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紀初，卑微且處於邊緣地位的「耶穌運動」，如何在幾個世紀之後成爲了西方世界佔據統治地位的宗教？
這個問題是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著《基督教的興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本書內容亦收錄於該作者的另一本書《社會學家筆下的基督教史》中，後者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一書的英文版副標題，該書揭示了許多關鍵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瘟疫。事實上，若要理解「卑微且處於邊緣地位的『耶穌運動』」爲何會興起，我們首先需要理解它在應對瘟疫上是如何引人注目的。
我會在本文簡要概述歷史中的四次流行病，以及當時的教會如何以基督的方式回應。看到這些例子時，願我們被他們鼓舞，即使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爲自己的時間和安排做出調整。他們英勇的犧牲所展現的關心貧苦人群的動力，完全是效法基督的；我們也應在落實愛心之時敢於更多自我犧牲。同時，因爲我們有可能成爲病毒的攜帶者，所以在今天如果想要效法這種行爲，我們需要仔細考慮這種智慧。當我們觀察這些歷史中的例子時，聖靈會帶領我們做出應用，我們自己的靈則會因其中的信、望、愛而振作。願我們在這個流行病時代，在這觀望的世界面前活出耶穌的智慧與道路。
塞浦路斯瘟疫（公元249-262年）是一場致命的流行病，在爆發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死於羅馬。儘管瘟疫嚴重削弱了羅馬帝國，但基督教對它的回應卻贏得了欽佩與更多的追隨者。
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如此記載：
我們絕大多數的弟兄都表現出極大的愛與忠誠，不愛惜自己，單單爲對方考慮。這些弟兄們不顧危險、照顧病人，獻身於對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裡服侍他們，並最終與他們一同安詳地離世。他們認爲自己被感染後，便能體會鄰舍對此病痛的感受，並充滿喜樂地與鄰舍同哀哭。許多人在護理與照顧他人時，使對方的死亡轉移到自己身上，代他們而死。
這種明顯的效法基督（自己取死以給人生命）與教會之外的人形成了顯明對比。狄奧尼修斯繼續寫道：
異教徒的情形則截然相反。他們拋棄了那些剛有疾病端倪的人，逃離至親的朋友。他們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聯繫與關係。然而，儘管他們竭盡全力，這瘟疫已然難以逃脫。（《教會史》[Eccl. Hist]，優西比烏[Eusebius]，7.22.7-10）
瘟疫加速了生命的自然歷程，深化了我們對死亡與脆弱的感受，並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展現那反文化與無條件的愛。教會在公元二世紀迎接挑戰，贏得許多人的羨慕以及皈依。一個世紀後，類似的變革再一次發生。
斯塔克估計，公元251年時，基督徒人口僅有120萬，佔帝國的1.9%。儘管教會仍然只代表帝國的一小部分群體，但這與二世紀初相比已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然而與直覺相反，另一場瘟疫也促成了教會的前進。
這場瘟疫與之前不同（我們猜測也許是蕁麻疹），但與一個世紀前的那場瘟疫有著同樣高的死亡率。人們遺棄了意大利的城鎮，有些是永久遺棄。軍隊以及羅馬帝國的基礎結構都遭到大規模削弱。然而，基督徒在那場考試中的表現再一次引人注目。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這樣寫道：
這場看似可怕與致命的瘟疫來的正是時候且必要，它拷問每一個人心中的公義，並考驗人類的心靈；（健康者）是否照顧病患，親友是否盡職盡責地愛護親屬……醫師是否不拋棄受苦之人。
瘟疫「拷問」著我們，暴露出我們所行的是肉體之道（自我保護）還是聖靈之道（自我犧牲）。第三世紀的瘟疫在教會裡找到一群被聖靈充滿、跟隨他們主的道路的人。
基督徒的死亡率明顯低於普通人群的死亡率（只有約10%，雖然「只有」是個可怕的限定詞），弟兄姊妹在基督裡的彼此相愛，一方面意味著提供護理的人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另一方面意味著被感染的人得著更高的存活機率。由於這些基督徒令自己更易死亡，他們實際尋回生命。在瘟疫席捲過後，基督徒變得更有力。由於有更多的倖存者，他們在社會所佔的分量也更有力了。他們更有韌性，因爲他們在面對死亡時有一個強大的希望。他們藉著所遭受的苦難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因此作爲共同體時他們會更強大。
如果你想知道爲何從起初微賤且處於邊緣地位的基督教在公元300年時已擁有600萬信徒，斯塔克會告訴你：瘟疫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從14世紀起，黑死病就困擾著歐洲。它在短短五年內便滅絕了整整一半的人口，城市地區影響尤爲嚴重。疫情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反覆發生，其中包括1527年影響威滕堡的那場瘟疫。許多人逃跑了，然而路德與他懷孕的妻子卡塔琳娜（Katharina）卻留下來照顧病人，他們引用《馬太福音》24章41-46節作爲自己的準則：
我們必須遵從基督的話，「我病了，你們不來看顧我。」根據這段經文，我們彼此結合，即任何人都不能在他人有困難時拋棄對方，相反有義務協助和幫助他，正如我們自己也希望得到幫助一樣。
路德談到允許逃離的情況，並因意識到我們傾向於自以爲是，而警告基督徒不要因他人做出不同的抉擇而相互論斷。 但寫道他自己的責任時，他說：
執事們和我在一起，當然與我們同在的還有基督，因祂的同在我們便不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去面對這一切。雖然祂的腳跟被魔鬼所傷，然而祂卻仍要在我們裡面勝過那古蛇。請爲我們禱告，在主裡向你道別。（1527年8月19日）
我們應注意撒但與基督都在路德的思想中佔了很大比例。撒但從起初就是謀害者（創3:15），牠站在瘟疫背後。
然而基督卻更強大，也更參與其中。祂在那些提供照看的人們中間，在病人們中（參上文的太25），祂也在教會將要經歷的勝過撒但的勝利中，這場勝利甚至包括了瘟疫後之恢復的小型勝利。路德與卡塔琳娜倖免下來，這場激烈的考驗印證了基督的道路是真實的。
截止19世紀50年代，倫敦是世界上最強大及富有的城市，其人口超過兩百萬。1864年爆發的一場霍亂擊中了倫敦人民心中的恐懼。
查爾斯·司布真當時只有20歲，來到首都牧養新花園街禮拜堂（New Park Street Chapel）。他之後回顧這場瘟疫，將其視爲他自己以及這座城市的學習的關鍵時刻。
如果頭腦在某一時刻非常敏銳，那一定是死亡在門外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來到倫敦時，因著霍亂正在肆虐，人們非常渴望地聆聽福音。那時幾乎沒人會嘲笑信仰。
他講述了拜訪一個曾反對他的垂死男子的故事：
那個男人，一生都習慣於嘲笑我。他經常用粗俗的語言譴責我是個僞君子。 然而，他並沒有被死亡的飛鏢迷惑，而是開始尋求我的陪伴與輔導，毫無疑問，他雖然嘴上不說，心裡已將我視爲上帝的僕人。
這個世界如沙般分崩離析已是既定事實，但這往往需要今生生活颳起的風暴來揭示。司布真將那個時代的瘟疫視爲一場風暴，促使許多人到基督這磐石中尋求庇護。
有許多因素使我們今天的時代與眾不同。在有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醫院之前，並不存在專科並專業的醫療保健。更重要的是，前幾代人服侍病人時，並不知道對方的疾病是如何傳播的。但我們知道照顧者可能成爲無症狀的病毒攜帶者。在這種情況下，自我隔離而非感染想要愛的人，可能是眼下最有愛心的事了。雖然愛的外貌在不同的年代可能看起來有所不同，但愛仍然必須以此爲目標，即一種由聖靈引導的、而非以肉身的自我爲中心的愛。
所以我們可以：
編注：這4個功課整理自Glen Scrivener製作的一部視頻，其中包含教會歷史上三個基督徒在大瘟疫中堅持不懈的例子。
譯：許志斌，校：JFX。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sponding to Pandemics: 4 Lessons from Church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