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個月，有五十多位人士因幫助學生用假資格進名牌大學而遭到起訴，當中有一些罪名是指控他們在學生的運動能力上作假，但其他大部分罪名都圍繞著ACT和SAT——這些是幾乎所有大學生在入學前都要考的標準考試。
有些家長付錢，爲學習障礙診斷作假，使他們的孩子可以有更多時間去答考卷；有些人買「一個極聰明的人」做槍手代替自己孩子考試或製造假答案；有些人連同賄款把自己孩子的筆跡給槍手，使那位槍手可以替這位學生寫出更擬真的作文。
被捲入這一舞弊案件的名人有洛莉・路格林（Lori Loughlin）及菲麗西提·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這也是美國有史以來有關考試舞弊的最大案件，而且引起一連串對這些標準化測試的質疑。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入學作弊醜聞是不是敲響了這些標準化考試的喪鐘？」《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也問了相同的問題：「現在是不是廢除SAT和ACT等大學入學試的最佳時機？」
「可能吧。」耶利米·塔特
（Jeremy Tate）回答道，他是誕生四年的古典學習考試（Classic Learning Test, CLT）的創始人之一，不過他也補充說考試該被廢除的原因不是因爲這一系列的作弊事件。
塔特在大學入學領域有多年經驗，他看到這些考試和爲這些考試而設立的公立學校已經跟一直以來的教育目標背道而馳，而他認爲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對真理、良善和美學的認知。
在2016年，正當SAT改革之時，塔特覺得絕望，便和其他人合作設立了一個新的考試：CLT。這一考試從眾多古典思想家中，選了作者如奧古斯丁（Augustine）、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及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作品作爲考試內容。雖然這個考試不是改革宗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基督教的，但是第一個參與CLT考試的學生是長老會教會成員。該考試也考數學，但不要求學生透過背誦方程式去解決運算問題，而是利用邏輯，考試旨在測試他的能力，而非結果。
今年春天大概有10,000名學生參加CLT考試，現在有多於150所大學（大部分爲基督教博雅學院）認可這個考試。
「這個考試很可能衝擊現有的考試系統，」基思・尼克斯（Keith Nix）說道。尼克斯是弗吉尼亞里士滿（Richmond）唯理達學校（Veritas School）校長，同時也是CLT和古典基督教學院協會（Association for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董事會之一。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經有過類似的說法，而且在某個程度上而言，這正是新考試的目的。
泰勒說這種衝擊可以把我們那種現代性帶來的自我放進瓶子裡，因爲就是這種自我中心把對更崇高的東西——屬靈的現實——忘記掉。同樣地，CLT反對啓蒙運動帶來的人本主義，而把焦點放回到人類靈魂和理性的共同提升上。
因此，如果這種衝擊持續發展，那它必定會影響整個系統。
在十九世紀，只有富裕的白人男性才有機會念書，升讀高中和大學的途徑可謂魚龍混雜、百花齊放，每一個高中都有自己的畢業標準，每一所大學有自己的入學考試。
於是在1900年，爲了組織一個系統和使更多人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十二所大學一起合作設立了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在二十世紀初的頭十五年，考試涵蓋了拉丁文、希臘文、法文、歷史和物理，那時的考試要求學生翻譯西塞羅（Cicero，古羅馬哲學家，作品爲拉丁文——譯註）的作品，和「描述衡量某個比水更重的液體比重之方法。」
數年後，一位哈佛教授
使用一個智商測驗去替軍方從一百萬名一戰入伍士兵中挑選軍官，而受這一做法啓發，大學入學組（College Board）開發了一個測試高中生水平的考試，這就是SAT的第一版。
那時候，一般人認爲這考試的設計天衣無縫，無人可以從中取巧：第一，閱讀理解部份被認爲無法靠補習或刷題獲得幫助，所以這幾乎杜絕了作弊的可能性；第二，因爲能力和種族被認爲是彼此相關的，這考試可使那些非白人無法獲得高等教育。
不過，人們後來發現這兩點都不是真的，但考試的出現使大學入學申請變得標準化，在以後的六年中，SAT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很大原因是因爲沒有競爭，而且需求極大。在十九世紀後期，18至24歲中只有1%的人可以入讀大學；到了二戰後，讀大學的比例就提升到15%； 到了1960年化，就升到35%；到了2016年，大約有70%的高中畢業生會進入大學。
但不是所有人都參加相同的考試。在一段長時間裡，數學部份被挪走成爲單獨考試，然後又被放回；分析部份曾被加入，後來又被移除；反義詞測試被減少，最後改成多項選擇題。在1959年，SAT對考試市場的壟斷被美國大學測驗（Academic College Testing, ACT）打破，而這個考試所測試的是學生對高中所學知識的掌握，而非能力。
人們一貫認爲ACT比較容易，在2012年前，比較多學生參加SAT考試。這些考試都是很賺錢的行業。在2017年，SAT教育服務機構有14億美元營收，而ACT公司則是3億5300萬美元，這還沒有包括學生們爲了預備參加考試而付出的備考輔導費用。
隨著這兩個考試對市場份額的爭奪，它們變得愈來愈相似：ACT增加了閱讀部分，和一個像SAT一樣的作文項目；SAT則取消了分析部份，但就增加了圖表部份，這一點像ACT。
而兩者還不斷地爲K-12學制的改革和標準在作出調整。
「問題就在這裡。」塔特說道。
在讀神學院前，塔特曾在紐約市執教數年。（他後來在西敏神學院和位於華盛頓的改革宗神學院修讀了一些課程。）
「在改革宗神學院，我學習到在教會歷史中，教育一直被稱爲『塑造』（formation），我爲此著迷。」塔特說道，「這和收穫素質有關，目的是塑造你的心智。」
塔特逐漸認識到，現代
教育理論主要受到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影響，而他是二十世紀早期的無神論者和世俗人文主義學者。杜威的理論認爲教育的目的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爲學生後來的職業生涯作準備，而他的理論也改變了美國學習的軌跡。
畢業後，塔特並沒有成爲牧師；不過，他開始和學校合作，替學生準備SAT的考試。所以，在2015年，當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主席戴維・高爾文（David Coleman）宣佈要大幅改革SAT時，他是一個近距離的觀察者。
高爾文是共同核心州立標準（Common Core States Standard，CCSS）的總建築師，而這核心標準是小學和高中閱讀及數學能力的指標。（塔特並不喜歡這套和新標準，他說這是「反小說、反古典文學和反哲學」。）它對工具主義的技能非常重視，這反映在SAT中那種「實用、現實」的數學情景，以及用社會研究和科學文章取代古典文學的做法當中。在其中一個考試樣本中，學生要閱讀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1911年作品）、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那本關於經濟衰退的《重啓：後危機時代如何再現繁榮》（The Great Reset，2010年作品）、艾德・楊（Ed Yong）的《烏龜利用地球磁場作全球定位系統》（Turtles Use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s Global GPS ，2011年）及女眾議員芭拉芭・約旦（Barbara Jordan）彈劾尼克松的演說（1974年）。
觀察家們發現，新的SAT「更像ACT」，考覈學生對技能的掌握，而非能力。
這樣改革的原因是爲了「更公平」、「獎勵學生在課堂上學到東西」。然而塔特說：「但是，是哪個課堂呢？猶太教的課堂？蒙特梭利的課堂？古典基督教的課堂？他們說的是公立學校的課堂！所有人都要根據公立學校的標準去評估。」
這是一個問題， 因爲「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所有基督教或有神論作者的東西，都會被過濾掉。」他說：「而且，他們會把所有學生可能覺得敏感的內容挪走，最後剩下的內容都是毫無意義的，最後就剩下一堆和企鵝有關的文章，因爲沒有人會說：『曾經有一隻企鵝嘗試挑釁我。』」
他很不喜歡這個現象。「我想或許我可以提供預備另一考試的服務。」他說，「我便開始找一找到底有沒有人舉辦這樣的一個新測驗，最後我發現是沒有的。」
他嘗試看看可否自己開辦一個新的考試，於是他便致電多個大學入學辦公室。這些招生人員都告訴他，雖然他們都希望有一個新的考試，但去開辦一個新的是近乎不可能，因爲SAT和ACT的創立者都用了很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金錢去痛苦地研究每一條問題是否適合的。
塔特並沒有金錢，也沒有時間，但他有一個想法，這想法對吸引一個「強大和有熱誠的團隊」有推動作用。
塔特要求他的員工去爲文學、哲學和宗教領域中的最好文章去撰寫考試問題，他們也加上一些考覈數理邏輯的問題，如比喻或邏輯疑難之類的，也考覈數學技巧和知識。
「在CLT中，範文來自西方文
學鉅著、經典小說和文章等。」奧利薇亞・丹尼遜（Olivia Dennison）寫道，她是在家教育的高年級學生，在2017年參加了考試。「這是很明顯的⋯⋯CLT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對真理、美學和良善的追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考試，它使我對考試制度的未來感到興奮。這些範文都是我曾經讀過的，或者我願意在閒時閱讀的。我讀過一篇ACT的範文，說道作者童年時在沙灘上很快樂，但CLT的範文包括波愛修斯（Boethius）和路易斯（C. S. Lewis）的文章，我甚至在考試中回答了一些關於《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一情節的問題。」
CLT的開創者就是想多製造丹尼遜的這種經歷，而且這個成效似乎很顯著。尼克斯指出，真理書院中93%的學生都說這比參加SAT「更讓人滿足」。
CLT的設計就像把時光倒至開國元勳的日子，那時「教育的目的是在本質上使一個人成爲一個完全人。」塔特寫道。
而且這也是邁向未來的一步，尤其是現在新古典教育正在穩步成長。
CLT不是完美的解決方案，例如，它沒有解決教育中種族不平等的問題。但是任何種族的學生中，接受古典教育的會很有優勢。
這不是一件新鮮事——古典教育的學生平均來說在ACT和SAT的成績都很好。「我們這個小學校在SAT推理部份的成績比一般補習班在2000年和2015年間的高出60至100分。」古典基督教學校聯合會（Association for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主席戴維・古特文（David Goodwin）說道。
但是，爲了讓學生跟著這些不斷改變的考試有好表現，「我們就一定要把我們的課程改成共同核心課程，而這正是我們不想做的。」他說道，所以CLT考試的出現讓他看到了一個新的方向。
「我們渴望一個可以評估學生的語文和數學水平的考試，而這就是一個可以準確反映我們所做的。」他說。
第一次CLT考試在2016年
舉行，而學生們留意到的不同，不單單表現在考試內容上。
「當你在考SAT時，你先到考試中心，通常是一個不熟悉的、像工廠一樣的學校，然後就用一個號碼登記，」尼克斯說道，「接下來的三至四個小時，就決定你將會在哪念大學，而這將會影響你的一生，你在極大的壓力下去考這個試，然後你要傻等一個月去知道結果。」
而CLT是在學生自己的學校舉行，而且只花兩個小時的時間，而考試結果會即日公佈。
「這讓考試輕省點，」尼克斯說道，「它也把東西放在對的視角上。」
因爲這考試純粹是不完美的入學過程的一部份，所以有些人說這是一個重複和不必要的部份。不過，事實上，有愈來愈多的大學（包括芝加哥大學和威克森林大學）也把這考試成績考慮在內，雖然並非必須。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我不會希望有CLT的存在，因爲我覺得教育本來是一個關乎人的東西，而去評估任何事就是通過人對人。」古特文說，「我寧願讓學校把他們最好的學生送進最好的大學，而這些大學則是基於學校的推薦而錄取他們，這使教育不再是爲了分數。」
尼克斯也對分數極懷疑，他的語法學校最近也不用分數了。
但他認同：「如果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標準考試，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檢驗，評估你現在做的水平如何。如果我有一張很好的書單，但我們的教學方法無法幫助小朋友去閱讀古典文學、作好的思考和表達當中的內容，那我們有必要藉著標準化測試知道這一點。」
古特文很喜歡路加福音6:40那個教育模型，就是老師會把自己複製給學生。「我覺得一個考試無法量度這一方面，無論是CLT或SAT都不可以，但是CLT救贖的力量就是讓我們有一個空間去做去教育，而不用擔心被捲進一個漩渦中。」
CLT能做到的可能還有更多。
不到一年時間，一些較大的基督教高中如唯理達學校已經開始舉辦CLT考試，同時希爾斯代爾大學（Hillsdale College）也完成了持續一年的審批過程，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統計和心理學教授約翰・伯斯（John Vessey）「完成了大部分關於CLT的心理研究，證實它和SAT或ACT一樣可用作大學入學的標準。」（他告訴福音聯盟說：「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替代。」）
「當希爾斯代爾承認這個考試而且視之比SAT和ACT重要時，一切事情都變得不同了。」塔特回顧說。直至2018年，高中參考者的人數達到10,000，多於150所大學承認這個考試結果，當中包括惠頓學院、貝勒大學榮譽學院（Baylor University Honors College）、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和錫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
這考試愈來愈受歡迎，也許
是一個好兆頭。
「我們的長遠目標是成爲主流，」塔特說道，「如果CLT的考試人數達到60,000，然後80,000，然後100,000，那大家就不可以忽視它了。」
如果大學目的只是爲了吸引學生就讀，那承認CLT考試似乎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因爲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22%）的CLT考生並沒有參加其他的標準試。
「這情況已經正在發生，」塔特說，「已經有不少學校願意承認這考試，而很多這些學校的理念跟我們不一定相同。」
這情況使塔特感到欣慰，因爲他知道老師們根據考試開展教學。因此，若能辦好一個包含偉大文學、倫理和宗教考題的考試，能鼓勵老師可以把教學提升到那種標準。
「CLT有機會可以真正動搖現有考試系統。「尼克斯說。
金芭莉・桑布利（Kimberly Thornbury）是紐約市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策略計劃副主席，她也提出相同的意見，而國王書院是第一批承認CLT作爲大學入學申請分數的學校之一。
「這似乎真的是一個很有策略的、能動搖現有系統的考試。」她這樣說。接受CLT分數是一個方法，使我們可以做領頭羊，帶頭改變課程或以我們認爲有幫助的方式改變高中K-12的課程。
「現在古典基督教教育正在進行一個很有趣的復興，」柯克・斑達・李斯特（Kirk Vander Leest）說道，他同時是CLT和古典教育學會（Society for Classical Learning）的董事。「CLT在這當中的貢獻很大。」
正如原有的大學入學考試，CLT正在爲學校、思想領袖和課程提供者一個可參考的標準。2018年的CLT峯會是「第一次可以把那麼多基督教領袖、古典教育領袖們同聚一堂的場合。」尼克斯說。
而且，「古典基督教學校的水平也因此而提高了，過去它們往往有宏大的目標，但無法像其在宣傳單張中所說的那樣運行得那麼好。」尼克斯說，那時他爲他的學校成績擔心。「那時我想：『我覺得我們做得不錯了，但實際上真的好嗎？』」（今年春季，里士滿唯理達學校的CLT成績在整個國家名列前茅。）
「考試的重要性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教育的目的和如何去評估。」古典學術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總裁基里斯・帕林（Chris Perrin）說，「所以，如果CLT能夠扮演類似的角色——作爲一個決定性的考試，但又和偉大作品、歷史性的對話、絕好的想法、數學相關聯，這對製造整個復興運動所要的能量、推動力和焦點有幫助。而且，它也確實正在做這樣的事。」
這對視教育不單單是工具主義的家長、老師行政人員來說是件令人興奮的事。
「我們的主可以用10,000種不同的方法行事，而事實上衪也正在這樣做。」斑達・李斯特說，「我們覺得這個是衪的國度、子民的運動，而且運動是爲了衪的教會，而這正就是爲什麼我們被神放在其中。」
譯：何坤閱；校對：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The Ancient New Alternative to the SAT and 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