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鮑力生（David Powlison）博士在罹患胰腺癌之後，於2019年6月7日上午11點（美東時間）在賓州格蘭塞德自己的家中平安離世，享年69歲。
大衛的母親朵拉·鮑力生（Dora Powlison），常被稱爲「朵蒂（Dodie）」。她出生於華盛頓州的湯森德港（ Port Townsend），1948年移居夏威夷。作爲一名教師，她在火奴魯魯（Honolulu，即「檀香山」）當地的中心聯合教會幼兒園服事了多年。
大衛的父親彼得·鮑力生（Peter Powlison），出生於土耳其，在歐胡島東岸凱盧阿（Kailua）的拉尼卡（Lanikai）社區長大。
彼得的父親亞瑟·鮑力生（Arthur K. Powlison）在二十世紀20年代是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的職員、水手和造船工，他當時得到夏威夷政府的允許，得以在懸崖邊建造一間海濱小屋。唯一的條件是：不能挪走或摧毀任何岩石，因爲這些岩石對夏威夷當地人而言具有神聖的意義。因此，在沒有雕刻或削鑿任何一塊岩石的情況下，他建築了「山頂之家」（現在是一處地標建築）。他利用岩石天然的構造作爲承重的支柱，同時以懸崖上的岩石作爲小屋的地板。
小屋俯瞰卡內奧赫（Kaneohe）海軍航空基地，位於珍珠港以東20英里處。1941年12月7日，一個週日的早晨，安妮·鮑力生正在爲她的兩個女兒和四位客人預備早餐。此時，她注意到窗外翻滾的煙霧和火焰，正是日軍對航空基地的轟炸所導致的。她甚至能與幾位飛過的飛行員有目光接觸。她寫信給彼得，當時彼得正在華盛頓大學就讀，是個大二的學生。她每天給他一些突襲後的最新消息。（多年後，這些信件被發現，並收集在一本書中。）在二戰期間，有三年的時間，美軍徵用了鮑力生家的山頂小屋，作爲訓練基地和用以偵測日軍轟炸機的高地。
彼得從華盛頓大學畢業並在海軍陸戰隊服役以後，與朵蒂結婚並回到夏威夷生活。1949年，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普納荷初中（Punahou’s Junior School）教書——同一年，大衛出生。1951年，在彼得的協助下，普納荷學院（Punahou Academy）創立了亞洲歷史系。
彼得·鮑力生的教師生涯著名到一個地步，當他在1981年從學校提早退休時，學校讓他的授課教室——格里芬201室——跟他一同榮休。
彼得·鮑力生在高中與大學時代一直都是國家級游泳健將。在年屆64歲時，雖然經歷了4次心臟搭橋手術，他仍然在東京的世界游泳錦標賽中贏得5枚金牌，打破了4項世界紀錄。
彼得於1987年7月10日在夏威夷大學離世，時年65歲，當時他剛在一個游泳大師賽中再次打破世界紀錄。
1949年12月14日，大衛·亞瑟·鮑力生在夏威夷的火奴魯魯出生，他是彼得和朵拉·鮑力生三個孩子中的長子，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但以理和黛安。
彼得·鮑力生在兒子3歲時已教會他游泳。童年時代的大衛，幾乎每天都會去離家最近的海灘。
多年之後，大衛回顧自己在美國第50個州的文化環境中，作爲一個白人成長的經歷：
我生長在一個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都占主導地位的地方：火奴魯魯。我在學校裡的大部分同學都是美亞混血兒。我父親教授亞洲歷史課程，跟我們一起共進晚餐的客人中，有至少一半來自南亞或東亞。
大衛的父親從來不強迫他做任何事。大衛常常被他們這種父子關係所吸引。在大學時期，他就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寫了一份70頁的論文，遞交給他在哈佛的教授格塔爾斯（Goethals）。
和他的父親一樣，大衛在火奴魯魯的普納荷學校（Punahou School）就讀，這是一間私立大學的預科學校，他從學前班一直讀到12年級。
（1967年，在大衛從普納荷畢業4年之後，一位名叫巴拉克·奧巴馬的10歲5年級男孩收到獎學金，進入這所知名學校就讀。奧巴馬於1979年從該校高中畢業。）
鮑力生一家當時參加的是一所自由派的主流教會——那間教會實際的信仰可以說是一位論（不信三位一體）。青年時期的大衛有著這樣的想法：
耶穌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他關懷比他不幸的人。因此，我們都要做這樣的好人，去關心那些比我們更不幸的人。
這就是他起初對耶穌和基督教思想的總括。
在高中時代，大衛開始專注於存在主義的問題：什麼是永恆？什麼才是重要的？什麼才是有意義的？我是誰？他與那所有名無實的主流教會漸行漸遠。那時的他認爲，對那些拒絕面對艱難現實的人而言，基督教只是一種客氣的粉飾。
在那段時期，他自己也面對死亡與人性敗壞的問題，包括遭遇校園霸凌（針對他和別人的），同班同學被殺，朋友自殺，接觸色情製品，親眼見到人用毒品自我毀滅。
他後來寫道：
一位男士走在一條黑暗的鄉間道路上，被一輛汽車撞死了，當時我是那輛車上的乘客。我仍然能看見他的臉——他在最後幾秒鐘轉向我們的前車燈。當我們撞到他時，我看見了他的眼睛。
我爺爺經歷了一次嚴重的中風之後，我坐在他的床邊。他搜尋自己一生的成就、人際關係、抱負和旅程。他在尋找一些持久的意義，一些他能抓住的東西，一些他能告訴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但他所提及的每一樣，都似乎在他眼前崩塌了。最後，他所能告訴我的，就是生命遠超過金錢，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情緒崩潰到哭泣。
在與他道別之後，我坐在醫院外面的臺階上，也開始哭泣。
1967年，大衛開始在哈佛大學攻讀社會關係學，並於1971年春獲得學士學位。高中的最後兩年，他一直都是國家級游泳健將，在哈佛的最後三年中，他每年都獲得全校游泳冠軍。
但在他內在的靈性世界中，狀況並不是很好：
學術、運動、事業都無法承受身份和意義的重擔。
親密的關係失敗了。
嘗試毒品幾乎使我發瘋。
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自我中心。
我們總是最後才認識鏡子裡的那個人。
他在哈佛入學時主修數學與科學，但很快就轉到心理學和社會學，接著又轉到了文學與藝術專業。
通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T. S.艾略特的作品，他慢慢地意識到，基督教直接回應了生命中諸多重大的問題，即便他還無法接受基督教本身的教導。
在動盪的20世紀60年代，他的興趣涉及激進政治學、反越戰、毒品文化、存在主義、印度教和新紀元運動。他參與了激進的學生政治運動，成爲哈佛大學民主社會學生分會的領袖。在他們與波士頓警方（深受愛爾蘭文化影響）的一次衝突中，大衛被指定爲「醫護兵」，他身穿迷彩服，卻佩戴軍醫臂章。當警方的警戒線被衝破，警察開始追捕學生時，兩位警察將他逼到一條巷子的角落，他跳過了一道很高的圍牆才得以逃脫。
1972年至1973年，他在布爾紐伍德精神病院（Bournewood Psychiatric Hospital）擔任職業治療師。1973年至1976年，他在馬薩諸塞州貝爾蒙特市的麥克林精神病院（McLean Psychiatric Hospital）擔任心理醫療師。這家醫院距離哈佛僅有5英里。
正是在生命中的這段時期，他意外地徹底歸信並跟隨了基督。
在哈佛，大衛最好的朋友和室友鮑勃·克萊默（Bob Kramer）在20歲時成了基督徒。他們都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並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裡，開始了持久的對話與辯論。
大衛記得：
我很固執。
我能接受基督教信仰邏輯的合理性。但我的每個念頭最後都進入同一個死衚衕。
我不想要有人來拯救我。
我不想要有人來告訴我該做些什麼。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與方式來過自己的生活。但是神卻對我的生命有其他的想法。祂施憐憫於我。
1975年8月31日，一個週日的晚上——在他們從哈佛畢業4年以後——鮑勃帶著一種意料之外、不同尋常的坦誠，與大衛進行了一次談話。在此之前，他們針對聖經、基督和哲學的常見問題已經有過許多討論，繞著樹叢走了一圈又一圈，大衛卻一直在迴避。
但那天晚上，鮑伯突然變得非常直接。他說：
大衛，黛安和我非常愛你。
我和我認識的人一樣尊重你…
但是你所相信的……和你的這種生活方式……
你正在毀了自己。
大衛回憶接下去所發生的事：
我知道他是對的。聖靈使用他的話語，就好像一個穿透鐵甲的炮彈。我全面而具體地意識到了自己在基督面前的罪、污穢、不信。這一刻，好像我所有的經歷都從眼前閃現而過。我感受到自己諸多罪的重擔。其中兩個最深刺痛我的，並不在尋常那些令人厭惡的過犯之列。
作爲一個有存在主義哲學傾向的人，我相信的是：絕望，而非快樂，才是人生最終的結局。
以及，作爲一個想要掌管自己人生的人，我不相信神在耶穌基督裡的愛，我不斷地拒絕祂。
我意識到自己在這兩方面都錯了。
當我回應他時（1分鐘之後？10分鐘之後？），我問道：「我要如何才能成爲一個基督徒？」
鮑勃跟他分享了以西結書36:25-27，從賜盼望的神而來的一個應許：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大衛繼續：
鮑勃邀請我向神求憐憫。我祈求神的憐憫。神是充滿憐憫的。萬古之久的應許仍是真實的——神樂意拯救、饒恕罪惡、創造新生命、賜下聖靈、應許幫助我們去順服。這一切，祂都做到了。祂找到了我，並引導我回家。我在耶穌的喜樂和愛中感到驚喜。
大衛並沒有「邀請耶穌進入他的心中」。但是，他呼求要得到拯救：「神啊，開恩憐憫我這個罪人！」
鮑勃給了大衛一本簡短的《新生命》小冊子，是佈道家傑克·米勒 （Jack Miller）寫的。這本小冊子解答了大衛心中的疑問，就是如何憑信心去回應基督。
此時夜色已深，大衛獨自駕車回家。對於「哦，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了」這件事，他毫無感覺。相反，大衛坐在車裡，獨自思想：「嗯，這很有意思。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個罪人。」
回到自己的公寓時，他已經精疲力盡，很快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晨醒來後，大衛的心中充滿了喜樂。進入他腦海的第一個念頭是：「我是個基督徒。」 「我回家了。」
他後來寫道：
我一生的旅程，就好像走在一條炎熱、佈滿灰塵的路上，我一直在尋找一些神以外的東西。但是祂卻在找我，然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回家了，我發現自己已經被找到，發現自己被愛著。我成了一個基督徒。
在25歲時，他重生了。
但作爲一個成年才歸信的信徒，他始終感覺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感覺，並未因爲他的歸信而完全失去。他說：
接下來所受的教育和實踐經歷——哈佛大學的社會關係學位，60年代與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價值觀的格格不入，在麥克林精神病院病房中3年的工作，在賓州大學的博士學習——強化了批判性去文化思想的習慣，及對輝格式凱旋主義的厭惡。作爲成年以後才信仰基督教的人，以及一個有時在凱旋主義和有時在教區主義運動中的參與者，某些時候我仍覺得自己是陌生的保守基督新教領域中的陌生人。
1975年秋天，大衛遇見了楠希·加德納（Nancy Gardner）。在賓州格蘭塞德西敏神學院的藝術節上，她進行了多媒體展示。鮑勃·克萊默當時已是西敏神學院的學生，而大衛——一位剛剛信主的初信者——是作爲想申請入學的學生來訪問神學院。
一年以後，1976年秋天，大衛進入西敏神學院學習。克萊默一家邀請楠希和大衛去他們家共進午餐。楠希來費城是爲了拍攝西敏的一位學生，這位學生也是一位藝術家，在大衛所住輔導中心的地下室裡做陶藝。她將自己的作品變成了一個多媒體展演：「陶匠」。
大衛和楠希在費城又相遇了幾次，跟其他人一起服事，但並沒有開始戀愛。那年冬天，他們一起服事新罕布什爾州奧爾內斯特（Owl’s Nest, New Hampshire）一個爲中學生組織的FOCUS兒童營會，擔任輔導員。FOCUS的事工主要服事新英格蘭/大西洋中部地區各州的私立預科學校學生（跟英國的Bash營會很類似，約翰·斯托得就是通過這個事工信主的）。鮑勃·克萊默和查理·德魯（Charlie Drew）都是他們的朋友，也一同參與FOCUS的事工。雖然外面寒風刺骨，大衛和楠卻跟著孩子們一起去越野滑雪，他們在一個湖心島的黑冰上滑冰，玩得超級開心。
多年後，楠在一首寫給大衛的詩中回憶起那晚：
記得那個奇妙的滿月之夜
流暢的滑行
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湖面上
和孩子們連成一道長鞭
而我倆
太害羞，不敢拉手
就牽著彼此的影兒
哦，清澈夜空中的群星！
星星在我們周圍飄落
落在我們腳邊
我們穿過了星光
我情不自禁地愛上了
你那顆滿月般的心
和那件藍色外套！
記得那小島
樹影像雪地上的書法
書寫著形似聖經的文字
而我們——被孩子們環繞
就只是兩個人
然後滑向歸途
寒風啪啪地打
在我們的臉上
而光
傾入光中
莫名地，我們知道
大衛入學時在賓州的西敏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學位，於1980年從神學院畢業。大衛和楠育有3個孩子：彼得（Peter，1980年出生），格雯絲（Gwenyth，1982年出生）和哈拿（Hannah，1986年出生）。
同一年，大衛成爲CCEF（基督教輔導教育基金會）的作者、編輯和輔導員。CCEF於1968年創立於賓州的格蘭塞德。大衛同時也成爲西敏神學院的客座教授。
此後，他又在賓大取得文學碩士（1986年）和哲學博士（1996年）的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對科學史與醫學史領域的探討：「成功的輔導？保守新教反精神病學運動的歷史」（「Competent to Counsel? The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Protestant Anti-Psychiatry Movement」）（論文後發表於《聖經輔導運動：歷史與背景》[The Biblical Counseling Movement: History and Context ]一書中）。
1970年，一位41歲的長老會牧師傑·亞當斯（Jay Adams），出版了他所著《成功的輔導》（Competent to Counsel）一書，在美國基督教保守派中開啓了一場反精神病學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亞當斯受到莫勒（O. H. Mowrer）和托馬斯·沙茨（Thomas Szasz）的激勵，他提出了以下三個主要主張：
亞當斯將他的輔導方式命名爲「勸戒式輔導」（nouthetic counseling，這個名稱由希臘字noutheteo而來，意爲「勸戒」）。他很快發展出的體制性形式，與此領域中三個強大的專業團體發生了衝突：
在大衛·鮑力生的工作開始之前，沒有人研究過亞當斯和福音派心理治療師在專業權限上的衝突。他的研究幾乎都來自第一手的資源，包括與人面談、出版物和個案記錄。
最終，鮑力生這樣寫道：
亞當斯在牧師和他們的會眾中贏得了追隨者，但就跨專業的衝突而言，卻在很大程度上失敗了。
在20世紀80年代，福音派的心理治療師成功地維護了他們在生活領域中的文化性權威，將其體制性的權柄延伸到了高等教育、出版和護理醫療等領域中。
勸戒式輔導運動與主流的保守基督教變得疏離；它的體制也開始萎縮；其內部出現了很多斷層。但在20世紀90年代，勸戒式輔導又重新恢復了生機。
CCEF——大衛的僱主——如此解釋他們與這場運動的關係，以及他們這些年來發展的經歷：
「CCEF的早期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先知性的，因此也帶來很多爭議。教會被挑戰要去重新思考他們的信念：人們爲何會遇見掙扎，以及如何幫助掙扎的人。CCEF呼召牧師和神學院回到聖經，將之作爲貼切、有效的教牧關懷和輔導的最首要根基。從一開始，我們就一直關注，要界定從現代心理學中，我們可以合理地學到什麼東西，而聖經提供了方向性的「總結」：以神爲中心來看待人、問題和處理方式。這裡的關鍵是：哪項資源是首要的。
隨著CCEF進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領袖們明顯地受益於先驅者的長處，也從他們的弱點中吸取了教訓。他們推動CCEF的方向，更加敏感於人類的苦難、內心動機的動態過程、福音在信徒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基督身體（教會）的重要性，同時他們也越來越善於與世俗文化對話。」
大衛·鮑力生的傳奇開始於他自己的家庭。他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兒女和孫輩們。
他的傳奇也延伸至那些接受他教導，通過他推動的聖經輔導運動，特別是透過CCEF和西敏神學院所指導和接觸到的人的生命中。
從某些標準來看，大衛並不是一位非常多產的作家。然而，他的散文著作頗豐，特別是他所寫的很多小冊子，充滿了溫柔的智慧，對神的話語如何進入生命的每一方面，有很深刻的反思。
他最終成書的一些著作是專門針對那些他教導得特別出色的主題：
他臨終前正在寫作的一本書計劃將於今年秋天面世：
2019年5月23日，大衛·鮑力生原本計劃在西敏神學院畢業典禮上致閉幕詞。然而他無法參加，因他正在家中接受臨終關懷護理。雖然缺席，但他的講稿仍然被宣讀出來，在學生們即將開始公開服事之際，他懇求——如下：
我對你們最深的盼望就是，在你們的個人生命和對他人的事工中，你們都不會害怕公開地表現出軟弱，好叫神自己的能力覆庇你們。
在他關於苦難的書中，大衛·鮑力生留意到，面對痛苦和難處時，我們首先的反應常常就是：
爲什麼是我？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是現在？
爲什麼？……
他寫道：
（神）爲你而來，在肉身中，在基督裡，進入苦難，都是爲了你。祂不是從遠處給你一些建議或不同的視角；祂步入你深重的苦難之中。祂會看顧你到底，從始至終與你在這條道路上同工。祂甚至在絕境中背著你前行。這事實將改變你心中升起的疑問。你內心的改變，將平息「爲什麼是我？」的問題，讓你舉目環顧四周。你開始轉向自己之外。於是，新的、奇妙的問題形成了。
爲什麼是你？爲什麼是你？你爲什麼要進入這個罪惡的世界？你爲什麼要經歷所有的迷失、軟弱、艱難、憂傷和死亡？你爲什麼要爲了我，爲了所有人如此行？
但你如此而行。
你爲了擺在你前方的喜樂而行。你爲了愛而行。你行了這一切，讓神的榮耀展現在基督的面光之上。
當這更深層的問題水落石出，你開始變得喜樂和理智。整個宇宙不再以你爲中心。然後，你也並非無關緊要。神的故事讓你看清自己的地位。每件事物都有其價值，但比例會改變，使它們成爲更有意義的東西。你面對艱難險阻。但你已經得到更美好的，是永遠都無法被奪去的。並且那個更美好的事物，將在你整個漫長的人生旅程中持續地做工。
這問題會產生由衷的回應：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爲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感謝你，我的父。在所有真正的錯誤之中，也就是在那些現已歸你慈愛所管轄的罪與苦難之中，你能賜下一個真正感謝你的聲音。
最後，你準備好要提出——也真心認同——一些幾乎無法想像的問題：
爲什麼不能是我？爲什麼不能是這樣？爲什麼不能是現在？
從某種意義而言，我的信心可能就像在異常黑暗的世界中點亮了一盞三瓦小夜燈，爲什麼不是我？如果我的苦難能夠將世界的救主彰顯，爲什麼不是我？如果我有這樣的殊榮，能夠補足基督患難的缺欠？如果祂用我最深的痛苦使我成聖？如果我不再懼怕邪惡？如果祂以祂的膀臂懷抱著我？如果我的軟弱能展現神將我們從一切罪惡中救贖出來的大能？如果我坦誠的掙扎能夠讓其他掙扎的人看見如何站立得穩？如果我的生命能成爲他人盼望的一個來源？
爲什麼不能是我？
當然，你不會想要受苦，但是你會變得願意：「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正如祂一樣，那位能將人從死亡中救贖出來的，會聽見你的大聲哭泣和淚水。正如祂一樣，你會通過所經歷的苦難來學習順從。正如祂一樣，你會同情他人的軟弱。正如祂一樣，你會溫柔地對待無知與悖逆的人。正如祂一樣，你會向一個沒有信仰的世界顯出信仰，向一個沒有盼望的世界顯出盼望，向一個沒有愛的世界顯出愛，向一個正在死去的世界顯出生命。
如果神所應許的一切都要成爲真實的，那麼，爲什麼不能是我呢？
譯/校：生命樹輔導中心。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avid Powlison (1949–2019)中文首發於「生命樹輔導研究中心」微信平台（微信號：smsfud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