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房位於醫院大樓單獨的一翼，與周遭隔絕，門口還貼著大大的「警告」標誌。我的病房和走廊之間有一間窄小的前室，醫生和護士在照料好我之後，會在那裡脫下防護服並給自己消毒。
醫護人員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踏入我的房間時，他們衣著嚴實得我只能看到防護面罩下的雙眼。他們面對著巨大的感染風險，只能每四小時左右才來查一次病房，以減少接觸病毒的機會。
在我頭頂上，有一扇小窗懸在天花板下。病房裡沒有別的病人。
我覺得這裡像墳墓一樣。
空調溫度開得很低，我雖然凍到不行，卻不想按下呼叫按鈕。我不想讓別人就爲了這種小事全副武裝地進來給我送條毛毯。我吊著點滴，身上連接著不同的儀器來監測我的體徵，包括血氧飽和度，心電圖和血壓。即使輸著液，我還是口渴難耐，喝了一罐又一罐水。我不想麻煩醫護人員，所以每當我需要人幫我灌水或是陪我去洗手間（我去得很頻繁）時，我只能拎著輸液瓶，拖著各種電線和管子去洗手間。我還得速戰速決，免得在中途暈倒。
我不能打電話，因爲我沒有力氣講話。我就每小時給我的先生布萊恩打個電話，扯著嘶啞的嗓音告訴他最新進展，因爲我知道他正在殫精竭慮地守著電話。我讀不進書，我一直超過38.3度的體溫讓我跟不上故事的節奏。我調著電視頻道來分散注意力，但每兩個頻道就有一個在播報新冠病毒導致的死亡人數和它帶來的破壞。社交媒體上也一樣。我讀到一篇轉發的文章，講的是意大利北部50名神職人員因照料病人而去世，隨即牢牢地關上了電腦。神啊，這真是糟透了！
一位護士走進了病房。我問她：「檢測結果出來了嗎？」這個問題我已經問了六個小時了。她睜大了眼睛，驚訝地問我：「還沒有人告訴你嗎？！」她的語氣裡還帶有一絲沮喪。我搖了搖頭。「結果明顯呈陽性」。眼淚湧入了我的眼睛，但我並不吃驚。我不需要一份陽性檢測報告或是一位護士來告訴我我得了新冠肺炎。我四天前剛開始出現症狀時就知道了。
我們剛在紐約的家中和家人共慶了美妙的一週。我的侄女們放春假，從佛羅里達來這兒玩了一週——我們安排了滿滿當當的百老匯演出和景點參觀。但她們來了不久之後，紐約就開始封城。我們馬上做好計劃，讓她們飛回佛羅里達中部，我和我的先生也跟她們一起走。我們坐飛機時淡定自信。航班上幾乎全是空座，空乘們都很樂觀，我們戴好了口罩和手套，感覺良好。我看著侄女們年輕美麗的臉，覺得我們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讓她們免受了傷害。
然而一到佛羅里達，我就開始出現了症狀。首先是一般的不適：頭疼，發熱，渾身痠痛。我的眼睛紅腫刺痛。我完全失去了味覺和嗅覺。我口渴不止。有一天我喝了好幾升水和佳得樂，之後狂吐一通後倒地不起。我想不起來我吃了什麼。我的體溫升到了38.9攝氏度，我的血液好像在燃燒。
最後，當我幾個症狀——包括嚴重的腹瀉和昏迷——同時發作了一天後，我們都知道該去醫院了。我一入院就被立即隔離了起來。醫生竭力穩定住我的生命體徵，尤其是我低得岌岌可危的血壓。我的家人，包括我的侄女也開始出現症狀，但嚴重程度和我相去甚遠，所幸他們沒有人需要住院。我只能禱告：求你恢復他們的健康，主啊！不要讓他們遭受這樣的重病！
我在醫院裡感到既緊張又安心。但第二天他們讓我出院時，我有些措手不及。他們說我的身體狀態已經穩定了，我需要回家接著抗病。「醫院裡只收治生命危急的病人，而你已經脫離危險期了」，一個醫生解釋道。
我給布萊恩發了條短信，他來接我。當晚，我在布萊恩的兄弟家中突然又開始上吐下瀉，其他症狀也變得危急，我以爲那就是我活著的最後一天了。我感到絕望，困在樓上的臥室裡，只能拜託朋友們幫忙買菜和必需品。幾天後，我又發起了高燒，心臟猛跳。布萊恩開車帶我回了醫院。我嚇待了。病毒仍緊緊地糾纏著我。
醫生再次對我實施隔離，並穩住了我的生命體徵。住院兩晚後，醫生來到我的病房，宣佈我可以回家了。我請求他讓我繼續住院。他斷然回絕了我的請求後，我問了他一個我從症狀開始時就左思右想的問題：「我活下來的機率有多大？」他吸了一口氣，和我直話直說：「一半一半吧」。
我怎麼就淪落到了佛羅里達的一所醫院裡，被隔離著，還只有50%的生還率呢？難道我們沒有好好地離開紐約、保護家人嗎？我的生死存留就像扔硬幣一樣嗎？正反兩面機率各自一半？我現在對這種奮力求生的狀態竟有些似曾相識，讓我感到詭異。
將近19年前，我曾站在相似的生死岔路。
在那個命運難料的日子，布萊恩和我正在大樓24層的公寓陽台上，與世貿大廈相隔六個街區。我們站在那裡，注視著冒起的黑煙和第一架飛機造成的破壞。這時，不知從何而來的第二架飛機在我們頭頂上呼嘯而過，撞上了2號樓，距我們僅150米之遙。
猛烈的衝擊波把我們推回了客廳，我們的腦海一片空白。恢復知覺後，我們馬上帶著狗撤離了大樓。我們赤著腳，穿著睡衣，去附近的炮台公園（Battery Park）避險。但噩夢還在繼續。兩座塔不久後都倒了，有毒粉塵和廢墟殘骸環繞著我們。濃重的煙霧形成了一層致命的雲，吞噬著我們。我們最終登上了一艘開往新澤西的船，不知情中參與了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疏散。我們成功逃離了災難，但好幾個月都無法回到我們的公寓。我們也要應付失業、創傷後應激障礙等問題，以及有毒粉塵造成的「9·11肺」等長期健康問題。
我當時是個基督徒，但我的信仰尚淺且未經試煉。我去教會，但我和神的交集僅限於此。我和布萊恩在炮台公園時，隨著雙子塔的倒塌，我問他是否認爲我們能夠生還。他憂傷地回答：「不一定吧」，隨即緊緊地抓起了我的手，開始背誦主禱文。雖然我很慶幸我們能共度這個不幸的時刻，我卻倍感孤獨。我意識到這有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刻，我卻不知道我死後何去何往。我痛苦地發現我沒有和神建立關係，我一直爲自己而活。我要承認的這一點很糟糕——那就是在我生命中，一位救主正張開雙臂向我招手，而我從未留心回應。我知道，在9·11事件中倖存之後，我作好了準備要去探索一段與神更深入的關係。我再也不想感受到那樣的孤獨了。
在朋友的敦促下，我來到了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他們曾向9·11事件中受影響的人們發放救濟，也在金錢上援助過我們。我們都成爲了這間教會的成員，之後也在教會中司職。（布萊恩成了財務總監，我成了宣教事工主任。）我們在個人靈修、社區小組和眾多教會活動中經歷了難以置信的屬靈成長。
近20年後，我在醫院中日復一日地躺在病床上禱告。我想，我倖存於新冠肺炎的機率是50%。但神啊，對於你來說，沒什麼事只有50%的概率。你掌管這事，若合你的心意，求你醫治我。儘管我此次患病期間孑然一身在病房裡，還不如當年在炮台公園的情形，我卻沒有感到孤獨。我知道聖靈與我同在。我與基督更深的關係給我勇氣去度過那看似可怕的病中每一天。這是我在9·11事件中無法做到的。
我在家繼續和病毒抗爭了幾週後，最終和家人一樣痊癒了。在復活節那天，我和侄女們一起出門騎行。我很久沒有騎自行車了。在這美好的一天，我爲騎行的無窮樂趣感到喜悅。當我看著我可愛的侄女們在我前方蹬著踏板，喜樂歡笑時，我開始哭泣，因我見證了神奇妙的眷顧和憐憫。
同時，我意識到了是神陪伴我歷經了這場風暴，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中心。9·11事件時，他還不是。當時的我感到恐懼，而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強烈的感恩之情。神改變了一切。
譯：二欣；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God Sustained Me in COVID-19, as He Did on 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