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渴望的時代——渴望意義,渴望永恆,渴望目標。這種渴望隨處可見:在講述的故事裡,在消費的商品中,在追逐的目標上。而在許多人所說的「意義危機」中,這種渴望變得更加強烈。我們的公共生活和宗教生活已經被掏空,只剩下深深的空虛。這種存在層面的痛楚形式多樣、根源各異,但存在主義哲學家確實說對了:我們往往在面臨選擇時最痛徹地感受到這種痛苦。
這種痛苦我們再熟悉不過。尤其是在那些關鍵時刻,我們知道,一個決定可能會改變整個人生的軌跡。這份薪水更高、責任更大的新工作雖然誘人,但會讓我遠離家人,該接受嗎?爲了新的發展機會舉家跨州搬遷,卻要離開所有摯愛的人,值得嗎?面對這些可能改變人生的抉擇,我們試圖從內心深處的價值觀中尋找更明晰的答案。然而,有些人卻發現自己無從依靠。缺乏一個更宏大的「故事」爲他們的選擇提供根基,向內的探索只會讓他們的危機更加嚴重。
人們曾以爲,只要擺脫非自我構建的敘事,我們就能活得更自由、更鮮活。但事實恰好相反。西方社會在把宗教和制度性的權威分散到大眾手中後,確實帶來了更多自由,卻同時也削弱了自由本身。看上去,自由似乎增加了,因爲限制被去掉了;可最後才發現,自由的前提並不是沒有約束,而是接受合宜的約束。沒有一個共同的故事,我們過著這種令人暈頭轉向的生活,卻稱之爲自由。但在一個沒有故事的世界裡,自由反而成了沉重的負擔。
啓蒙時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哲學家,並沒有真正明白價值的重要性。大衛·休謨(David Hume)早已察覺,西方價值觀的哲學根基本來就很脆弱。但他是否能預見到,啓蒙運動最終會把我們帶到今天這種境地?
從某種意義上看,價值觀是先於理性存在的;它先於我們的一切選擇,並爲理性抉擇設定了判斷框架。而這些價值,則來自我們用來理解世界的宏大故事。這些故事不僅解釋物質秩序,也回應我們心底對意義、公義和愛的渴望。制度源於對這些價值觀的共同堅守,它們是堅固持久的工程,用來保存並傳遞這些價值。
然而,當我們把權威的核心定位於個體自主性,認爲每個人都有絕對自由去選擇,我們就切斷了孕育這些價值觀的敘事根基,脫離了踐行這些價值觀的制度體系。如此一來,我們親手拆毀了曾經幫助人們做出重大抉擇的框架。
要理解我們爲什麼會走到今天,以及爲什麼「選擇」在當下顯得尤爲艱難,就需要審視我們的文化背景。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在《重塑世界:1776 如何創造後基督教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一書中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他將著名的「WEIRD(奇特)」概念擴展爲「WEIRDER(更奇特)」,精闢地勾勒出這場選擇危機的歷史、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背景。社會科學家一直用這個縮寫描述西方人群:西方(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威爾遜在此基礎上補充了兩點(其首字母恰好讓『WEIRD』變成了『WEIRDER』):後基督教(Ex-Christian)和浪漫主義(Romantic)。
這些特質不僅造就了今天的局面,讓我們深陷危機,也解釋了爲何我們以特定方式尋求精神滿足。比如,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學會質疑權威;我們的民主制度讓我們把「選擇」視爲至高無上;而我們的後基督教記憶,則讓我們保留了一些基督教的直覺(比如:每個人都有價值),卻失去了教義上的清晰解釋(但爲什麼呢?)。這種文化遺產解釋了我們爲什麼會感到如此迷惘:我們雖然有自由去選擇,卻沒有方向告訴我們什麼才值得選擇。我們渴望超越自我的體驗,渴望融入更宏大的存在,但同時又深切感受到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說的「內在框架」(immanent frame)四面壓迫。
真正讓人痛苦的,是那些重大抉擇。不是一次兩次,也不僅是日常瑣碎的選擇,而是那些我們直覺到會塑造整個人生的決定(比如婚姻、孩子等),或者那些多年後才發現具有長遠後果的決定。舉個例子,我最近聽到美國副總統萬斯(J. D. Vance)的妻子烏莎·萬斯(Usha Vance)分享,萬斯副總統歸信天主教的故事。那之後,他們自然展開了許多討論:既然一方(萬斯)是天主教徒,另一方(烏莎)是印度教徒,他們該如何撫養孩子?兩種不同的「故事」碰撞,已經足夠讓人生最重要的選擇變得艱難。若是沒有任何「故事」,那就更難以想像了。這些抉擇,就像喉嚨裡揮之不去的一絲瘙癢,逼得我們去尋找更深的泉源汲取力量。而正是在這些時刻,選擇的危機浮現出來。這種反覆出現的存在性痛苦,久而久之,足以引發深層的焦慮。
爲了應對這種潛在的選擇危機,人們常常轉向各種靈修手段來尋求平安,即便這些實踐並不涉及對靈性實在的信仰。無論是瑜伽、正念,還是禁食,很多人既渴望得到超越性的體驗,卻又將自己侷限在「內在框架」之中。
作爲生活在現代世界的基督徒,我們對這種危機並不陌生。它曾影響過我們,現在依舊如此。但我們所擁有的,是一個更完整、更美好的故事。問題在於,人們採納各種靈修實踐或接受某種信念時,總是缺乏整體性和連貫性。
正如克里斯·沃特金(Chris Watkin)所指出的,基督教作爲一個故事,在存在的多個層面上都具有連貫性,因此它所宣告的真理是與現實相符的。它獨特之處在於:既能解釋物質世界的秩序與結構,又能回應人心深處的無形渴望(意義與目標、愛與公義等),而且二者並行不悖。其他較小的「故事」,往往只能強調其中的一面,但基督教卻尊重並涵蓋我們經驗的兩個層面。
基督教不僅僅與現實相符、敘事連貫,它還提供了重新連接現代性中已然斷裂的各種概念與思想的方法。現代的靈性實踐,並沒有能力將物質與靈性、事實與價值、真理與意義重新結合。但基督教講述了一個故事,其中這些元素都屬於一個彼此聯結的整體。作爲參與公共討論的基督徒,我們要講述這個故事:世界是由三位一體的、超越的神出於愛創造的;祂又藉著聖子和聖靈臨近我們。在這個故事裡,世界的破碎不是因爲失衡或幻象,而是因爲悖逆與混亂,這破壞波及個人、關係,甚至整個物質宇宙。
這是一個關於救贖的故事,一個使靈魂、身體、民族和萬物都更新的故事。或許你那位心存懷疑的朋友會問:「這是怎麼發生的呢?」答案是:神親自進入這個故事,藉著耶穌的道成肉身。在耶穌身上,屬靈的與屬物的交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代贖之死以及祂的死裡復活,讓屬靈的和屬物的都得到了醫治。耶穌的復活不僅是個人更新的應許,更是新創造的初熟果子,預示著萬物都要得到更新。這個故事大到能解釋整個宇宙,又足以滿足我們心底最深的渴望。
索倫·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曾把焦慮稱爲「自由的眩暈」,他認爲這是人類承擔道德責任所付的代價。但在基督裡,自由不再是無限選擇帶來的焦慮重擔,而是活在智慧約束中的喜樂責任。在這樣的自由裡,選擇不再是危機,反而是喜樂;正是在這些限制的框架中,我們才得以活出生命的豐盛。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Crisis of Choice in an Age of Long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