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納·川普的總統任期內，許多批評者都把他的支持者們斥爲「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擁躉。他們說「基督教國族主義」是支持川普的「福音派」人士所相信的真正宗教，但對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定義往往模糊而又不清楚。
爲什麼基督教國族主義是一個模糊的分類？首先，它通常是一個冒犯人的詞彙。是的，這個詞往往指的是那些把美國認定爲「基督教國家」的人。但是，給人們貼上「基督教國族主義」標籤的專家遠遠多於自己接受這個詞的人。
其次，實際上基督教國族主義更多是一種內心反應，而不是理性立場。我最近看到一個院子裡的競選廣告牌，上面寫著「讓信仰再次偉大。川普2020」（"Make Faith Great Again: Trump 2020"）。我當時就在想，川普連任怎麼能讓「信仰」再次偉大？什麼信仰？什麼時候開始它已經不偉大了？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會有理性上說得通的答案，但這就是問題的關鍵。這塊牌子以比說理更惹人注意的方式宣告了這家人的種族、宗教和文化身份。
最後，人們往往不清楚「基督教國族主義」主要是指對美利堅民族、共和黨，還是對某個政治家個人的忠誠。川普時代確實帶來了把總統當作「受膏者」一般的異教信念，最近所謂因異象而起的「耶利哥走禱」行爲就表現了這一瘋狂。不過在這裡，我想重點談談基督教國族主義作爲一種「國族主義」的概念。
基督教國族主義（壞的）和基督徒的愛國主義（某種程度上是好的）之間有什麼區別？政治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國家描述爲 「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儘管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我們中的許多人都珍視一種強烈的愛國忠誠，以至於我們會捨棄我們的生命（或我們孩子的生命）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並在全球範圍內促進其權力。
顯然，傳統的基督徒應該限制這種國族主義狂熱。作爲在地上的「客旅」和「寄居者」，我們最終效忠的應當是基督的國度。在基督裡，我們對非美國弟兄或姐妹的愛，應該超越我們與不信的美國愛國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哪怕他們很團結。
但對大多數基督徒來說，有節制地愛國似乎仍然是合適的，而且有些是不可避免的。羅馬書13章關於「順服民事政府」的命令也暗示了對你國家某種程度上的默認支持。如果沒有別的原因，我們爲我們的領袖和國家禱告，以便像提摩太前書2章所說的那樣，信徒「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當基督徒能在一個國家過上這樣的生活時（就像我們在美國的日常那樣），我們應該心存感激。這裡可以參見凱文·德揚對我們國家歷史和身份的有益思考。
不過，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孕育著更有問題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形式。在這一點上，美國並不是唯一有這種危險的國家。英國國族主義對美國白人殖民者來說就曾經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大多數美國愛國者只是在1776年不情願地打破了這一忠誠。像北朝鮮這樣的共產黨國家也會產生毒害性的國族主義，因爲官方的無神論需要更具有超越性的國族忠誠來填補通常由有神論民間宗教所佔據的空白。
不過，由於「福音派」（通常指有宗教信仰的白人共和黨）是最經常被社會指責爲基督教國族主義的美國人，我們這些仍然接受「福音派」標籤的人應該考慮國族主義的歷史。
在《戰爭的十字架：美西戰爭中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和美國的擴張》（ The Cross of War: 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U.S. Expans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一書中，馬修·麥卡洛（Matthew McCullough）將美國基督教國族主義定義爲「基督徒所持有的對美國身份和意義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美國）國家是基督教上帝對世界歷史目的的核心角色」。他解釋說，戰爭產生了「基督教國族主義最強烈的表現形式」。正如麥卡洛等人所說的那樣，基督教國族主義賦予了美國歷史誇張的超然意義，並支撐著美國的軍事擴張。
基督教國族主義在美國歷史上經常發生變化。它最初的形式是英國新教國族主義，用以抵抗天主教的強國結盟——特別是法國和西班牙。英國在美國革命和1812年戰爭中成爲美國的對手，美國人自己又在南北戰爭中彼此爲敵。但今天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
就很多方面而言，是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鬥爭爲白人福音派參與政治樹立了現代模板。這有助於解釋爲什麼今天許多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最狂熱信徒都是冷戰思維的繼承者。白人福音派領袖，尤其是葛福臨，把冷戰定義爲美國的基督教價值觀與蘇聯無神論之間的衝突。（白人一直是基督教國族主義的主要——雖然不是唯一——傳播者，部分原因是他們一直是美國國家權力的巨大受益者）。正如葛福臨後來所承認的那樣，這種屬靈的解釋框架使他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幾乎全部從屬靈的角度看待冷戰政治。因此，誰在共產主義問題上強硬（例如，艾森豪威爾、尼克松或里根），誰都被看作是站在上帝這一邊的基督教勇士。
在這個框架下，政治家個人信仰細節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他們作爲冷戰中堅力量的忠誠和決心才重要。當共和黨政治家們出於機會主義也出於自身原則在羅訴韋德案（1973）後把自己定位爲保護生命的政黨時，他們與基督教國族主義事業的聯繫變得更加明顯。美國大多數傳統新教基督徒正確地認爲墮胎是嚴重不道德的犯罪，這一事實使得基督徒身份、共和黨政治和美國國家之間更加難以保持明確的界限，具有諷刺意味。當越戰後的世俗左派把美國國家歷史描繪成道德混雜，甚至是無情、可惡的時候，主流白人福音派卻使用「上帝與國家」慶祝活動（甚至在教會敬拜中）塑造了道德多數派來回應。
你如何知道你有分寸的愛國主義在某個時候蛻變成了拜偶像式的基督教國族主義？美國基督徒受到許多形式偶像崇拜的誘惑，其中有不少偶像崇拜是從熱愛美好的事物（愛國主義、家庭、工作）開始的，最終這些受造物成了忠心的對象。和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一樣，對自己國家的偶像崇拜可能乍一看很難分辨。
不過，還是有一些令我們警惕的跡象可以表明我們的信仰正在變成敬拜政治偶像和國族主義。跡象之一是從麥卡洛的定義得出的：美國的國家敘事是否在我們對救贖歷史的理解中佔據了中心位置？大多數對基督教神學有基本概念的牧師會更清楚，也不會公開主張美國必須是救贖歷史中的關鍵角色。但我們從托馬斯·尼爾森出版的《美國愛國者聖經》（American Patriot's Bible），或基督教歷史作家大衛·巴頓的《國父聖經》（The Founders' Bible）的流行中能學到什麼呢？這些都揭示了將美國歷史和基督教歷史混合在一起的風險。
另一個警告訊號是這樣一種傾向：儘管有所有與之相悖的證據，但仍努力把「基督教國家」的表面捍衛者說成是虔誠的基督徒，或爲他們辯護、保護他們免受批評。大衛·巴頓和其他流行的歷史作家對托馬斯·傑弗遜就做了這樣的事情。傑弗遜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充其量是一個一位論（Unitarian）信徒。我們今天也看到類似的例子，比如葛培理讓尼克松在他的福音佈道會上演講，或者福音派共和黨內部人士宣稱川普是一個「還在吃奶的基督徒」，他只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大男子主義」的「茶水間」閒談。把政治家或其他美國國家的捍衛者轉變爲有德行的信徒或基督般人物的衝動表明，我們可能已經混淆了國族主義和聖經中的基督教。
最後，問自己一個積極的問題：我們教會的聚會是否反映了（在當地人口統計學允許的範圍內）構成上帝國度的「各民、各族、各方、各種語言」，還是主要反映了某一個分享相同黨派忠誠和熱情的美國愛國者群體？將教會生活體現「萬民」的平台性做法包括了支持國際宣教，優先在來美國的移民中進行慈惠和傳福音的工作，讓不同種族和背景的人擔任教會領袖角色，以及讓你的教會支持附近的國際教會植堂和/或課程。
我所在教會的會眾非常喜歡我們的成員中有來自很多國家的基督徒。雖然我們在德克薩斯州中部，目前我們的會眾構成也代表了34個國家。教會陳列著所有這些國家的國旗。會眾中那些出生在美國的成員會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國際性，這有助於那些土生土長的成員記住我們首先是一個忠於基督國度的教會。
我猜想美國教會的大多數國際成員並不介意教會有7月4日（美國獨立日）聚會，更不用說順服聖經中定期爲政治領袖禱告的命令了。那些領導人在移民和類似問題上的政策對我們的國際友人也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如果白人福音派暗示我們對某個政治家或政黨有特殊的忠心，或者美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 「基督教上帝對世界歷史目的的核心角色」，我們的國際兄弟姊妹（或一般有色人種的兄弟姊妹）可能會認爲我們已經失去了理智。或者他們可能會提醒我們《約翰一書》的最後一節：「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譯：DeepL；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hristian Nationalism vs. Christian Patriot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