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I.巴刻於2020年7月17日與主同在了，享年93歲。
巴刻終其一生在聖公會教會服事，他前半生在英國服事，後半生在加拿大，但也許在美國最受歡迎。他是公認的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面向普通信徒寫作的神學家之一。
在他近70年的寫作和事奉中，他強調認識、禱告並與三位一體的神相交的重要性。他呼籲教會認真對待聖潔和悔改，與聖靈同行，與內在的罪爭戰。他捍衛聖經的權威性，倡導用教義性的要理問答造就門徒。而且他把他所愛的清教徒先驅們重新介紹給很多代的信徒，他認爲清教徒對基督教信仰來說就像「紅木」一樣珍貴。
他把自己看作是 「一個呼喚人們回到真理和智慧古舊之路的聲音」。他一生都在抵制這樣的一種錯誤觀點：「越新越真實，最近的才是體面的，每一次立場轉變都是一種進步，每個領域最新的口號必定就是最貼切的定義。」
雖然他願意參與和回應當代爭議，但他寫道：「我更願意被人當作一個牧者來紀念。」
詹姆斯·英奈爾·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於1926年7月22日出生在英國格洛斯特郡北部的特溫寧村，是詹姆斯和多蘿西·巴刻的第一個孩子。他唯一的妹妹，瑪格麗特生於1929年。
巴刻夫婦在社會階層上屬於中下層，是掛名的國教（聖公會）信徒。他們忠心地參加附近的聖凱瑟琳教堂聚會，但在家中從不談論神的事情，甚至連飯前禱告都很少有。
1933年9月，年僅7歲的小巴刻從校園裡被一個霸凌者追到街上，一輛路過的麵包車猛烈地撞上了他，使得他不得不進行腦部手術，還要住院三週和離校在家休養半年。他的額頭右側額骨發生了凹陷性複合骨折。他後來比喻說，這就像用雞蛋羹敲雞蛋殼的頂部一樣，當地醫院技術精湛的外科醫生爲他取出了碎骨的碎片。醫生要求他在傷處戴上一塊黑色的保護性鋁板，用鬆緊帶固定，並同時禁止他參加任何運動，導致這個年輕的獨行俠進一步將自己限制在閱讀和寫作等事情上。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一直戴著這塊保護板，到了十五歲，他拒絕再戴上它。
1937年，在他11歲生日的早晨，巴刻醒來時，希望能看到一輛自行車在等著他——那是他曾向父母暗示的傳統成年禮物。相反，他的父母給了他一台舊的、狀況良好的奧利弗重型打字機。他的傳記作者麥葛福（Alister McGrath）指出了這禮物的精神意義：「巴刻並沒有想要這個打字機，然而事實證明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這是他收到過的最好禮物，也是他少年時代最珍貴的財產。」
1937年秋天，巴刻升入隱代學校（Crypt School），他成爲班上唯一專攻「經典」的學生。對此，萊肯寫道：
這所學校本身就很有聲望，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539年，也就是亨利八世與羅馬教會決裂，建立英格蘭教會的那段時間。這所學校之所以得名，是因爲它是在一個教堂建築的地窖（crypt）或地下一層建立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巴刻當時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但這學校好像預言了他後來的成就，這所學校的知名校友還包括著名英國佈道家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
他和一個父親是一位論教派（Unitarian）牧師的同學下棋，這個男孩試圖說服巴刻接受一位論，但巴刻想知道爲什麼有人會接受新約聖經的某些部分，卻拒絕耶穌的神性。他在十幾歲時已經讀了C. S.路易斯的《地獄來鴻》，隨後又讀了《返璞歸真》，還花了一些時間讀完他祖母的那本欽定本聖經——所有這些都爲他鞏固了基督教世界觀的基本框架（儘管他仍然缺乏帶來拯救的信仰）。他後來將自己當時的狀態描述爲得救的「半途中」。
巴刻14歲時在聖凱瑟琳教堂受堅信禮，雖然他當時還沒有聽說什麼叫歸信，也不知道什麼是得救。
十八歲時，巴刻獲得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在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學習古典文學。他來到牛津時是一個笨拙、害羞、追求知識的怪人（這是他自己的描述）。他手裡只提著一個行李箱就來到了倫敦。他父親當時是大西部鐵路公司的職員，這使得年輕的巴刻能夠擁有一張免費的火車票，得以乘坐一個多小時之久的火車。
三週後，也就是1944年10月22日，巴刻參加了聖奧爾德特教堂週日晚上的福音佈道會。一位年長的聖公會牧師在那個聚會上講道，他的解經讓巴刻感到無聊。但在講道的後半段，牧師講述了在一個男童營中，他如何被質疑是否真是基督徒的經歷。巴刻在那個故事中認出了自己，並意識到自己其實不認識基督。在發出講台呼召之後，伴隨著《照我本相》的歌聲，巴刻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他當時離十八世紀佈道家懷特腓1735年信主的地方只有幾碼之遙。
同年，即1944年，一位退休的英國聖公會神職人員因視力下降，將他的大型圖書館捐給了牛津大學校園團契（OICCU）。OICCU的領袖們把這些書都存放在地下室裡，並問書蟲巴刻是否願意整理這套書，其中包括十六、十七世紀的經典作品。
巴刻很快從中找到了一套還沒有切邊的十七世紀清教徒約翰·歐文的著作。巴刻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其中關於誘惑和罪惡的一卷。他把這套書裁開並貪婪地讀完了其中的內容。他後來寫道：「我想，我欠約翰·歐文的，比欠任何其他神學家（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的都多。我確信，我欠他那本關於治死罪的小書，比欠他寫的其他任何東西都多。」
他後來請求人們把他當作一個後世的清教徒，看自己爲這樣的一個人：「像那些偉大的17世紀大西洋兩岸的屬靈領袖一樣， 試圖在自己身上整合學者、佈道家和牧師的角色， 並出於這個目的對你們說話。」
他經常將清教徒的靈性與當代福音派的靈性進行對比，呼籲後者模仿前者，尤其是在與神相交方面：
當基督徒聚會時，他們就自己的服事和屬靈興趣彼此交談，他們也聊他們共同認識的基督徒熟人、教會的狀況，以及神學問題，但很少談論他們在神裡面的日常體驗。
現代基督教的書籍和雜誌包含了許多關於基督教教義、基督教倫理、基督教問題、基督教服事的內容，但很少涉及與神相交的內在景況。
我們的講道包含了許多正確的教義，但卻很少涉及靈魂與救主之間該有的對話。
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我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探討神如何與罪人相交這一事實和神蹟。我們只是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而把我們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這樣，我們就清楚地表明，與神相交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小事。
巴刻的第一篇發表文章寫於1952年，題目是「清教徒如何看待因信稱義」（《福音季刊》總第24期，1952年第三期，131-143頁）。
在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獲得學士學位後（1948年），他在倫敦橡樹山神學院擔任了第一個教職，擔任希臘文和拉丁文（以及一些哲學）教員。在1948-1949年的這一學年，22歲的巴刻每週日晚上都會去威斯敏斯特教堂聽50歲的鐘馬田醫生講道。巴刻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講道，他回憶說：「它電閃雷鳴般向我襲來，至少給他的一個聽眾帶來了比其他任何一個人更多的關乎神的感覺。」「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偉大的人，」巴刻寫道，「我確信，在我的生命裡，他給我的影響比任何其他老師都要多。」隨著兩人更多相互了解，巴刻向鐘馬田建議開始定期聚會，幫助人們理解和應用清教徒的神學。他們共同創辦了「清教徒論壇」（Puritan Conference），並一起主持了近二十年。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巴刻在牛津大學威克利夫學院學習神學、預備按立，然後從事博士研究。1952年，他被按立爲英國聖公會的執事，1953年又在伯明翰大教堂被按立爲牧師。
1952年至1954年，他在伯明翰郊區哈伯恩的聖約翰教堂擔任副牧師，同時在牛津大學完成了長達400頁的關於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博士論文。1954年，他被授予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1954年7月17日，巴刻與威爾士女子基特·穆萊特結婚，她是一位年輕的護士，是他1952年春末在薩里的一次演講活動後認識的。他們一起領養了三個孩子，分別是路德（Ruth）、拿俄米（Naomi）和馬丁（Martin）。
1955年，巴刻夫婦搬到了布里斯托爾，在那裡，巴刻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裡一直擔任丁道爾學院講師。在這段任期內發表了兩篇重要的文章。
第一篇題爲《凱錫克主義與改革宗的成聖教義》（《福音季刊》總第27期，1955年，153-167頁），指責凱錫克主義所教導的成聖是一種「高階生命」的觀點是徹頭徹尾的伯拉糾主義。那場論戰可能是巴刻表現最激烈的一次，部分原因是他的個人經歷和他的牧者心腸。他不想讓別人也經歷在學生時代幾乎使他絕望的「虔誠主義的愚蠢」（「pietistic goofiness」）。他後來寫道：
如果你說，只要不太過注重細節，（凱錫克主義）這種教導可能會對你有幫助，我認爲這算不上是什麼好建議。
我認爲我們必須說，如果你真的認真對待凱錫克主義的細節，它不但不能幫助你，而且還會摧毀你，這是一套完全令人沮喪的教導。
他的傳記作者麥葛福回顧了這篇文章的影響，並寫道：「……沒有人回應他。」
……凱錫克主義者們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也沒有反駁巴刻提出的批評。人們普遍認爲，巴刻的批評標誌著凱錫克主義在年輕福音派中主導地位的結束。
第二部作品發表於1958年3月，
31歲的巴刻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基要主義與神的道》（英國由IVP出版，美國由Eerdmans出版，中譯本由福音證主協會出版），爲新教聖經權威性和無誤的歷史性立場進行辯護。
就這本書，邁克爾·里夫斯（Michael Reeves）寫道：
「它爲高舉《聖經》的福音派人士帶來了道德激勵，幫助他們提高思考聖經的複雜程度和留意細微差別，這本書確立了巴刻在福音派運動中作爲神學領袖的地位。」
1961年，巴刻夫婦搬回牛津，在接下來的9年裡，他在拉蒂默樓（一個巴刻和約翰·斯托得爲從神學上加強英國教會而創辦的福音派研究中心）先後擔任圖書管理員和負責人。
1960年代，編輯伊麗莎白·布勞德（Elizabeth Braund）邀請巴刻爲他們的小型雙月刊《福音雜誌》（Evangelical Magazine）撰寫一系列文章，提供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指南。巴刻每隔一個月寫近二十幾篇文章，持續了五年。
1970年，巴刻回到丁道爾學院擔任校長。第二年，丁道爾學院並入新組建的布里斯托爾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莫德（Alec Motyer）被任命爲校長，巴刻爲副校長。然而，這一轉變讓巴刻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
1970年代初，巴刻與校園出版社（IVP）聯繫，希望將《福音雜誌》上刊登過的系列文章出版成書。出版社的答覆是，他們需要他先寫一本書評論席捲英國的靈恩問題，才會考慮由他寫一本關於其他主題的書。
於是，他只好把那些文章拿給Hodder & Stoughton，後者欣然接受出版。美國校園出版社拿下了該書的北美版權。這本書於1973年出版，書名爲《認識神》（Knowing God，中譯本由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這本書奠定了他在國際上的名聲，並繼續銷售了一百五十多萬冊。「這本書之所以暢銷，」他寫道，「是因爲對神的無知是當今教會大部分軟弱的根源。」
1977年2月，巴刻與史普羅（R. C. Sproul）、葛士那（John Gerstner）、賈詩勒（Norman Geisler）和邦森（Greg Bahnsen）在加利福尼亞赫蒙山舉行了關於聖經權威的會議。同年晚些時候，國際聖經無誤委員會成立，一年後，該委員會發表了《芝加哥聖經無誤聲明》，史普羅爲其主要作者。
1979年，巴刻在牛津大學本科時期的好友詹姆斯·休士頓（James Houston）邀請巴刻加入溫哥華維真學院教職。巴刻最終接受了這個職位，這使他可以在沒有行政職責的情況下專心教學，他的家人也進行了跨大西洋的搬遷。他後來一直在大學裡保持教學職務，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96年，巴刻從全職教學中退休，此後又兼職教課。
巴刻的一生並非沒有教義上的爭議和關係上的破裂。
1966年10月，在福音派全國大會（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期間，鐘馬田發出呼籲，要求福音派離開教義混雜的教派（如英國國教），而與獨立的福音派教會協會相交。主持會議的斯托得在鐘馬田發言結束後公開反對這一倡議，這一行動違反了不成文的規矩。巴刻沒有參加這次活動（他是當晚通過電話聽說的），但他站在斯托得這一邊。1970年，當巴刻與同爲聖公會福音派的科林·布坎南（Colin Buchanan）和兩名英籍天主教徒一起出版《成長進入聯合：形成英格蘭聯合教會的倡議》（Growing into Union: Proposals for Forming a United Church in England）時，裂痕變成了全面的破裂。這本書導致了鐘馬田與巴刻德分道揚鑣，將他從《福音雜誌》的董事會中除名，並取消了他們共同創辦的清教徒論壇。
1994年3月，巴刻的普世主義傾向又引起了問題。他與幾個福音派和羅馬天主教徒一起在寇爾森（Charles Colson）和理查德·約翰·紐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共同發起的「福音派和天主教聯合」（「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聲明上簽字。史普羅（R. C. Sproul）曾說過，「當戰爭變得血腥時，我希望巴刻在我的散兵坑裡。」但巴刻簽署的文件讓史普羅和其他人感到費解，他們認爲這一聲明措辭上相當模糊，好像是在說福音派和天主教即便在其他神學觀點上仍然存在分歧，卻在福音上能夠達成一致。即便巴刻和史普羅都認同稱義的教義，但史普羅堅持認爲稱義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教義」（essential），而巴刻則更願意說它是「中心教義」（central）。巴刻後來了一篇文章說明他爲什麼要簽字。
第三次痛苦的分開發生在2002年，當時聖公會溫哥華新威斯敏斯特教區的主教會議授權其主教祝福同性結合，巴刻是當場離開會議以示抗議的主教團成員之一。他解釋了原因：
因爲這個決定，在其背景下， 僞造了基督的福音， 拋棄了聖經的權威， 危害了對人類同胞的救贖， 並背叛了神爲教會指定的角色：作爲神聖真理的堡壘和屏障。
2008年，巴刻的教會（加拿大聖公會最大的教會聖約翰大教堂）投票決定退出加拿大聖公會，加入阿根廷一個更正統的聖公會教省。因此巴刻和其他神職人員遭到停職（他們在按立時被授予的教導聖言和施行聖禮權力被撤銷），原因是：（1）他們公開違背加拿大聖公會的教義和紀律，以及（2）曾尋求或打算尋求加入加拿大聖公會以外的其他宗教團體。
巴刻在解釋他爲什麼當時決定離開會議時說：
幾十年來，在我的神學之路上， 我每一次都在問自己， 保羅會和我在一起嗎？如果他處在我的位置上，他會怎麼說？我從來不敢對任何事情提出我認爲他不會認可的觀點。
他的傳記作者萊肯指出，幾乎不可能爲他的著作構建一個全面的書目：
在他的演講和寫作中，巴刻遵循的政策是，幾乎進入他面前打開的每一扇門。他的著作如此之多，以至於無法清算，因爲數量太龐大了。還有一個原因是載體太多，很難區分出版物、私人印刷品或者文章，另一個原因是巴刻經常以不同的書名在美國和英國出版同一本書。這還不算他的許多著作都被重新出版，有時帶著新書名。
除了《認識神》之外，他最廣爲人知、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應該包括《傳福音與神的主權》（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1971. 中譯本由改革宗出版社出版）和《追求敬虔：清教徒的生活視角》（ The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中文名暫譯）這兩本書，以及論文《因祂寶血得救》（「Saved by His Precious Blood: An Introduction to John Owen’s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 1958）和《十字架成就了什麼？》（「What Did the Cross Achieve? The Logic of Penal Substitution」，1974）。
除了自己的寫作和教學外，巴刻還擔任神學顧問、輔導者和薦書人。80年代初開始，隨著編輯和神學家肯尼思·甘澤（Kenneth Kantzer）回到三一福音神學院（TEDS）任教，巴刻被《今日基督教》雜誌聘爲高級編輯，定期到辦公室訪問、提供神學評論，並從神學、社會學和新聞學上是否優秀的角度對每期雜誌進行點評，甚至包括雜誌的圖文和主題。
巴刻願意推薦書籍，這是一種愛的勞動，目的是幫助非專業讀者。他寫推薦詞常常很慷慨，也許有點過頭了，不過對於任何質疑某項推薦的人，他堅持讓他們仔細閱讀他所寫的推薦，不僅要注意他說了什麼，還要注意他沒說什麼，以及他是怎麼說的！他的表揚往往本身就是簡明的經典之作。
他經常被問到什麼書對他影響最大，他通常會給出以下書籍列表：
他最喜歡的小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而他最喜歡的消遣閱讀類型是謀殺懸疑和偵探小說，七歲時就讀完了他的第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書籍。（「我最喜歡的是懸疑的尖銳迷惑、偵探的高超腦力，以及通過洗清無辜、揭露有罪的人來伸張正義。」）
但他一直以來最喜歡的書是《天路歷程》，他在基督徒生活中每年都讀這本書，直到黃斑病變使他無法閱讀。
巴刻的另一個個人興趣是早期爵士樂。13歲時，有一天晚上巴刻在家裡一邊做作業一邊聽收音機，播音員決定播放一些20世紀20年代的爵士樂：Jelly Roll Morton的」Steamboat Stomp」。「我記得我起身走到收音機前，把耳朵貼在喇叭上，就這樣把音樂『喝』了下去。我留下的只有喘息，它好像帶走了我的呼吸。」在牛津大學，他爲一個叫「強盜」的爵士樂隊吹單簧管，不過後來他退出了，因爲這影響了校園團契的週六聚會，而且有人告訴他爵士樂是屬撒但的。不過後來，他宣稱「以基督教的標準」，他認爲「早期爵士樂是二十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產品之一。」
在鐘馬田1970年寫給巴刻的一封信中，他結束了巴刻與清教徒論壇的關係，而且還寫道：
這些年來，你已經知道，我不僅對你的思想和智力的偉大天賦充滿欽佩，而且我對你本人也非常尊重。我本以爲你很快就可以就懷特腓的神學寫一本重要的著作，但你卻覺得自己蒙召參與教會事務。對我來說，這無異於一個巨大的悲劇，是教會的真正損失。
巴刻最接近系統神學的著作是他的《簡明神學》（Concise Theology），用每條大約600字的篇幅爲94條教義勾勒出神學定義。（最近十架路出版社打算重新出版該書精裝本，原計劃在巴刻94歲生日時上市）在一個典型的巴刻式句子中（他的句子往往把一些東西同時「包裝」在一起又具有擴張性），他這樣解釋這個項目：
作爲一項活動，神學是一個由相互關聯但又各不相同的學科組成的貓窩。闡明文本（釋經學），綜合它們對它們所處理的事物的看法（聖經神學），看看過去如何闡述信仰（歷史神學），爲當代確定信仰框架（系統神學），找到它對行爲的影響（倫理學），讚美並捍衛它的真理和智慧（護教學），界定基督教在世界中的任務（宣教學），爲在基督裡的生活（靈修）和集體崇拜（禮儀）儲備資源，以及探索事工（實踐神學）。
在二十世紀接近尾聲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機會，巴刻認爲這個項目可以成爲他對全球教會最重要的投資之一。位於伊利諾伊州惠頓的十架路出版社的總裁Lane Dennis博士邀請巴刻擔任一個聖經翻譯的總編輯。最終是巴刻提出了這個名字：英文標準版（ESV）。
該書最後於2001年出版，巴刻後來反思道：
我有幸擔任英文標準版的總編輯，現在回想我們在編輯該譯本時所做的事情，我發現自己非常強烈地懷疑，這是我爲天國所做的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
巴刻的「最後一次十字軍」是致力於幫助教會恢復要理問答。他的最後幾年一直致力於說服北美教會更新要理問答（基督教信仰指導）的必要性。這項工作在《成爲基督徒》這本書中達到了高潮，該書是北美聖公會（ACNA）的的要理問答手冊。
他此生能夠完成的最後一項工作，是讓妻子在家中爲他朗讀建立在他多年課堂教學基礎上的《聖公會神學遺產》（The Heritage of Anglican Theology）手稿，並同時進行最後的口頭編輯，該書將於2021年5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
他有時會想，關於他的神學和牧師生涯的評論者是否忽略了巴刻個人的一面，包括可以在他生活中看到的幽默和他眼中的閃爍淚花。他不希望被描繪成一個玻璃罐裡的大腦或僅僅是一個思想的傳播者。
他的老朋友提摩太·喬治這樣描述觀察他的感覺：
他的笑容是不可抑制的，他的笑聲能給最陰沉的會議帶來光明。
他對人類和人道的一切事物的愛，都在他的身上閃現。
他對思想的掌握以及用最恰當的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的能力無與倫比。
他對各種虛僞的東西從來都不耐煩，他有很深的聖徒品格和精神境界。
就個人而言，我只能補充一點，在我有幸與他的每一次接觸中，我離開時都認爲他不是一個偉人，而是一個親身遇到了救主的人。每一次我都有一種深深的渴望，不是要更像巴刻，而是要更像基督。
在《認識神》中，他寫道：
如果你想判斷一個人對基督教的理解有多深， 就要找出他對作爲神的兒女和以神爲父的想法有多大的興趣。如果這沒有促使和控制他的敬拜和禱告以及整個人生觀的思想，那就說明他根本就不太理解基督教。
雖然他的屬靈思想是那樣的成熟（林前14:20），但他一生都保持著孩子般的謙卑和對神的信靠（太18:12），他始終沒有忘記被天父認識和收養、與基督聯合、靠著聖靈行走的奇妙。
2015年，在爲十架路出版社拍攝一部關於巴刻的紀錄短片時，到了我問最後一個問題的時候。我當時不在鏡頭前，我問有一天他不在了，他希望如何被人記住。
在回答任何問題之前，無論問題多麼常規，他都會以他特有的方式停頓一下，然後回答道：
當我回顧我所經歷的生活時，我希望被記住的是一個聲音，一個專注於聖經的權威，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榮耀，以及他爲我們的罪所做的替代性犧牲和贖罪神蹟的聲音。
我希望被人們記住，我是作爲一個呼喚基督徒成聖和挑戰基督教道德標準失誤的聲音。
我希望被人們記住，我是一個在爭論中總是彬彬有禮，但不妥協的人。
我請你和我一起感謝神對我的帶領，我希望、盼望、祈求你也能享受到神對你的明確帶領，以及在做他佈置給你的任務時，得到和我一樣的幫助。
麥葛福，《全民神學家巴刻》
萊肯，J. I. Packer: An Evangelical Life
Sam Storms, Pack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Mike Reeves, "The Puritan Theologizer. J. I. Packer", 收錄於《你應該知道的神學家》（Theologians You Should Know）一書。
Timothy George, ed., J. I. Packer and the Evangelical Future: The Impact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作者博客：J. I. Packer (192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