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爲止，加拿大魁北克省幾乎比梵蒂岡還要天主教化。
1881 年，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說：「我第一次來到這樣一座城市：在這裡，隨便扔塊磚頭都會砸到教堂的窗戶」。據歷史學家樂馬可（Mark Noll）稱，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爲止，蒙特利爾 90% 的人每週都會參加彌撒，這可能是世界上教堂出席率最高的城市。
神父教導信徒要生養眾多，建立大家庭，因此，魁北克的出生率是加拿大最高的。政府官員幾乎都是天主教徒，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受到天主教會的影響或監督。魁北克人的天主教淵源如此之深厚，即使在今天，他們的髒話都不是和性相關，而是和宗教相關，例如：ostie 這個髒字源自名詞 "hostie"，指的是聖餐麵包，tabarnak 源自 "Tabernacle"（會幕），而 calisse 則來自 "chalice"（聖盃）。
二戰之後的社會保持穩定。然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動盪、個人主義和性革命的浪潮迅速席捲而來，將講法語的魁北克人打得找不到北。傳統的等級森嚴的天主教會一蹶不振。
蒙特利爾的一間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弗朗索瓦·特科特（François Turcotte）說：「短短十年，大家都離開了天主教。這裡是全世界世俗化速度最快的地方。
短短六年，每週參加彌撒的人數從 1968 年佔到總人口數的 80% 驟降至 1974 年的 30%。政府將教會從教育、醫療、勞動和社會服務中分離出來。天主教徒的婚姻和洗禮，連同嬰兒出生率都開始下降。
魁北克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 Quebec）主席亞尼克·埃蒂爾（Yanick Ethier）說：「今天你走在大街上，問 30 歲以下的人能否說出誰死在十字架上——穆罕默德還是耶穌——他們根本無從答起。」
在這個後基督教社會，墮胎是由國家資助的。離婚率在下降，但這只是因爲結婚的人越來越少。將出生證明上的性別改爲 X 是免費的，但女子婚後使用丈夫的姓卻違反了法律。魁北克省的醫生協助自殺率在加拿大遙遙領先——2022 年，醫生協助自殺的死亡人數佔到總死亡人數的 6% 以上。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魁北克人對宗教的負面看法超過了加拿大其他任何地方的人。
「如果你說你是魁北克的福音派教徒，大家會認爲你是邪教」，特科特說，「他們從未聽說過這個字眼」。
他希望改變這種狀況。SEMBEQ 是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Evangelical Baptist Seminary of Quebec）的簡稱，從1973 年的一門聖經課程發展到現在的一所正式神學院，每年約有 12 名學生畢業。
他們最喜歡的一位客座講師是福音聯盟的創始人之一卡森（Don Carson），卡森生在蒙特利爾，在魁北克長大。特科特說：「他和我們分享了他的理念，他說我們要把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來， 這群人是因爲共同的追求，而不是有著共同的敵人而聚在一起。 」2011 年，卡森和其他幾個人舉辦了第一次福音聯盟活動，但活動之後勢頭也就慢慢的退去了。
他們在 2018 年再嘗試了一次。這次他們成功了。在過去的五年裡，魁北克 TGC 地區分會 SOLA 的理事會成員增加到 22 人，成爲美國以外最大的 TGC 理事會。姊妹事工蓬勃發展。兩位理事會成員創辦了聖經輔導中心，SOLA 希望下一步能爲傳道人增設解經式講道工作坊。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埃蒂爾說，「我們每天都爲上帝的作爲感到驚訝。」
如果有人在 1955 年問你，美國和加拿大哪個國家的基督徒更多，你肯定會說是加拿大。99% 以上的加拿大人說他們有宗教信仰，在邊境以北的加拿大，教會出席率要比美國高出 50% 到60%。
之所以這樣，有一個原因是：加拿大與美國不同，它沒有政教分離。相反，魁北克的天主教會，加上其他省的新教各宗派，都與政府緊密合作，制定基督教政策，基督教制度覆蓋生活的幾乎所有方方面面。
「長期以來，魁北克一直是一個信任教會集中領導的社會，對之後與教會結盟的商業和政府領導人也是篤信不移。」樂馬可（Mark Noll）在「基督教在加拿大怎麼了？」（What Happened to Christian Canada?）一文中寫道，「加拿大的獨立運動接受了美國獨立運動所不屑一顧的那種中央集權。」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這聽起來很不錯。但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擁有一個宗教政府往往意味著擁有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教會。
樂馬可指出：「回過頭來看，很明顯，魁北克的神職人員、傳統天主教徒在與（政府）的緊密合作中，用他們與生俱來的宗教權利換取了一碗腐敗的政治庇護紅豆湯。
特科特說，或許與此有關的是，「（魁北克的）天主教徒很中世紀」。卡森也用了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基督徒。
卡森在《一個普通牧師的回憶錄》（Memoirs of an Ordinary Pastor）中寫道：「我還記得當時的天主教會出售贖罪券，虔誠的朝聖者雙膝跪拜在聖約瑟大教堂的樓梯上，一級一級臺階跪行，一邊上一邊唸誦玫瑰經的情景。還有他們崇拜聖母瑪利亞的流行形式，除了在波蘭，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崇拜形式。我還記得，當年紅衣主教萊熱（Cardinal Léger）乘坐敞篷車緩緩駛過我們城市的主要街道，大批群眾前來觀看。他經過時，每個人——除了卡森一家之外的每個人——都跪倒在路邊，有的甚至行大禮跪拜在他面前。人流如潮水，隨著汽車的前進而湧動。」
隨著卡森的成長，情況開始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搬到了城市，在那裡他們賺到了更多的錢，認識了更多的人，聽到了更多的想法。其中一些思想，如自由戀愛和表現型個人主義，就是從美國傳過來的。
很快，教會內部的知識分子開始主張與過去決裂。他們提倡一種新的、與時共進的天主教——一種有更多個人自由和性滿足的天主教，一種相信世俗機構能恢復社會的天主教。
他們成功了一半。
20 世紀 60 年代初，同時發生了兩件事：首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試圖「打開教會的窗戶，讓聖靈的新鮮空氣吹進來」。領袖們改變了禮儀和儀式，鼓勵宗派間合作與對話，並允許按立已婚男子爲執事。這本該是一股柔風，但是對許多天主教徒來說，卻像一陣狂風，他們被這些變化弄得不知所措、暈頭轉向。
與此同時，新的自由黨政府贏得了魁北克省的政權，並迅速與天主教會決裂，成立了負責教育、衛生和社會事務的世俗部委。
「一切機構都與教會分開了，」特科特說。在短短几年內，魁北克人集體與傳統天主教決裂。不過，大多數人並沒有去找一個新式的天主教，而是完全放棄了信仰。
這包括特科特的父母——以及他大多數朋友的父母。
特科特說：「很多老年人對任何宗教都很反感。但有些人說，即使羅馬天主教的想法不好，他們仍然相信耶穌……上帝就在這群人中興起了一場復興」。
特科特的舅舅和舅媽從他表弟那裡聽到福音，就得救了。
大約一週後，他們出現在他和母親的住所。特科特回憶道，「他們向我們傳福音」，當時他 14 歲，「我們得救了。」
埃蒂爾的母親相信福音，那時她送他去一所講法語的新教學校讀書，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政府的變革。
他說：「我父母在那裡遇到了福音派浸信會基督徒。我們開始去教會。」
卡森寫道：「在七十年代的那十年裡，法語區的加拿大福音派事工呈爆炸式增長。福音教會從大約四十間教會發展到不到五百間教會和佈道所，然後穩定下來到四百多處。」
特科特和母親開始與他的叔叔和嬸嬸一起去一間浸信會，後來他父母離婚後，他和母親換到了另一間教會。
他就從這裡開始服事，幾年後他也是在這裡感受到事工呼召。特科特到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學習，這間神學院是卡森父親的同時代人和朋友于 1973 年創立的。隨著越來越多的新基督徒的加入，福音派浸信會需要一個地方來培訓講法語的領袖。
特科特說：「在 20 世紀 70 年代，我們宗派從 500 人增加到 5,000 人。簡直就是爆炸式的增長……在那十年間，許多牧師的基督教經驗只比他們的會眾多六個月而已。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提供強化課程。每個學生都會參加，然後回家開始傳播福音。如果來了一位客座教師，學生們會一直盯著他問問題，有時候會問到凌晨一點。那是一個復興的時代。」
卡森經常作爲客座講師來講課，他對這些課程記憶猶新。他說，「其中許多課程實際上是我們從西班牙宣教士、拉美宣教士那裡接手過來的......因爲很多課程的設置都是爲了向天主教徒傳福音。」
他記得深夜聚會的情景——講了一個半小時的課之後，還要花上一個小時來回答學生問題，接下去是聆聽禱告請求。他還記得自己是凌晨 1 點離開的，而且是第一個離開的。
「幾乎每個人都在說，『請爲我的某位遠房親戚禱告。我一直在和他分享福音，我覺得他真的快要信了。他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罪。求主讓他真正歸信，」卡森回憶道。「這真的至關重要。」
到 1981 年，神學院從最開始的一門課程已經發展到七門課程和 130 名學生。復興之火又燃燒了五年。然後，在 85、 86 年間，「門關上了」，特科特說，「再也沒有結出果實來」。
很難說清楚事情爲什麼起了變化。也許是因爲該收割的都已經收好了。
「大家都變得十分世俗，以至於接下去的兩三代人對福音沒有任何興趣了」，特科特說，「我們失去了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魁北克的人對靈性持開放態度，但是他們不接受只有一條真正的路——耶穌的道路。」
儘管 54% 的魁北克人仍自稱爲天主教徒，但只有約 2% 會每週參加彌撒。福音派基督徒還不到 1%，這使得法語區的加拿大成爲北美最大的未得之民群體。
但魁北克的新教徒並沒有停止工作。
卡森說：「這些由聖靈推動的運動首先會給你帶來很多動力、激情和能量，但要說守住信仰，將信仰傳給下一代的話，就需要開始制度化。如果沒有任何程度的制度化，你就不會保留太多東西。信仰就只是曇花一現」。
卡森說，這其中一個重要機構就是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神學院不斷發展壯大——1984 年授予首批學士學位，1990 年授予首批碩士學位。今年，當神學院及其宗派慶祝成立 50 週年時，有 1,000 多人參加了慶祝活動。
另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機構是說法語的加拿大福音聯盟。
特科特說，「大約 15 年前，卡森開始和我們談無處尋找真理的問題，在我們的運動中，我們一直在談我們不是什麼。」
和許多少數群體一樣，新教徒也在用他們與天主教徒的不同來定義自己。卡森建議說，其實更好的辦法可能是我們應該努力讓志同道合的人聚到一起來。
「他每年都來這裡講課，給我們介紹他與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一起創辦的事工」。特科特說，「從一開始，我們的夢想就有一點相同。」
2011 年，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贊助了一次福音聯盟活動。共有 1,000 多人參加。
特科特說：「這次活動非常成功。問題是，我們（宗派）承擔了 90% 的工作。其他的宗派都說：『這不是我們的活動』。我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籌辦第二次活動時，所有人一起重新開始。
「所有人」指的是六家其他宗派的領袖——改革宗浸信會、弟兄會、福音派浸信會、團契浸信會、聯合浸信會、加拿大改革宗教會、加拿大福音教會聯合會、加略山教會（Calvary Chapel）以及聖經之聲教會（La Bible Parle）。「他們熱愛聖經，凡事都從聖經出發」。埃蒂爾說道，他現在帶領著這個團隊。
因爲這樣的舉措，他接下去說到，「眾教會很快就採用了解經式講道的方式。如果你真的以解經的方式來講道，你早晚就必要講到改革宗神學。你無法逃避這些問題。」
在卡森，約翰·派博，提摩太·凱勒、約翰·麥克阿瑟等人的影響下，領袖們的神學思想更加清晰。他們達成共識，成立了自己的福音聯盟。由於他們是在宗教改革大約 500 年後開始組建的一個組織，所以他們給自己起名叫 SOLA。
但要將一群觀點和優先事項各不相同的牧師聚集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二次聯合嘗試也失敗了。
特科特、埃蒂爾和一小群牧師沒有放棄。
「2018 年，我們進行了第三次重啓」，特科特說，「這一次，我們非常注重關係，花了很多時間來建立聯繫。」
「這是正確的做法」，埃蒂爾說，「我們開始一起聚會、分享願景、討論未來。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小，但關係和友誼卻越來越深。」
這群人有一個共同的項目：聖經輔導中心。在此之前，埃蒂爾說，「當我沒有答案或無計可施之時，我就不得不把需要輔導的人送到一個非基督徒心理學家或一個神神叨叨做出各種古怪事情的基督徒治療師那裡。在聖經輔導協會（CCEF）的大衛·鮑力森（David Powlison）和一位擁有改革宗神學院聖經輔導學位的法裔加拿大鄉村牧師的幫助下，埃蒂爾在蒙特利爾的教會創辦了一家聖經輔導中心。
特科特說：「以福音爲中心的聖經輔導運動爲宗派之間架起了橋樑。上帝用它作爲粘合劑，將我們連接在一起。」
另一個共同項目是姊妹培訓事工。特科特說：「我們從兩年前開始做這項工作，現在它火的不得了。」
安吉·維拉斯克斯·桑頓（Angie Velasquez Thornton）出生在加利福尼亞，父母是哥倫比亞移民，他們是天主教徒背教者。高中時期，她愛上了耶穌和法語。在高中畢業和大學入學之間的一年空檔期裡，她在法國和塞內加爾參加了聖經課程，並致力於非洲的傳教工作。
重回故裡後，她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獲得了非洲研究碩士學位，然後又在慕迪神學院獲得了道學碩士學位。
她說：「我想參與神學教育，但作爲一個互補主義者，我不想主要在非洲培訓男性。我很想與有同樣呼召的弟兄一起工作。但是，符合這種條件的弟兄根本不存在。「
當桑頓告訴她媽媽，她正在尋找一個願意去非洲法語區接受改革宗神學培訓的丈夫時，媽媽大吃一驚。
「你怎麼可能找到那樣的人呢？」母親問她，「你必須降低標準！「
桑頓說：「媽媽，我相信神。」
在一個單身交友網站上，她偶然發現了一名加拿大男子的個人資料，他計劃成爲非洲傳教士。於是她給他發了一條消息。
「我很快發現，他不僅打算在非洲事奉上帝，而且特別是在塞內加爾，」她說。「更重要的是，他事奉的方向是神學教育。就這樣，我認識了丹·桑頓，一年內我們就結婚了。」
他們在塞內加爾工作了 10 年，然後丹的健康問題迫使他們返回北美。他們仍然是穿越國度（Crossworld）的全職宣教士，丹是魁北克教會的長老，在魁北克福音派浸信會神學院任教，並擔任 SOLA 網站的編輯。
與此同時，安吉開始思考魁北克的姊妹事工。幾年前，她參加了多倫多的查爾斯·西緬基金會（Charles Simeon Trust）的研討會。
她說：「我很高興能帶著這群說法語的姊妹一起學習。我看到了爲姊妹提供研經工具的益處，這讓她們可以裝備、培訓其他姊妹來帶領查經班，而不必購買從英語翻譯過來的查經書。」
但做到很難。她說，「多倫多離這裡至少有七個小時的車程。兩天的研討會加上兩天的車程真的很辛苦。」只有兩位姊妹願意和她一起去。
「然後疫情爆發了，西緬基金工作坊全部轉爲線上模式。」桑頓說。「那改變了一切。」
她從魁北克招募了 12 位姊妹，另外在法國招募了兩名，在非洲法語區招募了兩名。她們聘請了一名翻譯來翻譯線上培訓內容。之後，這些姊妹們開始一起製作研究查經資料。
兩年前，埃蒂爾聽說了這件事，就問桑頓是否願意加入 SOLA 團隊。
她說：「原本我一個人在做， 後來因爲有了 SOLA 的支持和平台，再加上同工的姊妹以及我丈夫和地方教會的支持，事工得到了爆炸性的發展。」這個項目用一整年時間，帶領姊妹讀完一卷聖經——她們先是在春季舉辦一個類似西緬基金會的工作坊，然後在秋季舉辦一個爲期六週的在線學習小組，最後在冬季舉辦一次會議。
「去年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有大約 200 名女性參加，」她說。「這是疫情爆發以來，魁北克地區我們神學傳統中一次規模最大的會議。」
她希望在三月份的下一次會議上能夠吸引超過 300 名女性前來聽瑪麗·威爾遜·漢娜（Mary Willson Hannah）講解《出埃及記》。
她說：「我們的目標是最終不需要引進人才，因爲到時候這裡會有足夠訓練有素的姊妹來演講、教導和帶領。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引進一些人，他們將真正豐富姊妹對上帝話語的學習。」
從其他國家引進基督徒的戰略也有助於教會的發展。
去年，魁北克迎來了創紀錄的 155,400 名移民，而新生嬰兒只有 80,700 名，這可是破紀錄的少。其中很多嬰兒是移民後代——三分之一以上的嬰兒至少有一個父母在加拿大之外的國家出生。
「世俗的人已經不生孩子了」，特科特說，「如果你搬到魁北克，你的鄰居可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或摩洛哥人。在蒙特利爾，許多學生都是移民子女。」
他說，許多移民已經是基督徒，他們正在加入並加強現有的教會。「如果我與一位穆斯林移民交談，他的世界觀（比世俗人的世界觀）更接近我們。他相信上帝是公正的，祂是法官。他相信客觀存在的對與錯」。
現在將近 5% 的人口是穆斯林。他說，「如果你遇到願意向穆斯林傳福音的人，請把他們送到魁北克。我們現在人手極其不夠，需要再多十倍的人來做這項事工。」
給世俗之人中傳福音要難得多。
「基本上，魁北克所有非新移民的年輕人都是『無宗教信仰』這一類，」埃蒂爾說，「他們從沒翻開過聖經，從沒讀過聖經。他們根本不知道《約翰福音》3:16 說的是什麼。他們知道愛鄰如己是件好事，但他們不知道這句話出自聖經。」
他們不像祖輩那樣與上帝或教會勢不兩立。相反，他們大多對兩者置若罔聞。
埃蒂爾說，「他們認爲，如果上帝存在，祂就是一個老好人，肯定不會審判他們。他們的世界觀模糊不清，只相信『沒人能告訴我我是誰』，他們生活的主要目標就是找到自己的身份。
他說：「你需要通過他們生活中的苦難向他們伸出援手。」
他已經看到這一策略通過牧師的工作結出了碩果。
他說：「牧師可以去養老院或運動隊。他們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他認識的一位牧師與一個殯儀館建立了聯繫。「他所在的城市大約有 5 萬人口，每週舉行兩到三場葬禮，」特科特說。「在四年時間裡，他可能已經向整城的居民傳講了福音。現在當他出去買東西時，花的時間是以前的三倍，因爲每個人都會和他交談。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埃蒂爾也通過社區關係看到了成果。
「大多數警察會認爲我們是一個邪教組織，」他說。「但在主的帶領下，我們教會的一位成員在蒙特利爾參與服事無家可歸者的事工。通過這個聯繫，他結識了一名警察。」
警方希望與牧師會面，埃蒂爾與他們建立了友誼。他願意幫忙，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事。警方接受了他的請求，並開始在教會內進行培訓。
「我有機會向警察解釋什麼是教會，」埃蒂爾說。「我說教會是一個由破碎的人組成的家庭，他們理解自己的破碎，並且理解上帝的愛。我解釋說，如果有人是痛改前非的性罪犯，我們一方面會保護孩子不受傷害，但同時這些人在這裡也會有一個家庭。」
現在，當附近的庇護所需要幫助時，警察就會打電話給埃蒂爾。一位警官請埃蒂爾前去爲一位心煩意亂的人禱告。之後，這位警官把她的午休時間移到教堂的一間空辦公室裡。去年，當另一間地方教會的家庭提出要收養一個破碎家庭中的孩子時，警察在法庭上爲該教會的忠心作證。
「在魁北克，警方和教堂之間的這種合作是難以想像的，」埃蒂爾說，「但上帝仍然在工作。」
在處處都是異教徒的地方，做基督徒並不容易。
老實說，魁北克的基督徒非常害怕文化的發展，因爲後基督教文化發展得太快了。」埃塞爾說。
建立教會也不容易。他說：「這是一塊硬土。我們不會在三年內就能建立起一間教會。這需要 15 年的時間。」
最近的一週很艱難，因爲他的教會要對某些人進行懲戒。
他說：「文化仍然在影響著教會，所以我們有時會說：『主啊，爲什麼？』」
但他又想起來了。
他說：「全世界有那麼多基督徒在比我們艱苦得多的條件下事奉主。福音仍然是上帝的大能。生活如此混亂之時，上帝的愛和福音之美就更加誘人了。」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Gospel Hope for North America's Largest Unreached People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