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高中時（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一個牛奶廣告讓亞倫·伯爾進入流行文化視野。
但現在，隨著《漢密爾頓》（Hamilton）音樂劇的流行，了解亞倫·伯爾（Aaron Burr）的年輕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多。
伯爾 45 歲時成爲美國第三位副總統（1801-1805年），是托馬斯·傑斐遜總統的副手。
但在 1804 年 7 月 11 日上午 7 點，在新澤西州威哈肯（Weehawken）附近，亞倫·伯爾在決鬥中擊中了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三年前漢密爾頓 19 歲兒子菲利普（Philip）就在同一地點爲捍衛父親榮譽而死。
他是首位在任期內開槍射擊別人的副總統（迪克·切尼 [Dick Cheney] 是第二個！），也是唯一一個不但開了槍並且擊斃對方的副總統。
四十多歲的漢密爾頓因決鬥受重傷，並於次日不治身亡。
1758 年，亞倫的母親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了她兩歲的兒子，稱他是個「髒兮兮、喜歡吵鬧的小孩子……非常狡猾、調皮搗蛋……脾氣不太好。非常頑固，需要一個好家庭教師來管教」。
當伯爾還是在蹣跚學步時，他的家人陸續過世。
亞倫才兩歲就成了孤兒。
讓人遺憾的是，隨著時間推移，他放棄了父母和祖輩信仰的基督信仰。
在伯爾家族的所有名人中，以斯帖可能是最被忽視的一個。但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可能正在改變。例如，她是邁克爾·海金（Michael Haykin）的新書《八位基督徒女性》（Eight Women of Faith）中提到的一位。
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引用了安·布勞德（Ann Braude）的評論：「婦女史就是美國宗教史」。他寫道：
由於各種原因，女性在幾乎所有美國的宗教運動（包括基督教福音派）中都佔多數。
然而，在教會歷史研究中，女性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爲陪襯出現，對她們的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沒有。
造成這種忽視的部分原因是因爲很難找到記錄美國婦女宗教生活的文獻。牧師和神學家——主要是男性——最有可能留下公開發表的記錄，尤其是在殖民地和革命時期，而來自女性的資料則少之又少。
不過，以斯帖·伯爾是個例外。1986 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收集了她成年後與摯友莎拉·普林斯（Sarah Prince，1728-1771 年）三年的書信，在此基礎上編寫了一本書信評論集，讓我們看到了美國殖民時期一位虔誠女性罕見的、毫無保留的內心世界，以及她爲「真誠宗教」的全然擺上和對「忠誠友誼」的付出——用羅傑·倫丁（Roger Lundin）和樂馬可（Mark Noll）的話來說。
在這些書信中，以斯帖的機智和智慧躍然紙上。比如，她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在丈夫曾任院長的新澤西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前身），有位講師斷言說女性不懂「友誼是什麼」，因爲「她們幾乎不可能做出像保持友誼這樣冷靜理性的事情」（第 3 封信，1757 年 4 月 12 日）。
以斯帖告訴莎拉：「他還沒來得及再說話，我就狠狠地反駁了他幾句。他臉紅了，看上去有些懵了……我們爭論了一個小時，我把他說得啞口無言」。這位講師太不自量力了，竟然嘲笑以斯帖十分看重的話題。她在寫給莎拉·普林斯的信中經常充滿深情地提到友誼。
我在按時間順序閱讀她存留到今的信件時，注意到幾個主題，這些主題與她對友誼的工作神學和實踐有關。
在以斯帖去世後，莎拉·普林斯寫道：「她對我來說就像我眼中的瞳仁一樣寶貴，她了解也感受到了我所有的憂傷。她爲了我的幸福，毫不保留地付出自己，一直竭盡所能。我們的天性來自於神，而神將我渴望在朋友身上看到的所有天性都賜給了她。「在這裡，莎拉特別描寫了以斯帖作爲摯友的高尚舉動，包括共情、自我犧牲、有知識有見地——這些都是神的仁慈，通過以斯帖的友誼來滿足莎拉的願望。
以斯帖也有同樣的體會，她寫道：「能再一次稱你爲朋友， 我滿心感激。 神賜給我們朋友，祂也繼續看顧著這份由祂開始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來的友情。」有一點是肯定的， 她十分珍惜和基督徒之間的友情。 「擁有朋友真是一大幸事——如果沒有朋友，這個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沒有朋友的人這輩子肯定十分可憐——友誼是生命的真諦」（1756 年 1 月 23 日）。
當鎮上的一位很親近的朋友差點喪命後，以斯帖寫信給莎拉說：「看來友情正以某種方式悄悄地消逝，那些爲之而結緣的人，要麼被死亡奪去，要麼受到威脅」（1754 年 10 月 12 日；1754 年 11 月 12 日）。 以斯帖意識到，寶貴的友情會受到各種情況的干擾。這在早期美國西部拓荒時代特別明顯，那裡的人均壽命不超過三十歲。
但以斯帖認識到，基督徒友情的根本起源揭示了它將一直永續：「真正的友情是由天堂的火花點燃的，天堂永不會讓它消失，它將燃燒到永遠」（1755 年 2 月 15 日）。
以斯帖在她的信件中反覆地用親密的稱謂來稱呼莎拉，充滿了友愛之情。她經常在信末簽名時寫下：「親愛的朋友，我是你最最親愛的友人和姐妹」（1756 年 3 月 6 日；1754 年 11 月 21 日；1755 年 6 月 14 日；1756 年 4 月 17 日）。 她給莎拉起了一個小名，「親愛的費德里亞」（1756 年 10 月 17 日），費德里亞（"Fidelia" 的音譯）指的是忠心的人。 她說，莎拉是「我最好的自己」（1756年5月8日）， 「我心靈的姐妹」（1754 年 10 月 11 日）， 「我永遠親愛的朋友」（1754 年 12 月 25 日）， 「我心愛的朋友」（1755 年 4 月 19 日）。 在一封信中籤名時，她寫道：「你真心實意、深情款款的朋友」（1755 年 2 月 9 日），顯然她們之間的感情十分深厚。
這一點與上述一點有關，但有些不同。現代讀者有時會感到吃驚，那時同性之間的友情經常用戀人般炙熱激動的語言來描述。我們擔心其中可能包含同性戀傾向的暗示，因此現在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和朋友說話。但在清教徒時代的新英格蘭，這種表達方式很常見，至少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末。這種語言不僅在女性朋友之間， 甚至男性朋友之間都很常見。 例如，以斯帖說她每次收到朋友來信時都會興奮不已：「我至親至愛的費德里亞呀， 再次聽到你的消息讓我情不自禁熱淚盈眶……我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就好像一個人擁抱著她靈魂中最珍貴的歡喜快樂一樣」（1755 年 3 月 7 日）。
讀完來信後，以斯帖心情依舊澎湃：「每一封信都讓我更加敬仰你，愛慕你——你的字裡行間流露出的真情——你絕對想像不到這些信會讓我多麼渴望見到你」（第 21 封信，1756 年 4 月 16 日）。
有時，以斯帖甚至懷疑她對莎拉的愛是否已經接近偶像崇拜，是否讓她太貪戀世上之物：「就像你說的，我也認爲，我太愛你、太喜歡你，但我對你的重視和珍惜永不會太過分，這點我肯定——試想一下，我的朋友，能有像我的費德里亞一樣的朋友，這多麼罕見——誰不會將這種友情看得比黃金、榮譽、一切世上之事都珍貴？……親愛的朋友啊，我試著讓自己不要那麼依戀你和所有其他親愛的朋友們，但現在看起來是白費功夫——我似乎比以往更加依戀友情……」（1755 年 6 月 4 日）。
除了上帝之外，以斯帖視友情爲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之一。
以斯帖最看重的是基督徒友誼中的坦誠、無拘無束、完全透明：「我認爲這是友情最最重要的部分，朋友之間應該坦誠相告，指出對方的缺點，對方若能夠虛心接受，就說明她們友情之真摯。」（1754 年 11 月 1 日）
真正的朋友是知己，是傾聽者，聽到我們內心真實的聲音，還依然愛我們：「我會珍惜你，正如你如此珍惜我，你我之間毫無隔阻，完全交託。」（1755 年 4 月 20 日）
之前我們提到了以斯帖擔心自己把友誼當作偶像來崇拜，但她也認爲基督教友情是一種真正神聖的喜樂：「除了與上帝交通之外，再沒有什麼比和朋友在一起更能滋潤靈魂的了。」 她還寫道：「除了私下的靈修之外，屬靈談話最能幫助我們信仰——真可惜，神的兒女居然如此輕忽了這份禮物。」（1755 年 4 月 20 日）
以斯帖·愛德華茲·伯爾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她爲我們樹立了一個傑出的榜樣，讓我們看到聖潔的基督徒友情以及她對這份恩典的神學反思。這不由得讓人展開遐想，如果兒子亞倫能夠在這樣一位母親的陪伴下長大，以她爲榜樣，爲她牧養，他的人生也許會不同。
譯：變奏曲；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Aaron Burr's Mother: An Exemplary Example of Evangelical Friend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