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請不要把這個詞與新興加爾文主義（New Calvinism，指改革宗的恩典教義在 21 世紀美國福音派中的復興【譯註：但日常生活中常常直接將後者稱爲「新加爾文主義」】）混淆，前者是指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發生於荷蘭的一場神學及教會層面的運動，它發展成爲一套延續至今的神學傳統，其創始人是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他們嘗試重新找回改革宗正統並將之應用於他們所處那個不斷變化的現代世界。
從新加爾文主義面世以來，它已經變得很多樣化了。因其分支過多，人們有時會把它與「轉化主義（transformationalism）」神學混爲一談，後者認爲神呼召基督徒主要是爲基督的主權去救贖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但往往會忽略地方教會以及對傳講神話語的強調；人們也可能把新加爾文主義與赫爾曼·杜伊維爾（Herman Dooyeweerd）和D. H. Th. 沃倫霍芬（D. H. Th. Vollenhoven）等思想家所孕育的「改革派哲學」（Reformational philosophy）相提並論；還有些人可能直接把新加爾文主義與一種對文化熱忱但卻神學薄弱的基督徒人生觀聯繫起來。
但這些分支並不能代表新加爾文主義的起源。在我們即將出版的新書和我們的播客（Grace in Common，普遍中的恩典）中，我們嘗試通過展示其神學根源來消除這個詞的歧義並進一步擴充它。我們認爲藉鏡新加爾文主義的早期運動對21世紀的基督教很重要。在此，我們列舉了三個該主義很有幫助的特點。
雖然當代美國福音派認爲加爾文主義是指鬱金香（TULIP）首字母縮寫代表的所謂五要義（即完全的敗壞 [total depravity]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限定的代贖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和聖徒的堅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但人們往往認爲「改革宗」是個較爲廣泛、大公的詞，認爲它指的是簽署某個認信準則（如威斯敏斯特准則 [Westminster Standards] 或三項聯合信條 [Three Forms of Unity] ）、盟約神學（covenant theology）和教會間的各種聯合。
換句話說，人們常常認爲「加爾文主義」這個詞要比「改革宗」更爲狹隘，然而巴文克和凱波爾的看法恰恰相反。雖然改革宗正統是指與改革宗教會在神學與認信上的寬泛認同，但加爾文主義則指向一種整全的世界-生命觀（譯註：以下譯文引自赫爾曼·巴文克：《赫爾曼·巴文克論荷蘭新加爾文主義》，徐西面編，邵大衛英譯，愛丁堡：賢理·璀雅出版社，2019 年，第 59 頁。）：
「改革宗」只表達宗教和教會層面的區別，是一種純粹的神學概念。「加爾文主義」的應用更廣泛，代表一種在政治、社會和民事領域的特定類型。它代表了生活和世界爲一個整體的特色觀念，這源自法國改教家的強大頭腦。
因此，凱波爾著名的《加爾文主義講座》（Lectures on Calvinism）將加爾文主義視爲是一套整全的「生活系統」（life systems），與其他生活系統——現代主義就是其中之一——相互競爭。凱波爾和巴文克從加爾文在日內瓦的公共神學（public-theology）研究中得到啓發，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嘗試複製加爾文的研究（新加爾文主義不是古加爾文主義）。相反，它從加爾文那裡汲取了一種本能（instinct），即改革宗神學應該產生真正的公共領域的結果——對凱波爾和巴文克來說，這意味著至少要向現代世界表明，基督教是一些現代理想（例如，多元主義和良心自由）的最佳根基和歷史來源。
美國基督徒很可能知道「世界觀」這個詞，但對第一代的新加爾文主義者來說，世界觀並不能簡化爲一套信仰或某人未闡明的假設。相反，它涉及整個自我，包括思想與心靈。因此，巴文克和凱波爾說的是「世界（智性）-生命（心靈）觀」，而不是一種單單在智性層面上對世界的詮釋。世界觀也無法簡化爲某種潛意識中未知、隱藏在其他核心信念裡的想法；相反，發展基督教的世界-生命觀，是要在三一上帝的光照下，有意識地尋求對世界的客觀認識。關於塑造一套世界觀的比喻，我們更偏向於這像 「隨著時間的推移去繪製一張地圖」，而非「啪的一下戴一副眼鏡」。培養世界-生命觀是一項群體性工作。
基督教的世界觀太豐富了，不是某個國家、民族或個人對基督教信仰的表達就能囊括的，它需要每個世代和每個地方的基督徒在不同領域的縝密協作。換句話說，世界觀的形成需要關注到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普遍性）。
如果改革宗人士想表明新教徒更大公，也就是說，比他們的羅馬天主教同行更扎根於聖經和古代教會，巴文克和凱波爾認爲，那種大公性不僅僅意味著扎根於過去，也意味著對現在與未來的開放。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麼所有人——無論他們宣稱信仰什麼——都將不可避免地與基督教世界觀中的一些內容一致。新加爾文主義的座右銘不是「沒有柏拉圖就沒有基督」，而是「沒有基督就沒有柏拉圖」。
此外，這意味著即使世俗的現代主義可能明確地反對基督教信仰，但現代性本身仍會不自知地保留一些它無法逃避的基督教真理，並彰顯出上帝普遍恩典的禮賜。因此，基督徒的任務不是爲一個黃金時代的回歸而戰（因爲不存在這樣的時代），而是要持續展示基督教與現代之間長久的相關性，並從現代思想中學習一切我們可能找到的真理。正如巴文克所說，
神學並不受限於某種特定的哲學。它本身並不敵視任何哲學體系，也不會不經查驗或不加批判地就青睞柏拉圖哲學或康德哲學，反之也不會如此。但它自帶一套標準，以此檢驗一切哲學，並接受它認爲真實和有用的那些內容。
正如我們最近的另一本書所論證的，新加爾文主義的模式是「正統卻現代」（orthodox yet modern）。但我們究竟要如何展現加爾文主義這種正統卻現代的特點呢？
我們之前提過，人們常常將新加爾文主義與「轉化主義」混爲一談，其他人甚至還會聯想到「神權政體（theonomy）」或「嘗試重建一種國家教會」之類的（畢竟，凱波爾曾是荷蘭首相）。但凱波爾和巴文克反對所有這三種誤解。
然而，這些混淆是有原因的，思考一下巴文克的呼籲：
福音在這裡得到了充分彰顯，達成了真正的大公性。沒有什麼是不能或不應該被福音化的。不僅是教會，還有家庭、學校、社會和國家，這些都被置於基督教原則的統治之下。
同樣地，最常被引用但又經常遭到誤解的凱波爾的一句話是：耶穌把「每一平方英寸」（原話是「一指寬」[thumb-breadth]）都置於祂的主權之下。
當然，巴文克和凱波爾認爲，隨著基督教對個人的更新，這些個人所處的文化和機構也會發生改變。他們相信信仰對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很重要。畢竟，恩典確實能恢復自然。基督教見證了形成人類關係和社會的自然原貌（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創造原貌）。
當個人與基督恢復關係時，他們會承認基督是王。然而，教會必須認識到如今的秩序仍然屬於普遍恩典的世代，而非上帝最終的（終末的，eschatological）國度。因此，當基督徒問道：「如今是什麼世代？」新加爾文主義者會回答說，這是上帝忍耐的世代，是爲國度作見證的世代。只有基督的到來才能將家庭、國家和教會聯合爲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因此，對巴文克和凱波爾來說，一位基督徒執政者要認識到「聖靈作成的教會」「由普遍恩典維繫的世界」和「作爲維護上帝公義之僕人的國家」之間的區別。
這種對領域的區分，爲這罪惡的世代帶來自由，並使得天國的見證在生命的各個領域興旺發展。這種異象是基督教世界觀的產物，事實上，凱波爾一篇著名演講就是在論證：加爾文主義是我們民主和自由的來源和堡壘。這也意味著，新加爾文主義擁有資源來爲宗教多元主義的美好奠定基礎，同時又不會屈服於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
教會經常問，我們如何在參與世界的同時忠於我們的認信？我們應該如何發展各有區分的基督教共同體、同時又能爲社會和公共利益多結果子？我們該如何理解基督教會的多樣性和那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統一性？
我們認爲，新加爾文主義、特別是第一代領袖所闡述的新加爾文主義，爲基督徒提供了資源，使他們能夠處理這些困難和長期的問題，同時抵制逃離世界（分離主義）或與世界認同（妥協）的試探。
譯：許志斌，校：陳泠珅。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o We Need a Revival of Neo-Calvi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