時代的產物。我們不該指望 17 世紀的清教徒、19 世紀的超驗主義者，或 20 世紀的原教旨主義者，能像 21 世紀的「千禧一代」那樣思考或行動。
理解人的侷限性，讓我們面對歷史人物未能達到我們（或他們自己）的理想時，會更寬容。這也能讓我們更加欣賞他們在有生之年所取得的成就。歷史背景應該爲我們提供充分的來龍去脈，讓我們能夠把那些我們崇拜的人物看得更加真實，也避免我們對那些我們厭惡的人貼上簡單的標籤。
但是，承認複雜性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道德判斷。史學寫作不應該採取一種中庸之道，迴避對錯。就像政治中不存在「純粹中立的公共領域」一樣，也不可能寫出完全客觀的歷史。我們把自己對神、倫理和真理的信念帶入對過去的解讀中，這不僅可以接受，甚至是更加可取之道，前提是我們要努力承認自己的預設，並在開始前向讀者坦誠交代。
在我看來，寫歷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我們這個過於簡單化的時代，就是採取「承認複雜性，但不陷入相對主義」的方法。人不能被簡單地歸類爲英雄或惡棍。基督徒應該特別能理解這一點，至少那些認同奧古斯丁人性觀的基督徒應該能理解。這種觀點認爲，作爲神形像的承載者，人或多或少反映了神的美善，即使他們都虧缺了神的榮耀（創 1:26；羅 3:23）。
與其迴避真相，或把歷史簡單化爲好人壞人的故事，不如展現人類決策的複雜性。這並不容易，因爲要理解他人——無論是生者還是死者——都需要謙恭有禮和憐憫之心，而這正是大多數人所欠缺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寫歷史是一種道德行爲，因爲它離不開誠實和個人德行。如果你不願意在現實生活中反省自己的過錯，寬以待人，你也不會願意這樣對待歷史人物。品格很重要——無論是在政治還是歷史中。當我們因爲一個總統候選人的失誤而無視另一個候選人的過錯時，我們就在慢慢喪失區分政綱與個人、是非對錯的能力。而當我們對某人過錯的包容程度取決於他或她的政黨立場或政策主張時，我們實際上是在不知不覺中賦予某個人決定善惡的權力。
相反，我們應該相信，那位不僅僅根據喬治·華盛頓卓越的軍事成就和建國功績來評判他的神，也不會僅僅根據我們在某個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來評判我們。懷著對神的敬畏之心——這位能洞察人心思意念的神——深入研究歷史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是思想深刻的人。如果你不考慮人類決策的複雜性和個人動機，把當今的政治簡單化，那麼你可能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歷史人物。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信念，堅持原則。但我們絕不應該把人看得過於簡單。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人是複雜的。
想成爲更好的歷史學家？先做個更好的人。用你對待自己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方式，來平衡看待歷史人物的過錯和美德。
好在，基督徒能夠洞察歷史中兩個最複雜的方面：矛盾和變化。人常常同時持有相互矛盾的想法，儘管承認這點可能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你可能正在讀這些文字，腦海中已經浮現出某個你認識的「矛盾分子」。別急著指責別人，一百年後的美國人可能會發現，你在某些問題上也是自相矛盾的。
罪使我們成了心懷二意、言行不一之人（雅 1:8；太 23:13-29）。所以我們應該預料到，在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身上也會看到這種情況——唯獨基督是個例外。
基督徒比任何群體都更明白，即便最反覆無常、最虛假僞善、最困惑的罪人也有可能改變。人是會變的。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現在的你已經不是 20 年前的那個你了。甚至和一年前相比也不盡相同。如果有人要寫一本你的傳記，你肯定希望作者有足夠的能力和專業素養來展現你的這種轉變。同樣，我們自己從罪人到得救的經歷，應該給我們足夠的智慧，讓我們看到歷史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有優點，也有缺點，值得我們如實完整地講述。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People Are Complex. So Is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