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裡，加拿大兩位主要政治領袖講了兩個不同版本的加拿大起源故事。正如「1619 項目」（1619 Project）試圖重新定義美國建國敘事，我們的領袖也在設法重新定義加拿大的建國敘事，要麼把它講成歐洲進步的延續（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稱加拿大是「非歐洲國家中最歐洲的國家」），要麼把它講成更古老的「法治」與自由傳統的延續（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常常提及 1215 年起草的《大憲章》[Magna Carta]對英國、乃至加拿大的影響）。
由於反美情緒日益高漲，兩位領袖講述的故事似乎都刻意避開美國。在卡尼看來，鑑於川普的言行，加拿大必須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在博勵治看來，加拿大與自由、與「加拿大夢」的歷史淵源，跟共和黨毫無干系。說到底，這是一個關乎根基的問題。
兩人似乎都相信：我們曾經是什麼樣的人，多少決定了我們應當成爲什麼樣的人。這話有幾分道理。同樣地，人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所造，這一事實也決定了我們應當成爲怎樣的人。值此美國建國 250 週年之際，我們加拿大人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加拿大人身份？而作爲基督徒，又該如何看待我們兩個國家的起源？
今天（本文寫作日期——譯註）是 7 月 2 日，不是 4 日。但這個日子自有其分量：《獨立宣言》的第一份完整草稿正是在這一天完成的。隨後兩天裡，文件經過了幾處重要修改，包括刪去一段譴責奴隸制的文字。而正式簽署其實要等到 8 月。但簽署之時，北緯 49 度線（美加國境線——譯註）以北沒有代表參與落筆。加拿大的身份認同，部分正是由我們對美國革命的拒絕所塑造的。
不簽字還只是一方面而已。1776 年，效忠派（loyalists）屢屢迎擊並擊退北上的叛軍。那年夏天，喬治·華盛頓接到的戰報，是他的部隊正從魁北克城和蒙特利爾節節敗退。戰爭期間，大約有四五萬移民從十三殖民地遷入加拿大。他們北遷，恰恰是因爲不願造反。我們的忠誠、不好爭鬥、還有那份彬彬有禮，都可以追溯到早年那批北上定居者的品性。
小學時，我背過那段著名的演講《我叫喬，我是加拿大人》（「My Name is Joe and I Am Canadian」）。加拿大讀者對細節一定記憶猶新；不過，容我對美加邊境以南的讀者解釋一下。2000 年3 月，正值多倫多楓葉隊爲季後賽席位纏鬥之際，摩森加拿大啤酒（Molson Canadian）推出了一支廣告：一個名叫喬的普通人站在劇場舞台上，來了一段激情演說。
喬說的有些內容趣味十足，他拿加拿大英語和美式英語的差異打趣：「toque 是帽子，chesterfield 是沙發，Z 念 Zed，不念 Zee，是 Zed。」另一些台詞就帶了鋒芒：「我相信維和，不是當世界警察；我相信多元，不是同化。」這幾句顯然是衝著美國人去的。不過他隨即又把氣氛調輕鬆了：「還有，河狸是一種真正高貴而值得驕傲的動物。」
加拿大人就是不同於美國人。這是加拿大人身份的核心。而我相信，這些差異不僅對加拿大有益，對美國同樣有益：我們提供了美國人所缺的視角。反過來，加拿大人也當向美國人學習，免得染上自鳴得意的優越感（可惜這毛病我們常犯）。我見過不少美國朋友驚訝於我們在疫情期間對政府的順從姿態，或爲醫療協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簡稱 MAiD）政策感到憤慨，或爲咄咄逼人的仇恨言論管制立法而擔憂。他們看得見我們的盲點。美加兩國文化不同，而這不同是件好事。
我對兩國歷史讀得越多，就越傾向於這樣一個結論：美國立國於理念（ideology），加拿大立國於技術（technology）。1776 年，美國人圍繞著一些觀念凝聚起來，比如「無代表不納稅」，認爲國王徵稅而沒有給予代表權，是一種惡。他們讀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並廣爲傳揚，強調政府爲服務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爲政府而存在。美國立國於觀念之上，其中許多是良善而公義的，也有不少很成問題，比如奴隸制的擴張，比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又譯「天定命運」，最初爲 19 世紀時的政治標語，指的是 19 世紀美國定居者所持有的一種信念——認爲美國被上帝賦予了向西擴張至橫跨北美洲大陸的天命）謬論。良莠混雜，但理念始終是美國立國之核心。加拿大卻不同。
第二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之際，不列顛哥倫比亞（卑詩省）的居民還沒拿定主意要不要加入加拿大。他們用的是美國郵票，商人們與舊金山的生意往來遠多於多倫多。1867 年，美國剛從俄國手裡買下阿拉斯加。1871 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代表前往渥太華商談入盟事宜，去的路上還得取道美國。
最終，他們決定加入。不是基於什麼理想，而是基於一項技術的承諾：一條連接兩洋的鐵路。同樣，若沒有哈德遜灣公司和毛皮貿易，今天的加拿大會是另一副模樣。加拿大的擴張遵循的多是緩慢而務實的原則（偶爾也動用強力），而非革命，更非「昭昭天命」那種「神授征服」的教義。[1]
加拿大的技術性起源並沒有抹殺我們的思想產出，相反，這種技術性起源塑造了我們。正如阿瑟·克羅克（Arthur Kroker）所言：「加拿大對北美思想的主要貢獻，是一套高度原創、體系完備而雄辯的技術論述。」[2]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喬治·格蘭特（George Grant）、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等許多加拿大人的著述，影響了邊界兩側後來一代又一代的技術批評者。我們兩國有許多共同之處，然而各自獨特的起源也投下了各自的陰影。而要看清這些陰影，最好借助彼此的眼睛。
卡爾·楚曼（Carl Trueman）常說，現代性的歷史就是渴望調和兩個理想的歷史：自由與歸屬。說得簡單些，美國把前者放在首位，加拿大把後者放在首位。兩者都是美善的，都合乎聖經。難的是找到那個恰當的平衡。
有時候，聽著美國人那份響亮、那種在任何議題上都敢於發聲的勁頭，我會爲加拿大缺少這樣的聲音而嘆息。記得有位美國超大型教會的牧師來加拿大，放話說：「加拿大從來沒出過偉大的傳道人。你們得解決這個問題。」儘管我可以爭辯說卡森（D. A. Carson）就夠得上這個標準（他生於魁北克、長於魁北克），但我承認：比起美國人，加拿大人對大教會、對個人魅力型的明星傳道人，要不自在得多。加拿大人喜歡歸屬。我們不想去看一場演出，我們想加入一個群體。
這又把我們帶回美國的立國根基。如果一個人宣告自己不需要他人，那他就是在說謊。當然，1776 年的美國並非如此，他們是一同宣告獨立的。但美國精神裡確實有那麼一種獨立精神，「我不需要你，我自己來。」在我這樣的人聽來，這不只是想岔了，甚至可能是不合基督信仰的。神說，那人獨居不好。獨立本身並不是美德。正如美國作家凱利·卡皮克（Kelly Kapic）所說，我們受造，本是爲了歸屬於神、歸屬於彼此。[3] 我們受造，本是要彼此依存；我們受造，本是爲了歸屬。
同樣，我們受造也是爲了自由。唯有在基督徒的群體裡，在基督的身體裡，在聖徒的稱義裡，我們才能既有歸屬，又享自由。在基督裡的自由，是能夠爲基督而活的自由，而不是擺脫一切義務的自由。
想到喬治·華盛頓的謙卑、托馬斯·潘恩對民主的熱忱，以及美國立國根基上那份善惡交織的道德遺產，我心存感恩。而我也同樣感恩，自己歸屬於加拿大。我爲我們兩國的自由而禱告：「爲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 2:2）
我們很容易把美加兩國的美好視作理所當然之事。歷史學家（也是加拿大福音聯盟專欄作者）邁克爾·海金（Michael Haykin）一場關於多倫多的講座，還有戴維·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對 1776 年的重述，都提到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們兩國的起點上，罪都同等猖獗，娼妓、酗酒、賭博、蓄奴、偷盜、撒謊、褻瀆，不一而足。我們不該把過去說的如何美輪美奐。唯一真正完美的起源故事，只在聖經開篇的那幾頁裡。
話雖如此，恰恰是當我們忘記自己真正的起源，即道德、自由、歸屬的起源時，我們才會走入歧途。傑斐遜最後修訂《獨立宣言》時，決定把「我們認爲這些真理神聖而不容否認」（sacred and undeniable）一句，精簡爲「不言而喻」（self-evident）。正如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中肯指出，[4]《獨立宣言》所描繪的包括平等、生命、自由在內的許多價值，並非所有文化共有。這些價值絕非不言而喻。對它們最好的表述，恰恰在基督信仰之中。
這個危險擺在所有人面前，對我們身處西方的人尤甚：我們承認這些禮物的美善，卻認不出那位賜予者。我們暢遊在基督教化文化的種種益處之中，卻渾然不覺自己是溼的。像傑斐遜一樣，我們把神藉普遍恩典所賜下的、藉特殊啓示所吩咐的，統統視作理所當然。但願我們不至如此。
願所有人都被視作上帝的形像——無論是未出生的胎兒還是年邁的長者，原住民還是移民，自由人還是奴僕，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加拿大人還是美國人。讓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過往，既看見良善，也看見過犯，並在聖潔的上帝中追尋我們的幸福。願執劍掌權者秉公行義，願掌管教會鑰匙者謙卑服事。願基督在我們的國家再受尊崇二百五十年，藉著愛鄰舍和傳揚福音，或者，願基督早日再來。
我叫安德魯，我是一個加拿大基督徒，我爲美國感恩。
[1] 關於加拿大歷史這些方面的更詳細論述，參見斯蒂芬·R. 鮑恩（Stephen R. Bown）所著《統治：鐵路與加拿大的崛起》（Dominion: The Railway and the Rise of Canada）（多倫多：雙日加拿大出版社［Doubleday Canada］，2020 年）；以及鮑恩所著《公司：哈德遜灣帝國的興衰》（The Compan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udson’s Bay Empire）（多倫多：錨加拿大出版社［Anchor Canada］，2021 年）。
[2] 阿瑟·克羅克（Arthur Kroker）《技術與加拿大思想：英尼斯/麥克盧漢/格蘭特》（Technology and the Canadian Mind: Innis/McLuhan/Grant）（蒙特利爾：新世界視角出版社［New World Perspectives］，1984 年），8 頁。
[3] 參見凱利·M. 卡皮克（Kelly M. Kapic）《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fe），載於「新教義研究」叢書，邁克爾·艾倫（Michael Allen）與斯科特·R. 斯溫（Scott R. Swain）主編（大急流城，密歇根州：宗德萬學術出版社［Zondervan Academic］，2025 年）。
[4]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重塑世界：1776 年如何創造了後基督教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2023 年）。
譯：MV；校：JFX。原文刊載於加拿大福音聯盟英文網站：250 Years Later: Canada, America, and the Gift of Difference.
